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妮亚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她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父母，也不敢去看望自己的亲生儿子，她无法在谎言中生活。儿子来彼得堡后半年，达妮亚突然死了，据说在一次贵族的晚会上，她晕倒在舞厅里，临死时她嘴边带着微笑。知道达妮亚的死讯，柴可夫斯基久久不能平静。
1888年底，达维多夫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薇拉因病医治无效死去了。柴可夫斯基像失掉自己的女儿一样的伤心。亚历山德拉连续失掉了两个已成年的女儿，这使她痛苦到极点。
在达妮亚的悲剧故事结束以前，在薇拉去世以前，卡明卡早已是阴云密布了。亚历山德拉的病和达妮亚的遭遇使卡明卡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列夫·瓦西里耶维奇无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始到外面去寻求解脱，他常常到朋友们家里去纵酒作乐以至深夜不归，企图在喧嚣吵闹之中忘却一切。亚历山德拉为了减轻疼痛继续服用吗啡，甚至有时还要大量喝酒。家里的灾难一天比一天严重。80年代中期的卡明卡已经不再是柴可夫斯基的温暖的安乐窝，它成为已经逝去了的幸福生活的纪念。他惋惜和留恋美好的过去，他怀着无限的忧伤目睹这个美好家庭，也是他自己亲爱的家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继续在这里生活他感到很难过。他最后一次在卡明卡度过夏天是在1884年，临走时把东西仍留在属他专用的厢房里。1885年10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卡明卡庆祝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和亚历山德拉的银婚。这一次离开时，他带走了自己的东西。从卡明卡搬离使他很伤心。大家都意识到卡明卡一家的幸福生活已经结束，随着柴可夫斯基的离去，所有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他的离去好像成为一个时间的分界线，大家所需要的、非常美好非常宝贵的一切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了。
为庆祝妹妹和妹夫的银婚，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住了一个多星期。家里的紧张气氛使他感到沉重。他有时也会发现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磨擦。家庭中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使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脾气开始变坏，对人不再关心友善，常为一点小事生气发火，对自己的失态毫不控制。过去他身上的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已荡然无存。柴可夫斯基看到列夫·瓦西里耶维奇所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难过。过去柴可夫斯基把他和妹妹看作是卡明卡家庭幸福的化身，而现在使柴可夫斯基感到痛心的是，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似乎把卡明卡家庭蒙受灾难的罪责归结到柴可夫斯基一家人身上，甚至于这种责怪的对象也包括柴可夫斯基本人。
柴可夫斯基预感到还会有更不愉快的事发生。他离开卡明卡之前的最后几天，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果然他的预感应验了。
达维多夫庄园有一个制糖工厂。一个叫桑古尔斯基的人在那当会计。他的儿子格里沙和柴可夫斯基关系不错，格里沙来找柴可夫斯基，希望柴可夫斯基能帮忙在铁路上给他安排个活儿干。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商量过这件事后，答应了他。这天格里沙和所有崇敬柴可夫斯基的人们一样来到车站为他送行。等车时他站在柴可夫斯基身旁，柴可夫斯基正要对他讲关于安排在铁路工作的事。这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发现格里沙没有脱帽，他大声喊道：
“滚！蠢货！”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来送行的人们都知道心地善良的柴可夫斯基有多敏感，知道他对达维多夫一家是多么眷恋。大家都明白，在这种时刻柴可夫斯基会有怎样的感觉。人群鸦雀无声，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待人温良礼让的柴可夫斯基对野蛮粗鲁是不能容忍的，何况这次是直接针对着他，他觉得很尴尬。火车来了，他勉强地把手伸给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屈辱感好长时间都过不去，许多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卡明卡一行所发生的那些事，我觉得我不会很快原谅，尤其最后那个印象更是难以去掉。”
然而，他还是一切都原谅了，也不能不原谅。对一个屡遭不幸的家庭难道还应该再抱怨吗？他理解了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在家庭遭遇了那么多灾难之后，一个人难以再保持平衡的心态，包括一向性情温和的亚历山德拉有时也会发脾气或是对人冷冰冰。
柴可夫斯基对一切都宽解了。虽然他离开了卡明卡，但卡明卡这个属于自己的家却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永远和这个家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再没有别的家庭幸福。后来他又回去过几次，1888年住了一个星期，1889年住了十天。1890年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回去他心里非常难过，他写道：“那里的人们都老了，过去生活的一切欢愉都已不复存在。”1891年新年他来卡明卡过年。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重温过去的快乐时光，他给莫杰斯特写信说：“昨天我们聚在大房子里迎新年，非常快活。”
