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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前沿阵地，仿佛比那些年纪丈一些的人还能吃苦。我不知道这现象该如何解释。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们体重要此我们重两、三倍，除了他本人的体重，还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军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压在身上，一点点往回爬。放下这一个，马上去背下一个，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都得这样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却只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员的体重。真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斯特列尔柯娃，助理军医）。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在战争开始时刚好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毕业，确切地说——她们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毕业证书的。她当即申请上了前线。她奉命跟着特工分队秘密前往敌后，走遍了整个白俄罗斯的游击队通道。战后她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长期从事战争的研究。”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讲述说：“我在自己制订的诸多研究选题中，自然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什么原因促使女人参加战争的？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特点。当我们的妇女看到她们的国土要沦丧、民族要灭亡时，她们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给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烧饭做菜的。另外，妇女解放， 男女平权，在战争初期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比如，我们在战争第二天就从学校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让我们上前线吧！’其实，我们对前线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上前线还很糊涂。不用说，我们被拒绝了：‘去吧，先去通过国家考试。’“我们通过了考试，又来申请上前线。姑娘们都提出了申请……当然，战争，这绝对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战争变成自己的职业。女人不可能适应这种职业，尽管她们天生具有适应才能，在吃苦耐劳方面此男人强好几倍，尽管她们是母亲，她们必须保卫、守护自己的孩子，她们比男人更富于韧性——这是她们的天性。然而，她们终究不能习惯战争。
“我们在四二年越过前线，驻扎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天夜里，他们一个劲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象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
“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我们现在完全是用另一种感情来看待这一切了。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因为我们有女人的天性。当然，我们全都迫使自己适应战争，迫使自己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可是却要付出十倍的艰辛。
“男人们出于自己的天性，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儿不久前埋怨她的丈夫：‘唉，他居然不记得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了。他不再爱我了……’是的，男人在这方面是无所用心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于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对待感情有另一种标准。所以，谈到战争中的女人，必须考虑和顾及到我们女人的心理……
“不过，在危急的情况下，女人，这类柔弱而冲动的造物，却显出比男人更有力更善于忍耐。我们常常一口气急行军三、四十公里……马匹累倒了，男人们支持不住了，而女人却一边走，一边唱。姑娘们能从战场上把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汉背回来，而且四肢不会动弹的男人显得更加沉重，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
好多年过去了。当薇拉·萨弗隆诺夫娜用见证人和史学工作者的目光来回首往事时，仍然感到惊讶：她当年怎 么会做到这一点的？她们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她们的路确实走下来了，困难克服了，仗也打下来了。这种女性的自我牺牲行为，从道德上看真是无法估价。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回忆说：
“有关部门不批准我上前线，嫌我年龄小，我当时刚过了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拿到通知书，她就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战士们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他们总觉得我可怜。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有‘喀秋莎’炮，它就伪装着隐蔽在我们后面。它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亲爱的？’“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敌我双方肉搏时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坚骨咔咔响。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在后面，稍稍靠后。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那时已经多年不打仗了，可我还是经常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哭泣……”
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同情她们，照顾她们，尽可能地体贴和爱护她们。可是环境往往不可思议地迅速改变人的感情，使怜悯转化为残酷。譬如，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列兵，卫生指导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
“我背着第一个伤员时，两腿软绵绵的。我一边背着他走，—边低低哭着：‘你可别死啊……你可别死啊……’我一边包扎，一边哭着，一边跟他说话，我真是可怜他。一个军官从旁边走过，对我大骂起来，甚至骂得很凶，跟所有这种场合里的男人一样……”
“为什么他要骂您？”
“因为象我这样怜悯和哭泣是不许可的。我累得筋疲力尽，而伤员还很多。
“我们乘车一路过来，到处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脑袋泛着青色，就象被太阳晒过的土豆……”
在列兵卫生员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的故事里也讲到了这种事：
