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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7月柴可夫斯基亲爱的母亲不幸得了霍乱病去世了。母亲的离世给14岁的柴可夫斯基带来了撕心裂肺的伤痛。人间已经没有了他慈爱的母亲，一向感情脆弱的他难以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母亲走了，永远的走了，母亲的离去带走了家庭的温馨。母亲去世后，柴可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哥哥和妹妹各自住进了不同的学校读书，家里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弟弟，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
1859年5月柴可夫斯基从法律学校毕业了，他得到了在司法部做书记员的职务。在司法部工作时，他办事很认真，得到人们的好评，但是他的真正爱好还是音乐。他经常去剧院看歌剧或芭蕾舞剧。他开始参加彼得堡社交界的活动。他在晚会上即兴演奏钢琴。他也很擅长演戏。有一次他参加了业余戏剧小组排练演出的《村姑》，他在第二幕中扮演地主，还曾在《痛苦来自温柔的心》中饰演男主角。他的高雅风度和卓越演技赢得了上流社会人们的称赞。
19世纪60年代初的俄国，农奴制刚刚废除，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和发展，随着先进的社会民主思想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也在迅猛发展。在艺术领域，特别是音乐界呈现了空前繁荣的风貌。各种音乐团体相继成立，也开始举办大众普及性的音乐会。就在此时，俄罗斯音乐协会成立了。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促进俄国的音乐研究和演奏，同时也为了让非贵族出身的知识青年能有机会接受音乐教育。随后不久，俄罗斯音乐协会开办了音乐班。柴可夫斯基在取得父亲同意后于1859年秋季加入了这个班学习音乐。当时彼得堡一些有音乐才能的人和音乐爱好者都来参加这个音乐班的学习。在音乐班担任教师的是著名的尼·依·托连姆巴教授。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才华立刻引起教授的注意。在这段时间柴可夫斯基还不得不继续在司法部里干那份枯燥的文书工作。那时在贵族圈里，音乐绝不是一种让人能看重的终身职业，而只是一种娱乐而已。柴可夫斯基家世代供职于官场，父母自然要让子女接受一种能够保证将来有前途的教育，学习音乐只能是附带的。职业音乐家当时在俄国薪水很低，只靠搞音乐，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不但父亲不同意柴可夫斯基专门从事音乐，柴可夫斯基本人也不能立刻下决心把音乐当成自己的终生职业。
1862年9月，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班的基础上成立了彼得堡音乐学院，安东·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出任音乐学院院长。原来在音乐班听课的学员们现在都成为彼得堡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柴可夫斯基开始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作曲班学习。由于他钢琴弹奏水平已经相当高，很快就被允许免修钢琴课。
安东·鲁宾斯坦是位非常严厉的教授，他给学生留的作业繁多而又艰深，学生很难按时如数完成。只有柴可夫斯基一人认真对待，他为了按时完成全部作业常常彻夜不眠。有一次在作曲课上，安东·鲁宾斯坦布置为一条指定的主题写对位性变奏曲，要求写得质量好，数量多。教授原以为柴可夫斯基最多不过能写出十几条而已，可是柴可夫斯基竟出乎意料写出来二百多条。安东·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的才华和学习的认真态度大为赞赏。院长的称赞和鼓励大大增强了柴可夫斯基的信心。在音乐学院学习的第二年，他决定放弃在司法部的工作，集中精力学习音乐。最初，他的生活很窘迫。父亲的供给是有限的，于是他在课余给教授或是演员做伴奏，以此补充一些收入。
1863年4月他在写给妹妹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当然我的经济情况不佳，但首先我希望下学期在音乐学院获得一个职位（助教）；其次，明年我可以教几节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由于我完全无求于世俗的舒适环境和丰衣美食等等，我的花费缩减到了最小限度。你知道这一切以后可能还会问我：我学成以后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只有一件事是我有把握的，我将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我始终可以求得温饱。音乐学院所有的教授都对我满意，并且认为，经过努力，我大有可为。”
从此以后他更加奋发努力了。音乐学院院长安东·鲁宾斯坦个人出资提供了20份奖学金，用于培训管乐手，以便早日建立起音乐学院自己的乐队。柴可夫斯基自愿学习长笛，他长进很快，当乐队成立时，他作为第一长笛手成为乐队的成员。教他长笛的兹·契阿尔奇教授非常赏识他。学院组织学生音乐会时，柴可夫斯基成为安东·鲁宾斯坦的得力助手，他为合唱队伴奏，帮助新组建的乐队排练，他作为定音鼓手参加乐队，把握乐队的稳定节奏和正确音调。他也很喜欢唱歌，他的嗓音纯净悦耳，是个男中音，他特别喜欢唱意大利花腔，喜欢罗西尼①歌剧中的咏叹调。
