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绝对地控制武器精良和素质优秀的军队。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就会发现无论时势如何骤转，他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君主为了保持权力的自主性，绝不可相信任何人。不可对别人吐露真心，不可指望别人对你诚实，更不可把命运系于别人身上。君主要经得起孤独的煎熬。对君主来说，最危险的人，莫过于意气相投的人。所以，应当怀疑一切人，组织耳目对之暗中监视，网罗党羽排除异己，设置职权相互牵制。总之，为保住君主的地位，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系列政治主张、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长期以来，马基雅维利主义都是邪恶的代名词，备受人们的攻击和唾骂。在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被认为是旁门左道的文化支流，一旦谁被冠以“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谁就名誉扫地。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之类的阴谋诡计而被称做“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三位总统之一。在现代社会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商业中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卑劣经商作风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但伏尔泰说的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维利亚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
不列颠的百科全书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这是17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他思想倾向进步，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物。母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她娴熟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
在剑桥大学学习3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来到了法国。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的新鲜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79年，培根的父亲突然病逝，培根的生活开始陷入贫困。这以后，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四处奔波，却始终不得志。这一时期，培根在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要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这一伟大抱负是他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主要目标，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因此平步青云，扶摇直上，1602年受封为爵士，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617年提升为掌玺大臣，1618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但培根的才能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4万磅，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培根终年致力于著《学术的伟大复兴》，其中第二部分《新工具论》发表于1620年，这是一部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培根在科学史上是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但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培根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是以新唯物主义哲学指导科学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最早认识到科学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人。
弗兰西斯·培根是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在科学事业上他没有从事某一项具体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要作一个科学上的哥伦布。他在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一书中，主要阐述了这种观点。在这一观点的主导下，培根从哲学原理出发，深入地研究和论述了科学的方法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科学的目标是用新发现和新发明来改善人类的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
在巨著《学术的伟大复兴》中，培根阐述了他一系列的有关科学的认识论。其中第二部分《新工具论》，是这一著作的核心。
培根认为，当时的学术传统是贫乏的，原因在于学术与经验失去接触。他主张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应相辅相成。他曾列出一张他认为值得研究的130个课题和操作方法的表，请求詹姆斯一世颁布命令搜集这些知识。实际上他只得到很有限的一些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科学的一系列看法和主张，如他提出热的本质是运动，因为有热的情况出现时总有运动存在。他还认为，产生可感觉到的热效应的原因是现象下面的物体微粒的运动，这种运动具有原子的特性等。
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反对经院哲学和唯心主义。他极力批判经院哲学，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偏见和幻想。他主张双重真理说，强调发展自然科学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自然是物质的，物质是多种多样的、能动的，人类掌握知识是为了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他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可靠的。
培根的科学方法是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的。其思想的进步一面，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对发展科学的要求。但他的学说中也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如认为有“理性灵魂”的存在等。他不同意在科学方法上使用数学和演绎法，他的这些观点对机械唯物论有很大影响。
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重视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对近代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类哲学史、科学史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为此，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长期吸引着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作为英国的大法官，他在1623年被发现有受贿行为之前，一直是詹姆士一世议会纲领的主要政治设计师。他因为其《论说文集》和历史剧而一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敬重，但他却主要致力于自然知识的革新。的确，他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在该世纪下半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在当时刚出现的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中进行的许多工作都受到了“培根”的启示。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
笛卡尔，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奠基人之一。他的哲学与数学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父亲是法国一个地方法院的评议员，相当于现在的律师和法官。1岁时母亲去世，给笛卡尔留下了一笔遗产，为日后他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8岁时他进入一所耶稣会学校，在校学习8年，接受了传统的文化教育，读了古典文学、历史、神学、哲学、法学、医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但他对所学的东西颇感失望，因为在他看来教科书中那些微妙的论证，其实不过是模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的理论，只能使他顿生怀疑而无从得到确凿的知识，惟一给他安慰的是数学。在结束学业时他暗下决心：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于是他决定避开战争，远离社交活动频繁的都市，寻找一处适于研究的环境。1628年，他从巴黎移居荷兰，开始了长达20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许多在数学和哲学上有重大影响的论著。在荷兰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1634年写了《论世界》，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看法。1641年出版了《行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等。他的著作在生前就遭到教会指责，死后又被梵蒂冈教皇列为禁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思想的传播。
也许笛卡尔哲学的最大有趣之处来自他的方法。笛卡尔十分留心被普遍接受的大量错误的概念，决定要达到恢复真理的目的，就须得从零开始做起。因此他开始怀疑一切——老师教给他的一切，他的所有最崇高的信仰，所有的常识观念，甚至外部世界的存在，连同他自己的存在——总之是一切的一切。
这自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消除如此普遍的怀疑来获得一切事物的可靠知识呢？笛卡尔用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推论，证明出使自己满意的结果：由于他自己的存在（我思我在），上帝才存在，外部世界才存在，这就是笛卡尔学说的起点。
笛卡尔方法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他把“什么是知识”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置于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早期的哲学家力图描写世界的本质，但是笛卡尔教导我们这样的问题若不和“我怎么能知道？”联系在一起，就得不出满意的回答。第二，笛卡尔认为，我们不应该从信仰开始而是从怀疑开始（这恰好与圣奥古斯丁及大多数中世纪神学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信仰第一）。这样笛卡尔确实得出了正统神学的结论。但是他的读者对他的倡导方法远比对他得出的结论还要更为重视（教会担心他的著作会起破坏性作用不是没有理由的）。
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中强调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在这方面他提倡彻底的二元论。这个区别以前就有人提出过，但是笛卡尔的论著引起了对该问题的哲学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从那时以来就引起了哲学家的兴趣，但是尚未得到解决。
笛卡尔的物质宇宙观也很有影响。他认为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