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影响甚深。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变化。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表现，不如说是在更高层面上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问题还不在这种评价本身，而在因这种评价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模式的置换。
应当承认，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摆脱“挑战——应付”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里，凡属近代史上对西方文明冲刺作出正面反应，特别是对西方的最新观念、或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作出最积极反应的人物，都被置于历史进步者的行列，反之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里，严复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很难获得人们应有的理解。类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的历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确认。
现在看来，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待重新发掘、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其中还包含一个历史观念的清理间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输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响到今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反省这一历史过程，应该更多地是看到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应沿承历史的惯性，将其流弊加以放大。
学术不分国界，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学术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传统，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尚处在封闭、保守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与西方文化交流，强调认同世界文化的主潮，这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今天，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上来，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自身的学术——国学加以重新开掘和发展，从而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学术对话中的份量。当然，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最后，我想对自己写作《严复评传》提供了帮助和指点的刘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我来北大研究期间，刘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我的学术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责任编辑钱宏本着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态度，在市场经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却为中国学术操忧，走向国学这块寂寞的园地，这种负责任的编辑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参加丛书写作的同人感激。
欧阳哲生
1994年2月27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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