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而干水文工作又需要一副好视力，我只好从零开始生活……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都讲出来？因为，倘若说我们每个人战前几乎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话，那么战后我们可是饱经风霜了。战后的这段生活是不能不回忆的。正是战争教会了我们把握战后生活的要领。在战争中，我对于人类无穷尽的能力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经受了血与火的各种磨难后，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人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我所保存下来的最强有力的信念……”
我想起了一个物理实验：如果在一堆纷乱的铁屑中放入一块磁铁，那么立刻就会得到一套固定的图案。由此我又想到，战争把不是百把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姑娘的命运组合成跟什么类似的图案呢？我只选择了这几个人的遭遇，而放弃了其他几十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叙述她们如何“打仗却不开枪’的经历，告诉人们，在战争岁月里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子也是多么恐怖和折磨人，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我想，别的妇女们是会原谅我的。这本书本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但愿能把它称为“人民之书”
第10章“关于一丁点儿大的小土豆……”
希特勒步拿破仑的后尘，向他手下的将领抱怨说：“俄国人打仗不讲章法。”所谓“不讲章法”，指的是被劫往德国而中途遭焚的小麦，指的是沦陷的市中心满天飞舞的苏联情报局战况通报，指的是游击队对戒备森严的德军司令部的勇猛袭击，指的是驶往前线的德军军列在深夜遭到爆炸……这一切，无疑囊括了游击战和地下斗争中的英雄与无名英雄们的大大小小的功勋，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斗争的具体情况吧。譬如，地下活动是怎么回事？它并不是接连不断的出击，而是每时每刻的精神负担，是在漫长岁月里缺乏个人安全的感觉。
“解放初期，我每次上街总是习惯地环顾四周，仍然情不自禁地担心……我不能在街上平平静静地走路，老是边走边数汽车……在火车站就数火车……”——当年的女地下工作者谢多娃对我说。告别熟悉的乡邻、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离开生你养你的故乡，去参加游击队，这是怎样一种情形？让我们来假设有这样一个士兵，他在前线打仗时并不是无牵无挂单身一人。而是被自己的家人包围：妻子、儿女、老母——那他会怎样？法西斯坦克每时每刻都可能开过来，德国冲锋枪手随时都会从岗峦后面钻出来……在前线，每个人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在这里呢？同样也在拿生命冒险—一尽管不是最可怕的冒险，也不是直接的严酷考验，但，这就是每天每日的英勇行为……
女人们记着这一切。
我同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的会见是在她办公室里进行的。她现任勃良斯克州加吉柯夫地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我们的会见安排在晚上，大楼里的喧闹声、急匆匆的脚步声都消失了，只有清洁女工的水桶不时地在走廊里碰出声响，还有放在保险柜（这是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必不可少的用具）上的一台收音机里传出的男播音员的声音使我们在下班后的寂静中还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
我立刻发现，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属于那种温柔善良的女人，从不会摆官架子，也从不做发号施令，盛气凌人的手势。与其说她是一位有三十年党龄的党务工作者。不如说她是一个受到学生爱戴的乡村女教师。
“总算安静下来了。”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看了看那三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白的、黄的、红的。、可是这时白电话机突然又响起铃来。
“是我小女儿打来的……她在等我回去吃晚饭。可我们的谈话大概不会很快。我这儿不常有白俄罗斯客人光临。……要来的都是稀客，当年我就在那儿，在你们白俄罗斯的密林中，打过游击……”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贝托施地区游击旅女侦察员）说：
“那次，我完成了一件任务，再不能继续留在村里了，于是便到游击队去了。敌人把我母亲抓进盖世太保机关，弟弟侥幸逃脱了。敌人残酷折磨母亲，拷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每次打仗，法西斯就把她和本村的其他妇女一起押在前面走。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住狗命。两年当中，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我们正要打伏击，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法西斯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才突然看见自己的亲人在里头。这时大家最紧张的是等待指挥员发布射击命令，大家在痛苦中煎熬着。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挺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一旦下达射击命令，你就得开枪。我自己也不知道朝哪儿开枪，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妈妈活着，还是倒下了？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有的人倒下了。我搞不清妈妈是否还活着，一连两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活着，我这才又恢复正常。就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又经历这么一回。我发现，要是搁在今天，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可当时，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也许因为情势逼得我必须忍耐。我现在还常常想，那真是情势逼人呀……
“直到现在，我耳畔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可曾听到过这种声音？您是不可能听到的，听到也一定受不了。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象是从地底下，从阴曹地府传来的声音。这已不是孩子的喊叫声，不是人的声音，而象是坟墓里的绝叫。从此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内心里只有一个要求：快快杀敌，尽可能地多杀敌人，用最厉害的方式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随手掐死他几个。我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他们对待我们的人太残酷、太疯狂了。你们今天可能不会相信这些。可是如果你们亲眼看到，在村子中央燃起一大堆火，把曾经教过你的老年女教师活活扔进火里，你们就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了。敌人还把—个年轻小伙子剁成几段。他们还用锯于把人活活锯死……这些受害者全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你女友的父亲，有你中学的同学……投奔游击队的人，最不忍说的话就是：萨沙。或者玛沙，你母亲，或你父亲，被敌人枪杀了，或者烧死了，被狼狗扯碎了。这是最可怕的事了。一切都可以忍受，唯独这种事不能容忍。我们甚至都觉得，宁可自己默默忍受亲人牺牲的悲痛，也此到队伍里告诉同志他的亲人怎样被杀害要轻松一些……
“我们那时都很年轻，非常牵挂母亲和姐妹，很想念她们。我们想的、说的，就是怎样回家，怎样跟亲人会面，怎样从此过另一种生活，再也不惹母亲生气……
