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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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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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善之念,不良之行,一一录入日记,作为警诫。对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则痛加戒除,譬如砸掉水烟袋,从此戒了烟。
由唐鉴之指引,曾国藩又向倭仁求教修身的功夫。倭仁(1804~1871),姓乌里齐格氏,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官大理寺卿、光禄寺卿、工部尚书、大学士,为咸丰同治年间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向其请益时,倭仁任詹事府詹事。他指授的途径是:研几。研者,研磨,引申为穷究事理;几(幾,音机)者,乃《易经》中的术语,指事物发端之隐微。宋儒则用为理学和伦理的概念,指称人心中的善恶之念。54倭仁告诉他,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并指示他要马上作日课,不宜因循,55并允诺检视其日记兼作批语。
所谓日课,其实就是每日反躬自省的日记。一言,一行,一念,无不要以善恶之良知来衡量,也就是先儒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的意思。下面我们从国藩的日记中摘录若干条,见识一下当时风行于士大夫之中的修身砥砺功夫,也看看曾国藩从中获得了哪些教益。
 
教益之一,为人勿为刻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者皆药石也。”56日记中所说的岱云,即陈源兖,湖南荼陵人,戊戌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同乡、同年且同事的关系,使二人极为亲近,几乎无日不相过从。陈源兖为人耿直,有一则轶事记载了他的方正不阿。据说某科会试,首辅穆彰阿之子与试,时任分校57的十八个人(包括陈氏)全都是穆彰阿的门生,十七人均想借机帮衬,可卷子恰恰分到了陈源兖手中,阅卷后“以艺劣未呈荐。同事物色之,且以(实)情告,先生加批抹焉,时相无如何也”。58
谈话中陈批评他争强好胜,待人刻薄,实有所指,见于曾国藩初九日的自省之中:“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59倭仁的批语,于陈大加赞赏:“直哉,岱云可敦友谊。”于国藩亦予以肯定:“自反极是。”60
与之龃龉者名郑敦谨,字叔厚,号小珊,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常,散馆授刑部主事。小珊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一言不合,两人竟恶言相向,虽说由湖南人的火爆脾气使然,但小珊年长曾国藩近十岁,又是同乡而兼前辈,曾国藩所为实在有违厚道。竹亭公得知此事后,亦于家信中责备他,要他尽速改过,到小珊家当面自认不是。61之后,曾国藩借小珊前来拜寿之机,主动谢罪,并与陈岱云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62
与小珊同住的金藻(竺虔),是曾国藩甲午乡试的同年兼同乡,亦与之“有面善心非之隙”。63癸卯正月初二金等来曾国藩寓所拜年,饭后,两人因小事口角,曾国藩“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事后自省:“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64自省归自省,心中的怨恨却难以化解。两个月后,金藻外放福建,在酒席中听到有人贬评金,曾国藩“口虽不言,心窃欣之”。65此种心态,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人性缺陷,很难克治。
教益之二,待人以诚,不可言不由衷,流于作伪。十月初四日,“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吴廷栋,字竹如,安徽六安人,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通医术,时任小京官。道光二十年六七月间,曾国藩病困于京师客店,全仗吴廷栋的诊治与同乡欧阳小岑的护理,方逃得一条性命,三人从此结为挚友。吴廷栋嗜好宋儒义理之学,两人一度过从甚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66此番两人大谈做人之道。事后反省,曾国藩认为自己夸夸其谈,却一条都没有做到,“而言之不怍,岂不愧煞!”

