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耸体，媚于优倡，排挤夤缘，幽于鬼域，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他们在官场混惯了，“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49］这些官吏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50］真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了。严复结合实际情况，抨击了整个政治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并从深层挖掘造成这些现象之原因，这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中国历古政教合一，官僚机构渗透了腐臭味，士人阶层也相差无几。严复撰写了一篇《道学外传》，生动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丑恶形象：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壁》、《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卤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何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手？”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51］这是一幅绝妙的道学先生肖像画。既不做作，也非夸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夫学术之归，视乎科学；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这些由宋明儒学和八股文章造就出来的迂夫子，真是可怜可笑可恨可悲！令人可悲的是“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他们全是一些“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他们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
既然明代以来支配意识形态领域的科举制度已完全成为祸国殃民的癌瘤，自然应予革除。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与传统学术有别的文化思想。
首先，严复认为，治学宜以学术为本，而不应以仕途为依归。传统科举制度把学校变成造就官宦的场所，士人治学莫不以入仕为依归，因而传统学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政治为本位，带有“治事”的性质，其本身欠缺独立的意义。严复觉察到这一问题，他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指出：“天下之人，强弱相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52］政治学术不分、混同为一，这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有关。“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53］严复认为，将学术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有碍于维新事业发展，而且窒息学术之生机。“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54］严复力主将学术与政治分立，“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各施其才，各有其应占之地位。
其次，严复激烈批判那种向后看的传统守旧思维模式，主张对新生事物持一容忍的态度，使之获得应有的发展。
严复比较了中西之间对待新发明、新创造的态度。“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下之奥，究造化之原焉。”［55］但是此类事如发生在中国，“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合今人材之进境矣。”［56］中西方对待新生事物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大相径庭。在西方社会“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言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进而新思潮代替旧思潮，时势为之转移。中国社会则另有一番情形，“人才既无进镜，则教宗政术咱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57］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扼杀新生事物的机制和气氛，所以整个社会循规蹈矩，固守旧见。“士林无横议，布帛寂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褥，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粟，无以复*。”
再次，严复主张改变传统的教育结构，引进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教育渐次走向近代化。
严复认为传统学校已腐朽不堪，弊端百出，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造就新人才。他说：“至于吾民，则始亦无论学校已废欠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家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敦教之者也。”［58］整个学校教育趋向保守，毫无新的刺激，因此“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59］虽曾有所变动，但“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贴，或诗赋杂体文。”［60］为更新教学内容，严复主张加重自然科学在教学内容中的份量。他说：“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因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61］他还援引日本为例，“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辜矣。”［62］日、中在教育内容改革所呈现的差距，导致了国民智力相差悬殊的结果。在当时科举之风尚盛的情况下，严复极其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难得的先见之明。
输入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其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就是学习西文。然而，“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63］鉴于这种情况，严复驳斥了那种想靠他人译书来了解“西学”的懒怠想法，指出：“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通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64］他还特别批评了鄙视学习西文的狭陋之见，“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目直用严谈，援楚国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65］以后，严复多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至于十五以后，是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用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话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66］把是否通晓西文的重要性提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高度来对待，并断言以后要成为人才，非精通西文不可。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见解。
严复还破除传统禁例，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基础，也是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国妇人，每不及男人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67］结果使广大妇女陷入一种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68］为此，严复亲自为《女子教育会》写序，为中国妇女解放摇旗呐喊。
严复的这些思想主张，本质上是要推进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自然会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得罪许多人，但他已顾不上这些。他曾感慨报刊文章难做。中国办报三十多年了，“向见各报，其论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反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间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山区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他自己不愿这样做，宁肯“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那就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69］由此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严复确还保有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戊戌变法的一百多天里，维新派力量颇盛，严复遂被人推荐出山。当时贵州学政严修曾向光绪皇帝奏议，为提拔起用维新人才，应于八股取士的普通进士科之外，另辟一种特别的进士科——经济特科，凡在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技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已任未任，仿照博学鸿词科例，由上层官僚推荐。凡被推荐之人，即可参与考虑，录取后，其地位和安排和普通进士一视同仁。光绪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嘱内外大臣荐举，且令“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70］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推荐，被荐者二百多人，严复亦是其中一员。推举他的是顺天府尹胡谲芬和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王称他是“通达时务”的人才，应该“量才器使”。推荐按语如是写道：“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悉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单。”［71］在这种背景下，光绪帝诏令严复来京觐见。有关两人这次会见的情形，《国闻报》有详细记录：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复）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细。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复对曰：‘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曰：‘大意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