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建设，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 务。” 邓政委以他那对国际国内形势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抗日战 争的时局，接着又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当前的任务进行了论述：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 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 ‘围 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 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 更艰巨，要求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邓政委向学员们提问。听了几位学员的回答后，他又概括他说： “同志们说的对头，现在的情况与抗战前不一样了、那时的敌军变为友 军，这时的敌军却是外国军队，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是我们联合 的对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能削弱吗？不能！我们各级 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团结广大抗日军民， 争取愿意参加抗臼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古人说的好，‘王者之师，所向无敌。’” 邓政委接着告诫大家： “同志们都是来自各基层部队的政工千部，你们 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 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 做好。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使命，要靠我们这些革命者带 领广大群众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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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政委讲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 邓小平政委针对学员是来自基层的特点，着重讲 “战时政伯工作”，他 以丰富韵政治工作经验，向大家讲授了战斗之前的准备阶段如何做深入的。 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 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 情；以及在进攻、撤退、遭遇不同形式的战斗中如何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 治工作。还讲了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问题，要求每一个 共产党员和干部必须做到 “冲锋在前，退却在后”，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 不哭”，成为战士的楷模。 邓政委讲课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富有哲理，” 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大胸怀和他刚毅、坚韧、亲切、诙谐的秉性。 刘伯承师长也给学员们讲了课，他讲的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 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也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军事、会打仗，这样政治工 作才更有说服力。刘师长谆谆告诫大家：不会做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战斗指挥员。 师政治部各部、科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到训练队讲课。蔡树藩主任讲“政 治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朱光部长讲宣传教育工作；张南生部长讲组织工作 和干部工作；张香山科长讲敌军工作，并介绍日军的特点，还教学员们喊“缴 枪不杀”等日语口号；卜盛光部长讲锄好保卫工作；胥光义负责讲党的建设， 主要说明列宁建党学说与批判马尔托夫有关建党的谬论，还讲了我们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与斗争历史。 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础理论知识差、以及生 活条件差等等困难，刻苦钻研，学而不倦，认真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并 采取听讲与自学、讨论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在学习中，学员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到的理 论知识与自己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学 习心得体会，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任海军后勤部政委的黄 自强同志就是当时在政工训练队学习的一员，他担任学习小组长和党小组 长，是师直通信营电台的指导员，后来他回忆起政工训练队的岁月时，感慨 地说： “当时师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刘邓首长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亲自给我们讲课，还指定师政治部各部门领导同志来讲。大家学习很刻苦， 早早起夹就到树林里去看书，晚上不完成作业不睡觉，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 知识。我之所以现在能力我军的政治工作做点贡献，是与先后在延安抗大和 一二九师政工训练队学习打下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基础分不开的。” 政工训练队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全体学员都 是 “清一色”的年轻共产党员，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训练队的“救亡 室”更是充满青春的朝气，曾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 究员的王铁同志，当时是原平汉纵队的政治主任，也到训练队来学习。他是 个知识分子，喜爱文娱体育活动，大家一致推选他为 “救亡室”主任。他响 应党支部的号召，积极组织全队学员举行球赛、拔河、田径赛等体育活动， 同时还办墙报，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也教驻地下温村的居民唱抗旧歌曲，整 个下温村，每天部回荡着 《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抗大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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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黄水谣》、《军民合作》、《开路 先锋》和 《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歌声震撼着清漳河川、太行山谷，鼓 舞着学员和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军事、政治质量大提高 在政工训练队的教学过程中，为完成邓政委交给的研究、起草连队政治 工作条例的任务，大家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学习和研究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 作暂行条例，总结了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又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各 种问题，并在师政治部各部门同志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师政治部机关干部和 学员们的聪明才智，共同研究撰写出《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 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 《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 与各级青年组织及工作暂行条例》的初稿，呈送师首长和政治部审定。定稿 后，除呈报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审批外，师政治部命令颁发以上条例，先 在全师各部队试行和征求修改意见。 