①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学生时代的柴可夫斯基无论做什么都有极好的效率。速度快也属于他的天性，他写得快，读得快，做事情快，连走路也快。他当年的同学拉罗什回忆说：“在他这种快速度中没有一点焦躁紧张和手忙脚乱，他丝毫没有催促自己，这种快节奏来自他的天性。他天性中的柔和和神经质的敏感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的，而他的刚毅和精力充沛却很少在外表显现出来，然而这却是他性格的基础。正由于有了这种特性，他才得以做出他后来所做到了的一切。”
柴可夫斯基正式开始创作是在他22岁的时候。他初期的一个主要作品是以俄国著名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悲剧《大雷雨》的情节为脚本所写的管弦乐序曲。话剧《大雷雨》尖锐地提出了在宗法制统治下受到残酷压迫和奴役的俄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社会问题。柴可夫斯基突出表现了爱情的强大力量与阻碍达到幸福的反动势力之间的较量和争斗，反映了人与命运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人与命运的决战这一主题贯串于他以后的许多作品之中。他写这部曲子时，打破了学院式的陈规，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他大胆使用了包括竖琴、英国管和低音喇叭在内的很“现代化”的管弦乐队。这种配器手法是学院学生禁止使用的。他的作品遭到了安东·鲁宾斯坦的反对和指责。这首乐曲是在学生音乐会上演出的，由柴可夫斯基自己指挥，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大型乐队，他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
在音乐学院上学期间，柴可夫斯基继《大雷雨》管弦乐序曲之后又为交响乐队写了《性格舞曲》。在距离彼得堡25千米的巴甫洛夫斯克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指挥演奏了这首乐曲。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一次公开演出。
1865年柴可夫斯基从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他获得了银质奖章和自由艺术家称号。他的毕业考试是以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写大合唱曲和四重奏伴奏曲。这首大合唱在毕业庆典上由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音乐学院学生集体演出。然而，这部大合唱很快就遭到当时一些权威们的批评。包括安东·鲁宾斯坦在内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作曲家们对该作品提出了苛刻的意见。这对刚刚毕业的青年作曲家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当时只有音乐学院一个20岁的学生拉罗什大大肯定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把柴可夫斯基与当代所有的俄国作曲家相比较后断言，在才能和受教育程度上，柴可夫斯基超过了任何人。他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未来音乐之最伟大的，或者说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希望。”
第二章溢满乐音的青春
1。 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1866年1月，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柴可夫斯基接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立者、优秀的钢琴家、指挥家尼古拉·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之弟）的邀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
他到莫斯科的第五天，《莫斯科新闻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理论班，1月14日开始，每星期二五上午8点在莫霍瓦街的瓦耶依柯娃住宅上课，学费每月3卢布，特此向欲学者通告。”这里就是尼·鲁宾斯坦的寓所。远见卓识的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早就知道柴可夫斯基是音乐界不可多得的新秀，他对这位年轻的教授关怀备至，让他住进自己的住宅，送给他衬衣，还为他订做了新的礼服大衣。柴可夫斯基当时的生活自然是不宽裕的，父亲已经退休在家，家里还有一对弟弟需要父亲抚养，父亲能提供给柴可夫斯基的生活费是很有限的。他初到莫斯科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的这间仅有一张床和一张写字桌的小屋与尼·鲁宾斯坦的居室只隔一层薄薄的墙板。在这间小屋里他时常工作到深夜。他知道，跨入音乐殿堂的门槛以后他的全身心已经属于音乐。强烈的创作欲望催促着他要不停地劳作。也只有不知疲倦的工作才能帮助他驱赶时常袭上心头的难以言状的孤寂感。毕竟这里的一切对他说来都是陌生的，他举目无亲，一切都要靠自己。凝结在他笔端的有离愁和忧郁，也有对崭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成功的渴望。
