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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求天下之利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个人之利服从整体之利,自己“不恶危难”,而“欲人之利也,非恶人之害也”。 墨子把求天下之利作为义、善的本质内容,因而他在道德标准上提倡以损小己来福众人之利,“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墨子把求天下之利的功利观作为一种道德观、价值观,将其提到天意的高度,用以规范天下之度,“故天意曰:”……我所利,兼而利之。……利人者此为厚焉“。 既然利无差等,利益均等是求天下之利的具体目标,那么,各人在求利的时候,必须以考虑天下全体人的利益为前提,对自己求利的行为应有所约束、限制,提倡为利天下而献身的精神,反对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的利己主义。
杨朱认为,身处乱世,贵生、重己,保存个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他既反对别人侵犯,也不愿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世上每个人都做到了“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则攻伐、侵凌、诈取等等损人利己的事也不会发生了。杨朱为己的学说继承、发展了老子关于小国寡民,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理想。他们都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黑暗,“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欲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并且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自然人性被摈弃。所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他们认为,正是人互相欺,所以会造成人之道是“损不足奉有余”, 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状况。如果恢复到“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人各自为己,至不干涉的自然状态,这才能与民有利,“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无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从某种意义可说,杨朱一派的道家是以各保自身,互不干涉的方法来达到各自得利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平。
与此相反,墨子提倡献身,提倡自苦,提倡禁欲,以牺牲个人私利以天下之利。他以禹为榜样,称道“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胧,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热心救世,为求天下之利,“赴火滔刃,死不旋踵”,正是墨子利为天下精神的写照。
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另一面就是节用。墨子强调节用是针对社会上层的贵族阶级,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物质生活资料不很丰富的历史背景下,要求贵族节用,对百姓来说就是生利。所以,墨子认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如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勿为”, “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墨子明确地指出,一切工艺制品以能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即可,欲食只要有足够的营养能维持人的生存即可,衣服只要做到冬暖夏凉,穿着轻便即可,房屋只要能避风雨,能居住即可,车船等交通工具只要做到迅速、安全即可。墨子坚决反对在吃、穿、行、用等方面追求奢侈享受的趋向。达到社会全民的温饱,是墨子求天下之利的基本目的。重视物质生产的开源,强调生活消费的节用,这构成了墨子以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求天下之利功利观的两个方面。
二、赖其力者生的社会史观
墨子重视“人之所欲”的自然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求天下之利为目的的功利主义。因而,墨子明白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认为这种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如果说,动物只能被动地依赖自然的食物资源以维持生命,人类则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才能获得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这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絍,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墨子认为社会的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劳动,人才能生存,社会才能存在、发展。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墨子形成了赖其力者生的社会史观,提出了人人必须劳动,劳动创造财富,社会劳动分工和交相利的生产价值观等思想。
(一)墨子关于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
墨子重视物质生产劳动,是因为生产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基本手段,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的生活。墨子反复强调,“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 “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 由此,墨子认为,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就是天经地义的。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统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絍,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 ……这是墨子反复强调、论证的道理。所以,墨子反对不劳而获的不义行为。
物质财富是生产劳动的结果,则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劳动而占有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不道德。“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是“不与其劳,获其实,己非其有而取之” 的窃夺行为必须受到社会的谴责。墨子不仅极力主张强力劳动,“耕者不可不益急矣”, 而且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墨子非儒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反对儒者轻视物质生产劳动的态度,反对儒者对物质财富的浪费。墨子认为,儒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这必然会使人们“陷于饥寒,危于冻馁”。 墨子非乐就是因为乐只能娱人身口耳目,却要耽误农夫耕田,农妇织布,官吏办事。儒者执有命,服久丧,行厚葬,享声乐,墨子认为这些既荒废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又浪费了已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墨子认为,这样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墨子提出的非攻、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一系列主张,其基本的出发点和原因,正是从不能妨碍物质生产劳动考虑的。荀子曾批评墨子,说他“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这个批评从反面说明了几点,其一,在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社会里,墨子认识到如果不强力劳动,则生活资料就会不足。生活资料不足,人和社会的生存就会失去基础,社会就必然不会稳定,“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所以墨子会忧天下之不足。其二,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对富贵者来说不存在天下不足的问题,所以可指责墨子杞人忧天,私忧过计。但是,对广大庶民劳动者来说,虽然终年辛艰劳动,却难免饥寒之苦。墨子忧天下不足,一方面表达他对贫富不均社会状况的愤慨,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关怀。
墨子关于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思想,不仅论述了衣食之用不会自然生出,而是依赖于人的生产劳动的观点,论证了只有强力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各种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才会充足,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强调了节用,认为节用可更有效地利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凡五谷,民之所仰也,君子所心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物质财富的开源和节流相辅相成,才能使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得以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最强调强力劳动的,同样也是墨子最强调节用与崇俭。墨子强调节用、崇俭其目的和强调强力劳动一样,一是为了天下之治,“节俭则昌,淫佚则亡”, 墨子认为,贵族统治者的奢侈浪费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为了防备不测之天灾,“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 因此节用俭养以备歉收之年,使广大庶民百姓不致冻饿而死。三是说明消费的节用是和生产相联系的,“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四是墨子的节用和崇俭不仅是一个原则,而且有其具体的内容和标准,对衣、食、住、行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且身体力行,仅以温饱为足。
墨子提出的“赖其力者生”的主张是对社会全体而言,而不是局限于一部分入,使另一部分人可以不劳而获;不仅只局限于社会人与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关系,而且也论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墨子认为,侵凌攻伐兼并别国,刹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掠其牛马,杀其人民,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不义之举。这比偷人桃李瓜姜,窃人牛马金玉危害更甚,更应受到社会的指责和制裁。“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义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所谓小物则知之者,何若?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者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食,以非其有所取之故……”。 小则偷人钱物,大则攻伐别国,墨子认为这些都违背了劳动创造财富,人人必须参加劳动的道德,当然不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圣人之道。墨子认为,只有人人参加劳动,才能使人人足衣足食,才能使劳者得息,即才能真正解决民生之三巨患:“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提倡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反对不劳而获,是否意味着人人都必须参加种谷织布等同一种生产劳动呢?墨子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思想。
墨子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想能达到上下相安,正常生活,社会劳动是必需的。由于社会的不同需要,地区物质资源的差异,各人能力的强弱等等客观状况,社会劳动实行分工也是合理的。墨子提出的劳动分工,既有社会分工,如工、农、商、吏等,又有一个生产单位劳动过程的分工;既有按性别进行的自然分工,如男耕女织,又有按各自能力进行的分工。关于社会劳动进行分工,墨子坚持认为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进行的更为有效。具体地,墨子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是提倡各尽所能,各从其事,各守其职。其二是认为社会劳动的分工没有贵贱之分,提尚择贤使能,使人得其用,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劳动才能的长处。
例如,由于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男女之间生理能力上的不同。男子力大耐劳,妇女心细手巧,男女各自所适宜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墨子认为男耕女织这种由于性别差异造成的较为普遍的分工是合理的。男子能“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能“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统葛绪”。 分工的合理,生产的效果也更为显著。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的复杂性,也可能要求按照生产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这有利于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劳动效率提高,墨子肯定了这种分工的合理性,“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 筑墙这一生产劳动具体分成了三个劳动阶段:筑、实、欣,谁适于干什么,谁能胜任什么,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