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六月。。阴险狠毒的魏忠贤怀恨在心，与其党羽冯铨、霍维华、杨维垣、李鲁生等谋兴大狱，血腥报复。他们就从杨涟等为熊廷弼辩解入手，视为一党，刻意打击。魏忠贤等人诬告杨涟揭发他的二十四大罪的疏稿出自熊廷弼之手；诬称杨涟等受熊廷弼重贿，为之开脱罪责；还指控周朝瑞“十日四疏”替熊申救、顾大章则说熊值得同情；指责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等等罪名纷纷而来，魏忠贤把他们打成一党，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投入监狱，严刑拷打，惨死于狱中《三朝野记》，卷3；参见谈迁：《国榷》，卷87。。同时，魏忠贤一伙必欲尽快将熊处决，否则他们陷害杨、左等人的阴谋就会败露。
熊廷弼原有一部将，名叫蒋应旸，曾去监狱看望他，被魏忠贤控制的特务机关东厂发现，将其逮捕，搜出一本《观音经》，书后有图谶数语，定为“妖言”，诬告他挟此“入狱营谋”不轨，因而被斩首谈迁：《国榷》，卷8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57。。他们杀害蒋应旸的目的，还是给熊罗织罪状，以便尽速处决。此事刚了，又编造了所谓《辽东传》的谎言。这是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的事。二十一日这天，东阁大学士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五人侍讲毕，冯铨从袖中取出一部带有肖像的《辽东传》，当面呈给熹宗，五人一口咬定，说：“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辽东传》出自袖中者为丁绍轼。不确，实出自冯铨袖中，详见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所记与《明史熊廷弼传》吻合。其实这部《辽东传》并非熊廷弼所作，而是冯铨为报私仇，私作此书，托名熊廷弼，以激起熹宗之怒《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明史》、《明实录》等书皆不载所谓《辽东传》系何人所作。据《两朝剥复录》载，实为冯铨所作，盖此事实出自当时实录。又，《三朝野记》，卷3，亦记有冯铨欲杀熊之企图。。果然，熹宗读后大怒，对熊廷弼顿生杀机。这时，又有阉党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等上疏，再激熹宗发怒，于是下诏立即处决。
二十五日，魏忠贤召集阁臣，策划如何处决熊廷弼。他顾虑熊廷弼统兵日久，部下将弁与他同心，害怕处决之日激变成乱。商量了一上午，还没定下来。中午已过，阁臣黄立极出了个主意：“夜半片纸了当之！”所说“片纸”，即用皇上的名义，写一道命令，半夜时秘密处决了事。一句话提醒了魏忠贤，就依黄立极的主意行事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由魏忠贤出面，假借皇帝的名义，发下一道“谕内阁”的旨意：
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赐之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官，荐袁应泰而辽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以擢发数！
迨三尺莫逃，百计钻求，其最甚者，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顾大章议其罪属“可矜”，而又转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嘱令贻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安问祖宗疆土与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将杨涟等置之不理。
顷八月二十一日，于文华殿讲毕，卿等五员“卿等五员”，即指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呈到外间刊行之有像《辽东传》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廷弼藉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形于章疏，宜亟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人之愤！卿等可即传示刑部衙门，著便会官处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之戒此段文字录自《两朝剥复录》；《明熹宗实录》，卷57，25～26页亦载有全文。。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6）
魏忠贤目不识丁。自然，这道谕旨为他的党羽阁臣所拟。此文把熊廷弼说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甚至把全国动乱的责任全推到了熊廷弼身上。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天半夜关于熊被处死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明熹宗实录》、《国榷》记为26日，《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为28日，《明史熊廷弼传》则有月无日。但《两朝剥复录》与《明季北略》记为25日，尤以前者考定精确，且与《明实录》等十分接近，因为处决为“半夜”，亦可算到次日即26日。，“中贵捧驾帖至”，掌管提牢的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命狱卒把熊廷弼骗出来。他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从容地洗漱完毕，整理衣冠，从室内走出，说：“我是朝廷大臣，必须拜见圣旨，岂能草草了事！”他行至厅堂，正想要说什么，张时雍迎上前，说：“芝岗（廷弼号），失陷封疆，应得一死，你还有什么话说？”熊廷弼默然不语。张时雍发现他胸前悬挂一小袋，就问：“袋中何物？”熊廷弼说：“辩冤疏！”张时雍带着骄横的语气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轻蔑地说：“这是赵高说过的话！”
张时雍无言以对，熊廷弼也不说什么，从袋中取出疏稿，委托他转呈皇上，当即作绝命诗：他日傥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从容就戮《两朝剥复录》：“廷弼虽弃市，实非西曹，乃以夜半杀之狱中，次日（26日）托言弃市耳。”又，《启祯野乘》，卷6《熊经略传》，亦载于狱中“从容就戮”。，时年五十七岁各书多不见载其生年，唯《启祯野乘》载“年二十九中丁酉乡试第一”。按：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年二十九岁，至乙丑即天启五年（1625年）被害，以此推算，他死时为五十七岁。。按旨意，熊廷弼的头被割下来，传送“九边示众”《明熹宗实录》，卷57，26页。九边者，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等九军镇，合称“九边”。，尸体遗弃漏泽园，不准安葬，而他死前奏疏也被毁弃不报。
残酷的处罚并没有就此结束。熊廷弼一处死，熹宗就下令驱逐他的家属，“不许潜住京师”《明熹宗实录》，卷57。。阉党开始迫害他的遗属。御史梁梦环诬告熊廷弼生前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诬称其家资百万，要求抄没佐军。这纯属无中生有。当时人都称颂熊廷弼为官清廉，说他“自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终日焦唇敝舌与人争言大计，视国如家”。谈迁：《国榷》，卷87。一个忧心国事的人是不会聚敛财产的。熊廷弼身居显官，自不同于一般人家，但他哪里会有那么多资财！阉党不过以追赃来继续迫害熊廷弼的家属。魏忠贤捏造种种事实，还盗用皇帝的名义，追抄其家产。无资财可抄，就抄他的族人与姻亲，无不倾家荡产。他的长子熊兆珪被逼索赃金，极度悲愤，自刎而死；其女熊瑚愤激过度，吐血身亡。夫人陈氏也受到百般凌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自刎者为兆琏。《启祯野乘》立《熊孝烈传》，确指其为廷弼之长子，名兆珪，自刎死。《明史熊廷弼传》所载与此同。。到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熹宗还传令都察院严限追解熊廷弼所谓“赃银”十七万余两《明熹宗实录》，卷79。。
