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从事社会调查，准备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调查部主任。陶接到聘请，极其痛快地辞去北大一切职务，全力投入到调查部的组建之中。很快，一个由研究人员和统计人员共8人组成的社会调查部正式对外挂牌，陶孟和以主任身份统领全局，自此踏上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生命征程。
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特别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董事会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外来捐赠，以图长久生存。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藉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此事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全盘工作的则是中基会干事长。中基会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秘书。自1928年起，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政府更迭，周诒春被当时的董事翁文灏、丁文江、胡适等人整肃掉，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一跃成为董事会董事兼干事长，实际操控了整个中基会的大权。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的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自立山头的甘苦（1）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胡适的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曰：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真可谓尼姑不知和尚苦（熬），和尚不知尼姑难（为情）也。
陶孟和的独立与割据计划刚一出笼，干事长任鸿隽即视其为叛乱分子，欲以迅速铲除而后快，同时发动几十名董事采取铁桶合围战术，多管齐下，把陶氏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在四面楚歌声中，眼看陶孟和即将被斩于马下，胡适真不愧为胡适，以其在学界的名望和地位，亲自杀入喊声阵阵、欲置陶氏于绝地而后快的疆场。在胡氏奋力搏击、掩护、斡旋下，伤痕累累的陶孟和率部突出重围，终于在1929年7月1日实现了另立山头的“宏愿”……社会调查部摆脱了中基会附庸的尴尬角色，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与任鸿隽正式交锋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以示呼应。
自立山头的甘苦（2）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足适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以胡适的性格，既然是朋友，就要以自己的声名为其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札，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又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嫌，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在胡适劝解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词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术，辞去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颇为不满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中研院上层人士也发生了变动，原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引起蒋介石不满，于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未久，在学政两界声名显赫的丁文江受邀继任。丁氏得知任鸿隽密报，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他这位“丁大哥”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跟陶孟和刚一交涉，陶氏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