 
吴廷栋走后,黎吉云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黎吉云,字云征,号月乔,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三年癸巳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曾国藩是同乡兼前辈的关系。“妄作深语”,意为故作高深;而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则待人不诚,犯了虚伪的毛病。
晚间访何绍基,“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怍,脸红惭愧的意思。谈字(即书法)何至于要惭愧?在于朋友是书法大家,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联捷成进士,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何绍基学识渊博,“于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文字。……性夷白,与人无町畦。见不善必面斥;改,复如初。故人咸亲其和而惮其峻。”67面对这样一位同乡兼前辈,曾国藩虽收摄少言,可仍不免于言不由衷。故于当日反省曰:“一日之间,三犯此病,改过之意安在?”68
十四日,他于日课中再做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69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70
曾国藩还有位畏友,名邵懿辰,字蕙西(又字位西),浙江仁和人,出身举人,时任军机章京。邵氏“性故憨直,往往面折人短,……无问新故、疏戚、贵贱、时否,一切蹙额相,人不能堪”。71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在曾国藩家吃过早饭后,邵懿辰不客气地给曾国藩指出了几条毛病:“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72
其实,言不由衷,滥加溢美,不懂装懂,故作高深,妄发议论,待人虚以委蛇,等等,实在是人类的通病,不足深责。稍稍注意我们四周的人群,这类行为比比皆是,以至于大家都习焉不察。其实,生活于现实中之人,不可能做到表里如一,明净如水。儒家所说的诚,无非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而不可即,是伦理世界中的自在之物,只能通过刻自反省,向这种境界努力,以有效地减削人性中的伪。此风于今尤烈,小有所成,即沾沾自喜,唯恐他人不知。更有所谓包装、炒作之说,当今媒体中,自我表扬者,大言不惭者,四出作秀者,阿谀奉承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曾国藩等地下有知,怕是会更加郁闷吧。
又十月初五日,“走冯树堂处,看树堂日课,因与语收摄之方,无诸己而责诸人,可耻!且谈时心有骄气,总由心不虚故。”73冯卓怀,字树堂,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九年己亥科举人,会试屡试不中,滞留京师,坐馆为生。后曾任四川万县县令。其“为人古执,不通世情,好面折人过”。74冯树堂与曾国藩同在十月初一开始日课,对于身为翰林的曾氏,他抱有极大的敬意。“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75所谓收摄,收拢,保持也,讲的是心无外骛,静心自省的功夫。在对他礼敬有加的冯树堂面前,曾国藩不觉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大谈收摄的方法,事后自省,自己恰恰在收摄身心上做得很差。自己做不到,却仿佛行家里手般指授与别人,是为不诚。之所以会如此,无非冯是举人,曾是翰林,在出身低于自己的人面前,人往往会不虚心,以是不免“心有骄气”。76这也是有点地位、学问的人的通病。而在做人上,以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求别人,非但有违恕道,而且大有“作伪”的味道,长此以往,会堕于下流,确实值得他警惕。


 
教益之三,毁誉名利当头,不可患得患失。十月初八日,曾国藩为何子贞的画作题诗。晚间自省,“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何丹溪77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与子贞久谈,而言之不怍,又议(论)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早间题诗,晚间急于知道朋友对题诗的评价,本属人之常情。可听到称誉,竟心忡忡不能自持,则好誉之心深矣。又议论他人短处,凸现了自以为高明的心理。故国藩总结道:“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予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78
十月二十日之日课中,再反省自己好名之心:“又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时能拔此根株?”79
非但毁誉,名利也是如此。十月初十日,曾国藩赴翰林院同事汤鹏80家女儿的订婚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81我们知道,曾国藩羁旅京师之初,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所以也很希望能有年节三敬补贴家用。别人得别敬,他觉得羡慕,是很正常的心理。然而日日反省自警,有助于克制名利欲望,养成一种平常心,曾国藩一生廉洁奉公,多少得益于这种日常的心身修养。
教益之四,学问事功,要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翰林院是朝廷储才养望的地方,平时公事很少,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深造。研经读史,作诗练字……曾国藩原本也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可京师朋友多,交际应酬多,稍一松懈,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年届32。次日,他感叹岁月流逝,做了首《三十二初度次日抒怀》。
男儿三十殊非少,眼中云物知何兆,
今我过之讵足欢!镜里心情只独看。
龌龊挈瓶嗟器小,饱食甘眠无用处,
酣歌鼓缶已春阑。多惭名字侣鹓鸾。82
古人讲三十而立,曾国藩此时已跻身翰苑数年,在一般士人看来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功,但正在刻苦自励的他却并不这样看。器小易盈,虚度光阴,第三四句意在自我警醒。顾镜自怜,自己饱食终日,简直一无是处。鹓、鸾,都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类,在此譬喻自己不配翰林的称号。当日反躬自省,曾国藩把自己迄无所成,归结为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83
其实,因循拖沓,做事无恒也是人类之通病。人们或因心有旁骛,不能专精一业,沦为志大才疏,一事无成;或因懒惰因循,将本该今天做的事情推到明天,结果“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直到老之将至,方知道光阴虚掷的可怕与可悲。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孔子所言极有道理,是万古不易的箴言。早立志,早成功,人只有早立志,沿着既定目标持之以恒地奋斗,才能有所成就。就如今日考上大学或博士的学子,总会松懈一阵子一样,曾国藩进入了翰林院,跃上枝头做凤凰,一时间反而迷失了方向。幸而京师文人间这股相互砥砺的风气,使之警醒,并给以他完善自新的动力。


 
教益之五,为人处事,宜端重自守。曾国藩赴朋友处饮宴,“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84后世人眼中的曾国藩,是被偶像化了的文正公。读他早年的日记,其活泼泼的人性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脾气火爆,好交友,喜游谈,善谐谑,常常耐不下性子读书。“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因下人侵蚀钱项,忿怒不能释”,“归,房闼大不敬”,85凡此种种,日记中随处可见。所谓“沾恋”,指耽于某种习惯,而不去做该做的事情。如睡醒本该起床,却蜷于热被窝中迟迟不肯起身,是为沾恋之一例。而房闼不敬,则暗指夫妻间调笑戏谑之事。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常人所犯的毛病他也会犯,常人所有的缺点他也都有,读来亲切有味,好像他就生活在我们当中。
曾国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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