三年以后，朱由俭即位，改元崇祯。阉党魏忠贤被铲除，吏政有所改善，给人以气象维新的感觉。于是，有人给熊廷弼鸣冤，要求予以昭雪。其中有个工部主事叫徐尔一，首先为熊廷弼讼冤。他写道：“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弟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新登大位的崇祯皇帝不敢贸然地为熊廷弼平反，没有接受徐尔一的建议。
次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大学士韩等人为熊廷弼翻案，追述他经略辽东的功绩与失误，认为功劳大于失误，不应处于极刑，尤其是设置种种陷阱，独加害于他，其死实属冤枉。最后，他写道：“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今纵不敢深言，而传首已逾三年，收葬原无禁例，圣明必当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虽属封疆，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纵英哲，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崇祯总算“开恩”，批准了韩的要求，“诏许其子持（廷弼）首归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并停止追赃。但仅仅是给予熊廷弼以葬身之地，却没有重新评价他的功过。
这时，王化贞尚在狱中。迟至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才把王化贞斩于西市，“以平公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由于杨涟、左光斗等公开对抗阉党魏忠贤，并替熊廷弼说话，亦决定和加速了对他的处决。所以都说：“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谈迁：《国榷》，卷87。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也终未逃得一死。可以说，熊、王都做了朝廷内部党争的牺牲品。质言之，是阉党祸国毁明的牺牲品。特别是熊廷弼作为一代杰出的统帅、军事家，被诬害致死，确是明朝一大损失。人们不禁感叹：“廷弼死，镇辽者益非其人”，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谈迁：《国榷》，卷87。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1）
广宁之役后，明与后金的战争进入暂时间歇的状态。
努尔哈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夺取了沈阳、辽阳、开原、铁岭、广宁等大小城镇近百座，领有的疆土飞速地成倍增长。这与后金有限的实际力量不能不产生严重矛盾。努尔哈赤懂得巩固已有战果和建立稳定后方的重要性，有必要暂停对明的大规模征伐，以便腾出时间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广宁战役一结束，他就返回辽阳，着手建设新都城。在明辽阳故城东、太子河东岸重新营建一城，名东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他在新都城还没住上三年，又发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无论伐明、征蒙古、威胁朝鲜，都是一战略要地。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再次把都城从东京迁往沈阳《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4。。这是政治重心的转移，也是牢固地建立起与明争战的一个新的大本营。在这期间，他还大力整顿内部，训诫群臣，阐述为政之道，制定各种措施，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使后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征抚并用，加强了与蒙古的同盟关系，从而扩大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所有这些，都使后金在短短三四年基本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较迅速地发展，不仅补充了在战争中已损耗的力量，而且给他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资条件。
明朝失掉广宁和丢弃关外大片土地，好像只伤了点皮毛。但辽东地区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同京师乃至全国的安危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辽东每一城一地的丧失都会引起京师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明朝统治者的决策，只顾眼前。在经历短暂的痛苦呻吟之后，它命官选将，收集残兵败卒，征调各地军队，只得固守山海关。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刚传到京师，熹宗和廷臣们都惊慌得六神无主，他抓住首辅的衣襟，急得哭泣起来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卷8。。当时，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选一得力将帅，速往前线，应付军事上危险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理亏，害怕追究他失广宁的罪责，就自请去山海关前线督师。熹宗如获救星，喜出望外，马上给他加官晋爵，赐蟒玉及尚方剑。可是，明兵“屡败之后，人情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明熹宗实录》，卷4。张鹤鸣逗留十七天，始抵山海关，“无所筹划”，只迁延时间而已。最后，便以病为由辞职归家《明史张鹤鸣传》，卷257。。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明熹宗实录》，卷14。。他顾虑重重，“胆落于（辽）东”，为“苟全性命”，避杀身之祸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接连三次上疏，“力辞重任”，拒不接受这项新任命。熹宗恼怒，斥责他“托词避难”，完全失掉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明熹宗实录》，卷15。从此，再无人肯任经略。于是，就采取廷臣推荐的办法，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只要皇帝批准，必须上任。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吏部等衙门尚书张问达召集九卿科道众臣于中府推选经略，每人给一支笔，在纸单上填写人选姓名。与会者议论纷纷，直到天黑，才把每人填写的纸单收上来，统计票数，以荐举王在晋者为最多。当初添设兵部侍郎，并由王在晋担任，“原以备经略之用”。这样，王在晋成了当然的经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