“已经是四三年了，希特勒匪帮逃跑前夕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她在临死前还在为我祝福：
“‘去吧，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她并没有说要杀敌报仇之类的话，她说的是另一番话，女人的家常话，要我们在亲人死后仍能平静地生活和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我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
“‘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应我的孩子们！’“所以，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他一直打到柏林，从前线回来时又是伤，又是病。战后并没有活多久，很快去世了……就这样，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一个。母亲的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还有一件事。当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时，心乱如麻，坐卧不安——我应该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了她们，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跑上去，用手挖了起来，翻出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我看到她，大叫一声，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躺在床上想：母亲是因为我才死的。不，不是因为我……如果我由于担心亲人而不去斗争，如果另一个人也和我一样，第三个、第四个人都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但我不能对自己说，我没产生过这种念头，没目睹和感觉过那些惶恐。我也不能说，我对自己的亲娘向我走来视而不见，并且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您不能想象，怀着这种感受是怎样痛不欲生，时间越久，越是苦不堪言。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一团焦糊味使心口发闷。……您不知道，人体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现在如果哪儿着了火，我就必须赶到现场，这是我的工作。可是要听说是畜牧场失火，我就说什么也不去。我不能去，因为那儿会使我想起人体烧焦的气味。有时深夜醒来，跑去取香水，我觉得香水里也有这种气味。我实在无法把这些从记忆中抹去……”
地下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是特殊形式的斗争，是专门性的斗争。它要求人们具有特殊的品质。“必须习惯于在你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表面的人，人人都认识；一个是仅仅有几个人了解的人。地下工作的首要原则，就是尽可能少地让人了解你……”—一卡希契金娜（女地下工作者）说。这一斗争要求人们做出不可思议的特殊牺牲，它的原则就是在人的最亲密关系的领域内也要体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冷漠。女人受到的考验尤为严酷，因为她们不仅是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而且又是母亲、妻子和女儿。最可怕的折磨随时在伺候着她们。在这些考验面前，死亡、牺牲反倒是轻松的了……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雅德维佳·米哈依洛夫娜，萨薇茨卡娅回忆说：
“在我们参加地下斗争时，人家警告我们说，这很危险，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活下去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是我们那时根本不考虑自己。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反抗法西斯敌人的事业上。我一看到德国鬼子，首先就觉得心脏紧缩——整个身子都疼，每个细胞都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应当想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敌人，决不能姑息容忍他们。在那几天里，我一下子变得和战前不一样了，仿佛已成了另一个人。仇恨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这种仇恨比我们对亲人的担忧、此我们对死的恐惧要强烈得多。当然，我们时刻都在思念亲人。可是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好选择。不能让法西斯分子赖在我们的国土上……
“比如，有一次别人告诉我说，盖世太保准备来抓我，我便投奔了游击队。我走了，只有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她装作又聋又瞎，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盖世太保还是把母亲抓走了。可是，我继续战斗的愿望，向敌人复仇到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原来第二天我刚走，盖世太保就闯进我家；虽然按照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妈妈装得又瞎又聋，敌人还是无情地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儿。母亲后来病了很久……”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说：
“我的一位女友，卡佳·西玛柯娃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观察敌人的情况。有一回，一个法四所分子喊住她，她张着嘴巴，装出痴痴呆呆的样子。她是在拿自己的女儿冒险哪……
“我们那儿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八岁。有一次，需要炸敌人的一座饭厅，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炉灶里，可是先得把它带进敌营呀。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包带进去。她把炸药包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二十个鸡蛋，和一些黄油。就这样，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据说，保护子女的母性是最强大不过的。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没别的法子了，毫无办法……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被敌人用大火堵在板棚里，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认他们是谁家的人。
“村里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谁也不说话。做母亲的要有怎样坚强的一颗心才不致于喊出声来呀……她没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任何功绩都能受勋，而对于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也嫌不够呀……。——游击队女交通员卡斯贝洛维奇感慨地说。
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母亲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这是应该的，是她的岗位。可她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在当时她也不要什么证明，因为她用不着，照样象每个苏维埃人那样贡献着力量。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了几天，我回到营地，母亲看到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