邓政委对以上四个《暂行条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安排一二九师1941 年党的工作时指出：1941年的政治工作重心应该是：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 治工作暂行条例》，以 1940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作参考， 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 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地贯彻执行条例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 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 《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全师试行后，收效明显，涌现出一大批优 秀政治指导员和模范连队、模范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共产党， 发扬了党内民主，连队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各部队的连队实行了军人 大会和经济协助委员会制度，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进一步融 洽。青年工作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政治工作在整军和粉碎国民党顽固 派的反共高潮，尤其在长期坚持抗击日伪军 “扫荡”的残酷战斗中，起到了 重要的保证作用。 政工训练队在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 8个月的共同努力，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批优秀 的基层政工干部结业后，都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投入到粉碎敌人 “秋季扫 荡”的战斗中去。几十年过去了，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考 验，当时的教职员和学员，除在战争中阵亡或伤残者外，有不少同志成为我 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邓政委为总结1940年一二九师的工作而撰写的《迎接一九四一年》一文 中指出：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 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 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 种各色各级的训练队，培养了大批干部，一般的党性增强了，政治文化提高 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 建树。” 以后的大量事实，都证实了邓政委当年这一估价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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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团大战，邓政委主张 “面向交通线” 朱德、彭德怀想打一个大仗 1940年4月，日军在向敌后根据地加紧进攻的同时，在正面战场集结兵 力，企图发动对昆明、重庆、西安等地的进攻。在此威胁下，国内保守势力 更加动摇，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的危险空前严重。 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八路军总指挥失德和副 总指挥彭德怀，准备集中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共100个团的兵力，对 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臼军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粉碎日 军的 “囚笼”政策，同时把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日军吸引过来，以挽救时局。 这就是在1940年8月至12月爆发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 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几十万华北军民，与日本强敌进行了殊死的浴 血奋战，其规模之壮，其声势之大，震撼了中华大地。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共出动了主力部队的40多个团，与其他兄弟部 队并肩战斗，在破击和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敌军以沉 重的打击。 牛抵角，还是马或狼的战术 1940年4月的最后一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黎城县，在太行山 深处谭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向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 陈赓等人布置向日军发起攻击的任务。 左权召集会议不拘形式。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在树下止住，说： “彭 总有个想法，由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再度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大 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大行山的联系。” 聂荣臻、陈赓都赞成彭总的意见，不过陈赓主张完全搞掉正大路，聂荣 臻则认为完全搞掉这个想法不现实，只能进行破袭。 “对敌人交通的破袭，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的。” 邓小平说， “彭总这次的作战规模和意图比过去的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 们要向部队作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让根据地的军民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我 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来统一军民的思想，这五个字就是：面向交通线。” “邓政委这五个字总结得好。”左权说：“把当前的任务明确地提出来， 同时也可把军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过我想再加上五个字，就是：面向敌占 区。” “好。”邓小平说，”这就更全面具体了。” 左权把目光转向刘伯承。刘伯承会意了，稍顷，他缀缓地说： “我首先 赞成打。我赞成荣臻同志的那种打法，不同意陈赓同志的那种打法。陈赓同 志认为此役应该彻底搞掉正太路，我认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轻视日本帝国 主义的技术，这个技术就是他们的铁路技术。我们破坏了，他们又能很快地 修复，所以我说做到彻底打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主张这一仗非打不可。 日本人在缩紧 ‘囚笼’网，不打不行，不打就等于我们束手待毙。问题在于 怎么个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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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接着详细分析了日军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 化方面及交通斗争的情况。他说：”交通斗争不单纯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包 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要意义。” 会议围绕破击交通的战术问题深入下去。 邓小平说： “伯承同志说过，作战有三种战术：一是牛抵角；二是马的 战术，用后蹄踢；三是狼的战术。彭总所要求的这次破击战和往常我们所打 的破击战比较，规模显然要大得多。往常的破击是各自为战的打法，而这次 就不同了，一二九师、晋察冀、晋绥以及冀中、冀南都要参与。完全可以这 样说，这场战役对于我们八路军来说，不仅在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我 军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有的同志很激动，认为八路军发展成长几年之后。 终于到了和敌人 ‘牛抵角’的时候，就是说到了和敌人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 时候。我不是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破击战役可能成为运动战和 阵地战，但不会是国民党军队当年的长城抗战，也不会是台儿庄大战，说到 底它仍然带有游击战性质。” 邓小平分析说，他和刘伯承历来反对牛抵角战术，当然随着战争进程的 推进，总有一天要有一个决战，但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就是说牛抵角的条 件还不够成熟。他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 终免不了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机动战术，他说刘伯承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条坡路，狼在坡路上静坐等候，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 他屁股上吃一块肉，推车的人放也放下下，走也走不掉，只好乖乖让狼吃去 一块肉。 刘伯承接过邓小平的话说：“这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