1866年秋，莫斯科音乐学院正式开学。在开学庆典的午宴上，柴可夫斯基发了言，并在音乐会上第一个演奏。他站起身说：“让我们不朽的格林卡的乐曲首先响彻大厅吧！”他随即坐到了钢琴前开始弹奏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他的典雅的风度、微颤的话音和充满激情的演奏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轻教授的日子很不轻松。柴可夫斯基每周要上26小时的课。初上讲台，他很怕羞，被十几双眼睛盯着，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他所讲的音乐理论、和声规则使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的讲解明了易懂，加上他对学生异常的温和和耐心，学生们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有音乐天才的学生更是精心栽培，给予他们个别的指导和帮助。柴可夫斯基培养的学生有的后来成为有名的音乐家，如钢琴家阿·依·吉洛齐、大提琴家阿·阿·布拉杜柯夫，而斯·伊·塔涅耶夫是柴可夫斯基最喜爱的学生，后来他成为优秀的作曲家、理论家和教授，并且是柴可夫斯基终生的好友。
为了辅助教学，柴可夫斯基编写了教科书，他写的《和声学教程》一书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他还翻译了一些德国音乐论著。他认为像德国的伟大作曲家舒曼所写的《青年音乐家手册》这样的著作是音乐学院学生值得学习的书籍。
然而教学工作并不是他的意愿和兴趣的真正所在。他最渴望的仍然是作曲。由于大部分时间他要给学生上课，只好用晚上的时间搞创作。
柴可夫斯基从来到莫斯科的最初几天就成为莫斯科艺术家小组的常客。这个小组是由尼·鲁宾斯坦和剧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符·费·奥多耶夫斯基共同组创的。莫斯科的作家、莫斯科小剧院的艺术家们都把艺术家小组当作活动中心。艺术家小组举行的聚会精彩丰富、生动活泼。文学家们在小组里朗读了自己的新作，出席者对这些作品展开热烈讨论。他们弹琴唱歌，谈话玩牌，开化装舞会。这个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吸引着柴可夫斯基。他的出现引起了那里的人们的注意。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温良的性格很讨大家欢喜。他常在艺术家小组里弹琴唱歌，由于他悦耳的歌喉，大家给他起绰号“黄莺”。小“黄莺”也穿上化装晚会的服装和朋友们尽情歌舞，玩多米诺骨牌。有时大家一起去参加群众游园会，在库兹涅佐夫桥桥头漫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花园洋溢着艺术家们的欢笑和激情。在莫斯科流传着丰富的民歌。柴可夫斯基的听觉好得惊人，他可以准确记下这些街头传唱的民歌。有一次，在莫斯科郊外的瓦罗布耶维山上野餐时，他记下了农民传唱的歌曲《我可爱的小辫子》，后来他把这个歌曲的旋律用在他的歌剧《市长》中。那一时期他还记录过许多民歌。淳厚质朴的俄罗斯民间音乐深深溶注进青年作曲家的脑际。
这一时期柴可夫斯基的注意力也投向了音乐评论界。他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独特观点的评论文章。他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格林卡创作的伟大意义，号召音乐家们继承格林卡开创的发展俄罗斯民族音乐的伟大事业。他对那些阻碍俄国艺术发展的东西给予无情的批判。当意大利歌剧在贵族的簇拥下占据着俄国舞台，而俄国自己的歌剧被挤得毫无立足之地时，他大声疾呼：“作为一个俄国音乐工作者，当我在听着帕蒂夫人的颤音时，我能够片刻忘记我们祖国的艺术界在莫斯科是处在多么屈辱的境地么？既没有演出场所又没有演出时间。”
他热情支持和鼓励新出现的年轻作曲家。1866年初，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所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出了彼得堡青年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人们不了解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对他的曲子反应冷漠，音乐界对他的作品的批评也过于苛刻。几天以后，在莫斯科《现代纪事报》上，柴可夫斯基发表了为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辩护的文章，他写道：
“我们难以设想，这几句糟糕而不怀好意的话语真是莫斯科舆论界对青年天才音乐家的作品所说的惟一话语，而一切热爱我们艺术的人对这位音乐家是寄予如此厚望的……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还是一位青年，他有着宽广的前途。毫无疑问，这位出色的天才人物定将使我们艺术界大大增光。”
柴可夫斯基逐渐习惯了莫斯科的生活。他和尼·德·卡什金、科·克·阿里布列赫特、佛·格·拉乌勃等音乐学院的同行们都已搞熟，1867年来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拉罗什已成为他的密友，后来他经常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发表观点鲜明的评论文章。还有乐谱出版人彼·伊·尤尔根松也是他终生的朋友。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几乎全部是他出版的。柴可夫斯基的刻苦勤奋使院长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