“伤员从战场直接运到我们医院。一次就有二百多人挤在板棚里，而护士只有我一个人。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在什么地方了……好象是在某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记得，当时我连续四天没睡觉，没坐下歇歇，每个人都在喊我：‘护士……小护士……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躺在地上立刻昏睡了过去。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健康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没有力气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不必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初遭遇：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救护的第一个伤员，见到的第一个死人……大家都想把这一切留在自己心中。比如，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就想把自己在游击队生活时用过的每一件小东西都保存在博物馆里：木制茶杯，炮弹壳做的小匣子，降落伞缝制的女式衬衣。她讲给我听：‘不久前来了一个女游击队员，把降落伞做的衬衣，降落伞做的胸罩都带到博物馆来了。我们在游击队里都缝过这些小玩意。她把这些保管了四十年，当她病重时，她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才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了。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却嘲笑她：这算什么，有谁想看这些玩意？它们跟英雄主义有什么关系？ ……
我看着写字台上的一堆信件和录音磁带，它们向世人证明了：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成千上万。
第03章“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身边……”
我要去莫斯科访问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关于她，我所知道的情况在活页夹里暂时只占了一小页：十七岁上前线，在第五集团军三十二坦克旅第一营作战，任卫生指导员。她还随该营一起参加过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坦克大战。战后做共青团工作。鲍里索夫市的采访者收集了解放他们家乡的第三十二坦克旅的大量资料，也是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她。自从我在报上公布了几封有关战争的通信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少先队员们纷纷前来。就这样，很出我意料地，我身边出现了好些自告奋勇的帮手。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数十个被采访者的地址中如何进行选择？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访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后来我发现，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该采用另外一种筛选和积累资料的办法。我把现有的地址分类排好，努力体现这样一个原则：尽量记录不同军事岗位上的妇女的事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去认识生活的。尽管这个比喻有它的局限性，但这样假设是合乎逻辑的：护士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面包师看到的是另一种战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飞行员则又是一种战争；冲锋枪排排长看到的也与众不同……每个人仿佛都有自己的视野半径。这位女性是在手术台边工作的，她说：“我见过多少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啊……简直无法相信世上还会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们不是受伤，就是阵亡了……（捷姆琴科，上士，护士），另一位女性，是围着炊事车的锅台转的，她说：“有时打完一仗，谁也没活下来……热粥热汤全做好了，可就是没人来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还有一位女性的活动半径只是小小的飞行舱：“我们的营地在密林深处。有一次我飞行归来，打算在森林里散散步。这时已经是夏季，草莓都长出来了。我沿着林中的小径走着，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德国人，是被打死的……您可知道，当时我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死人，别看我已经打了一年仗。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码事儿……下面是一片火海，废墟……只要一起飞，我们心里便只有一个念头：找目标，扔炸弹，返航。我们不必去看什么死人，所以这种惊恐我们从没经历过……”（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而在女游击队员的脑海中，至今还会把战争与熊熊篝火的气味联系在一起：““干什么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汤啦。就是篝火烧剩下的一些黑炭，我们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袄啦、毡靴啦什么的，大家有什么都拿来……”（女游击队员薇索·茨卡雅）。
坦克部队的卫生指导员，通常都是由男人担当，而这里突然冒出个毛丫头来！在战争中，干什么都有风险，但坐在光溜溜的装甲外壳上面去冲锋陷阵，没有任何防护，只背着—个医疗包——这，已经不只是风险，而纯粹是惊险了。
我收到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信后，马上收拾行装上路了。
我们这个包厢里，总共只乘了三个人。饮茶的时候，我们依照惯例开始闲聊。
“喝茶，本该设法再吃点什么的，可是不行。医生不准，说我心脏不好……医生说，体力活动太少。脑力劳动过量了，体力活动却不够。”
“我也是不久前心绞痛突然发作。好在我有一幢别墅。人们各有各的健身办法。有人早晨跑步，有人举哑铃，而我呢，有别墅就行了……”
“我女儿是大夫……神经科医生。她说，现在人们缺少笑，缺少兴奋快乐，而事实证明，缺了这些，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不能没有……”
“我可是一直没有工夫……我们总在奔波忙碌。战后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一无所有，喝茶时常常没糖可加。可是只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时我们常常聚会。我们—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轻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干些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就是那个抱怨心脏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只称呼我的姓，而不便于叫名字。我的爹妈真会别出心裁，给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电学家），管弟弟叫卢宾（红矿石），而我叫米尔（和平）——米尔·加利斯特拉托维奇……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没给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机）……那时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时代。如今我们连宇宙飞船也造出来了，而不是什么收音机、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了。现在时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赛尼亚啦，娜塔丽雅啦，叶芙多基娅啦等等……”
这两个人都打过仗，因为他们的上装上佩戴着略章。（一种长方形的标志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勋章，奖章级别，供平时佩带。——译者注）
“年轻人哪里懂得当时的困难哟……”
“他们是懂的……我们不必责备他们。”
“不，他们根本就不想懂，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要，光知道爱护他们。可是他们理解我们吗？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不用问，这番话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便详细讲给他们听，我是去采访谁，为了什么……
“我先来跟您谈谈吧，亲爱的姑娘，”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神经质地用匙子敲打着茶杯。我已得知，他过去是个工兵营长。“那时有两个小姑娘到我这个营来，还要当什么工兵排长。谁知道是干部处的哪个蠢货把她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即把她们打发回去，尽管她们气得死去活来。就她们，居然还想到前沿去当工兵排长，排雷开路！”
“您干吗要把她们撵回去？”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