打仗呢……’他还是个急性子……
“在这次战斗中，当敌人的坦克向我们进攻时，有两个人胆怯了。结果好多战友被打死了，我背到弹坑里的伤员也被敌人抓住了。本应该有一辆救护车来救他们……主要是那两个人一害怕，大家都慌了。散兵线动摇了，后退了，把伤员丢下不管了。后来我们回到伤员那儿，见有的人被剜去了眼睛，有的人被剖开了肚子。法西斯对我们的伤员也这么狠毒……
“我耳闻目睹了这副惨景后，昏迷了一整夜。早晨，全营整队集合，两个胆小鬼被押了出来，站在队列前。大家都认为应该枪毙他们。得有七个人来处决他们……但只有三个人走出队列，其余的人仍然站着不动。我端着冲锋枪走出队列。我一走出来，所有的人都紧跟着走了出来……决不能饶恕这两个孬种，就因为他们，那么多勇敢的小伙子牺牲了，最优秀的战士牺牲了……
“当时有个侦察连长爱上了我。他常常让他的士兵给我送纸条来。我只同他谈过一次，对他说：‘不行。我爱着另一个人，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走到我跟前，靠得非常近，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扭头走开了。迎面是枪林弹雨，可是他走路连腰也不弯……
“后来，我军已经达到了乌克兰。我们解放了一个集镇。我想：‘散散步去吧，看看光景。’天气晴朗：农舍都是雪白颜色，村后是一片新坟，……那儿安葬着为解放该镇而牺牲的同志。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身不由己地被吸引了过去。每座坟头上都有一块碑，上面有死者的相片和姓名。……蓦地，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那位向我求过爱的侦察连长，他的名字，叫……
“我不知所措。太残忍了！正好在这时，他的部下，连里的一群小伙子来给他上坟。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都给我送过纸条。可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好象根本就没我这个人似的。第二次我又遇到他们时，依稀觉得，他们好象不能容忍我还活着，巴不得我死。当然，这是我的感觉……
“我从战场上回来，大病了一场。时间很长，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医。最后遇见一位老教授，治好了我的病。他说，如果我是十八、九岁上前线，体质可能还强一些。而我参军时只有十六岁，这么小的年龄，身子当然伤得厉害。
“‘用药，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他对我说，‘能治一治你的病。但是，如果你想彻底恢复健康，生活下去，那么我唯一的劝告是：你应该嫁人，尽量多生孩子。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您。每生一次孩子，你就会得到一次脱胎换骨……’”
“您那时多大年龄？”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刚二十岁。不过，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嫁人。”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非常疲劳。也比自己的同龄人大得多，简直是个老太太了。女友们都在跳舞、开心，而我却做不到。我已经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待生活了。尽管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来，不少年轻小伙子还来追求我，可是我的心灵已经疲惫了。我所经受的东西，就是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经受得住。……手术帐篷，简直就是专门堆放断胳膊断腿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年轻军官和我一块儿走进手术帐篷，想让我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可是一开门，往里面一看——他呀地叫了一声……吓得昏倒在地上。男人也忍受不了啊……
“塞弗斯克城下战火纷飞……我给您讲过我是怎样在一天里背回五十七个伤员的。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份战地小报，上面写着这段事儿，写的是我和我们第三十七近卫师一八O步兵团第一连的事迹。多么残酷的战斗，多么紧张，仿佛耳朵都往外流血似的。每天清晨醒来，就象刚生过一场大病……”
“您后来嫁人了吗？”
“嫁人了。我还养了五个儿子。现在已经有孙子了，而且我还成了一个蛮不错的母亲和蛮不错的奶奶。可我刚从战场回来的那会儿，以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生儿育女了。
“如今回想这一切时，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了，而好象是另一个姑娘……”
我心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感情：敬佩和困惑，惊诧和疑虑，还有痛苦和同情。这些感情驱使我更加仔细地端详这张面孔，更为认真地倾听这一声音，我深深思考着，同时生活在昨天和今天两个时代的她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我们只不过是听到而已。但了解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些东西已经无法知道，而只能是一种愿望罢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伟大的托尔斯泰，他也同样产生过这种感情，但马上又对它予以指责：“当你们猛地打开大门时，只见四、五十个截肢者和重伤员横七竖八，只有几个躺在床铺上，大部分都睡在地板上，那景象和气味突然使你们毛骨悚然。不过，不要相信这种使你们停在大门口的感觉——这是卑懦的情感……”
我们所要怜悯的，不是承受着这些痛苦记忆的她们，而应该是我们自己，而要想真正地爱护自己，就不该拒绝对这些残忍的了解。应当与前辈们共同分担，以全副身心去承担自己的那部分。况且，这是文献，是不刊之论，这是她们用鲜血写成的，用全部生命，在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年的白纸上写成的……
第08章“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今天，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街上的：我从书本和电影上早巳十分熟悉的、在信封和电报纸上习以为常地写过无数次的这个名字，突然间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神秘感，代之而起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具体性。
乘了半个钟头电车，我赶到市区的另一头，去看望他的女儿们。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她照片上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任教。她坦率地承认，离开故乡很觉寂寞，但又不能经常回来：家庭、工作——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不久前孙子又出世了，要操劳的事儿更多了。一个“有工作的奶奶”真不好当。
“回忆？最好是别去想，到时候欲罢不能，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战争岁月离得愈远，就愈是可怕，而不是相反。
她们两人，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在她们父亲的镶在沉重的老式镜框里的大幅照片下面，我记下了她们的故事。
旁边座着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她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看看女儿们。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往后方去，男人则迎头向前方赶。康拜因司机，拖拉机司机，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辆一吨半卡车上装满了这些司机，其中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于是我们就把孩子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又谈起她的女儿们来：“要是我们留在家乡，她们就会上前线去参战，那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们还是跟别的人一道疏散吧。苦也苦在一起……”
这以后，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再没有插进一句话，只是用她干枯的手把胸前高高翘起的装饰领结往紧里系。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我们那时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岁半，奥丽雅十六岁，弟弟廖尼亚十三岁。那几天，我们刚好要送奥丽雅去少年儿童疗养院，父亲也想和我们一起去乡下。可是这天夜里他实际上没在家过夜。他白天在州党委会办公，深夜人们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来。他跑进厨房，匆匆吃点东西，说：‘孩子们，战争爆发了，你们哪儿也别去，等着我……’“到了夜里，我们离开了家。父亲有一件他最珍贵的西班牙战争纪念品一—一支猎枪，很名贵，带弹夹。这是对他勇敢作战的奖励。他把猎枪交给哥哥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男子汉了，应该照看好妈妈和妹妹……’“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支猎枪。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或者换了粮食。可是这杆猎枪却始终保存下来。我们不能同它分开，它寄托着我们对爸爸的怀念。
“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激烈的扫射。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留在外面。我帮助医生包扎伤员，纠缠着一位女大尉军医要求参军。后来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可是我想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比，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是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躺着死人，凝着血……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遇上轰炸，我受了伤。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在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睁开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能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准了我的假。我设法找到了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的熟人才互相找见的。大家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
“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别人进出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当时就是这样一副情形。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统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象袜子，又不象靴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统靴，一个人穿便鞋，然后再调换。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了。我们路上吃的东西，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象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行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区、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成立了，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它全是由自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把我们编入一个骑兵连。
“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地学会了骑术，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这是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眼下骑兵们象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呜，简直飞到空中了，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