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后的博弈（2）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未真正非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怠，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干……两头无功，反而有害，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作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开脱，他以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豪气与智慧，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强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上下活动，设法让胡适继续坐在那把驻美大使的椅子上，万一失败，也要用奇招作最后一搏。此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接函后，王世杰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作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不变，外交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至此，胡适与傅斯年，包括陈寅恪、汪敬熙、段锡朋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干人马，悬着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注释
①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②蔡元培这样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涯：“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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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里的身影（1）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傅斯年虽答应协助朱家骅主持院务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能以暂代身份出任总干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回昆明处理史语所事务，然后再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政府与外界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及其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由市内扩大到郊区。这引起了昆明的混乱与恐慌，日军趁势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在昆明城内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住在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甚为悲苦。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和历史经验，驻昆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便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纷飞的城市。
群星灿烂的年代｜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全部搬迁。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教授，也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派员前往叙永安营扎寨，欲把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元月初，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按：从长沙迁昆明时，部分器物已转移重庆等处），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沿长江水路匆匆赶往李庄处理史语所事务。
这个后来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四大中心之一”的李庄镇，位于叙府（今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按：宜宾之上不再称扬子江）。镇内外除了具有川南风格的民居，另有自明代以来陆续兴建的9座宫殿18座庙宇，外加两座教堂。其建筑规模称雄川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是川南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正是由于镇区内外有了九宫十八庙和郊外一批庞大规模的建筑群落可以租用，才使同济大学和中研院的两个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共一万余人，迁往此地成为可能。不过，当时镇内镇外的庙宇宫殿，几乎全被同济大学所占，史语所只好跑到距李庄镇4公里外的板栗坳（栗峰山庄）张家大院安营扎寨。
板栗坳史语所旧址（俞国林摄）
山坳里的身影（2）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于一座大山的山顶，要从镇内到达其地，需越过大片的稻田和树林，然后上山爬五百多级台阶，但这个在晚清时候曾经暗藏刀兵的反清大本营，像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壮观。除当地人生活用房，尚有不少房舍可供租用，能安排研究人员和家眷居住，并放置大批古物与图书等珍贵物资，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达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五百多级台阶才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险，乐意上山与众人聚居。其余的人有的乐意上山，有的仍想住在镇内，但以霸气著称的傅斯年做出硬性规定，除李、梁二人外，所有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搭伙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会的生活。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所命名的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几处大院落为主。
傅斯年将房屋分配完毕，又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急如星火地在李庄长江码头乘坐小火轮赶赴重庆，以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的身份协助代院长朱家骅处理日常事务，史语所的工作先是由研究员李方桂主持，后由董作宾代为照管。
李庄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王荣全摄）
与史语所一道迁往李庄的学术机构，还有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自在北京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家民营机构，不属于国家拨款的学术单位。①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南迁，明确规定对一些民间学术机构“弃之不顾”，中国营造学社就属此类。尽管如此，在北平沦陷之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部分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还是决定南迁，避免日本鬼子与汉奸的纠缠，做出有碍于民族大义之事。梁、林夫妇携家带口，出北平，走天津，转济南，进长沙，退昆明，迁李庄，历尽千难万险，总算又有了一个新的落脚之地。不过此次迁川，并非出于梁、林等人意愿，实是被迫而来，因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撤退时，将大量藏书一并带出，中国营造学社力量单薄，几乎无书可资借鉴，必须与史语所在一起，才有条件阅览图书，以便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梁、林夫妇与傅斯年、李济等人皆有个人私交，但面对其安家置业这类事宜，傅斯年也无法顾及。好在营造学社人员迁来不久，先行到达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与林徽因等便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租到了一处农舍，算是落下脚来。这处房舍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梁思成与刘敦桢携家带口，各占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和同仁宿舍。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供借阅，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和编写。为此，稍后赶到李庄的梁思成（按：因病在昆明稍作滞留），专门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有了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学问也就可以慢慢做下去了。
四川地处盆地，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期就一直身体欠佳、特别是患过肺病未得到根治的林徽因无疑雪上加霜。当1940年秋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林徽因就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不退。李庄镇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富庶与繁荣，在连续不断的战乱中，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既没有治疗肺病的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抵抗、煎熬。从此，林徽因卧床不起，与病魔坚苦地抗争。尽管她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越发加重，每日在穷愁病痛中苦度时光。
1925年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因病辞去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携夫人俞大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史语所居住。经过短暂的休养，傅斯年严重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当他下得山来，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时，才看到林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沉疴，性命堪忧了。傅斯年闻讯，焦急万分，立即想方设法挽救梁思永的生命。
世间已无梁启超（1）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得益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之一李济的引荐。
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在最初十几年中，其体制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