这次愉快的聚会之后过了三个月，他亲爱的妹妹，他年轻时的“小太阳”，他忠实的“安慰者”去世了。妹妹的去世带走了他心中所剩无几的光明。
虽然亚历山德拉在最后几年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中没有再起到像从前那样的作用，但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妹妹永远是他最亲爱的人。亚历山德拉这个名字对于他是童年、青年、卡明卡温馨时日的最神圣的纪念。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从妹妹那里得到可靠的庇护，在万箭穿心的痛苦中，妹妹给了他最贴心的安慰。亚历山德拉和梅克夫人共同支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给了他安乐舒适，给了他爱。他与这个家庭联系得如此紧密，他经历和感受着这个家庭的全部悲欢。柴可夫斯基没有家庭是不完全准确的。他有一个又大又幸福的家。幸福的家庭也许并不都是相似的，始终如一永远只有幸福的家庭，在世界上真的存在吗？
2。 在尼兹庄园的日子里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契耶夫是柴可夫斯基在法律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870年冬季，康德拉契耶夫一家搬到莫斯科过冬，他们开始密切来往。康德拉契耶夫和莫杰斯特、阿纳托里也都很熟识。
康德拉契耶夫从事法律工作，他博学多才，各方面都很有修养。他酷爱文学、绘画，会说几种外语，也很喜欢旅行，到过许多地方。他在哈尔科夫省有自己的尼兹庄园，1871—1879年间，柴可夫斯基经常到他这里来住，尤其是夏天，他会住上三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家里有两间屋是专为他预备的，他可以在这里专心写曲。
每次，康德拉契耶夫接到电报知道柴可夫斯基快要到来时，全家人都会兴奋起来。柴可夫斯基的马车一到，康德拉契耶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家的女家庭教师、还有住在康德拉契耶夫家的亲戚以及在庄园里服侍的人们都热情地前去迎接他。柴可夫斯基总是非常亲切地向左右的人们行礼致意，向所有的人问好。因为他待人温厚、平易近人，这里的人们对他都有特别的好感。
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尼兹庄园居住时，柴可夫斯基的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每天7点起床后，去房前的小河里洗澡，康德拉契耶夫也去洗澡，早晨他们会在河边相遇。之后大家回来用早茶，柴可夫斯基常常是一杯茶、一杯牛奶，再吃一些自家做的饼干点心。早茶以后，两位朋友一起去散步，沿着小河穿过一个很大的花园，经过菜地再从一条小路绕回家，每次散步都要用很长时间。散步回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聊聊天，看看当天的信件。中午12点大家在凉台吃午饭。柴可夫斯基是位美食家，每顿饭他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夏天喜欢吃带鲜鱼的波特文尼亚汤（一种用鱼、克瓦斯、蔬菜泥等做的冷汤，夏天加冰块）或者鲟鱼肉和干咸鱼，这些东西都是从城里买来的。午饭以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柴可夫斯基常常去康德拉契耶夫的小女儿屋，听她朗读，给她出作文题，然后带她去大厅，那里有架钢琴。柴可夫斯基让她背弹自己会弹的曲子，教她识谱。柴可夫斯基弹几首曲子让小女孩猜曲名和调式，有时也和她四手联弹。他和小女孩周旋一阵子以后，就回到自己房间。下午5点大家又相聚吃晚餐。饭后一块散步，有时乘马车兜风。回来以后喝茶、吃水果、酸奶，这是柴可夫斯基最喜欢吃的。晚茶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一起玩牌，经常玩到12点。庄园里恬淡安适的生活使柴可夫斯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觉得很惬意。
当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灵感到来时，他变成另外的样子。他显得很抑郁，不和任何人讲话，早晨匆匆喝两杯牛奶，拿上纸、铅笔，带上小狗多戈，一个人去出散步，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他把一些乐段随便写在纸上，晚饭以后坐在钢琴边把白天散步时写的乐曲弹奏出来。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常常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那时他会把写有曲谱的纸揉做一团，生气地一扔，第二天又开始另写。也有的时候他散步回来已觉非常疲倦，但却非常愉快，晚饭后他说：“朋友们，到大厅去，我给你们弹一段，请你们给我提提意见！”许多的浪漫曲、钢琴曲，柴可夫斯基都是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完成的。
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也常常和柴可夫斯基一起来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阿纳托里是抒情男中音，他唱哥哥写的歌尤其好听，像《可怕的时刻》、《泪在颤抖》，他唱的这些优美的动听的歌是在歌剧院都难听到的。柴可夫斯基穿着俄式绣花衬衣（他来乡间总是穿俄罗斯式的衬衣）给弟弟伴奏。阿纳托里唱得满含深情。悠扬的歌声在乌克兰静夜中回荡，大家屏息静听，沉浸在无限温馨美好之中。
创作灵感过去之后，柴可夫斯基又恢复了常态。他还是几小时几小时地出去散步。当时康德拉契耶夫有五个学生，他们都是当地农民的孩子，他教这几个孩子学知识，送他们去城里中学上学，后来把他们都培养成材。康德拉契耶夫在和柴可夫斯基一块散步时，常带上小女儿济娜还有这几个学生。
柴可夫斯基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的玩笑开得得体，从来不会伤害对方。小济娜有时会被柴可夫斯基逗恼，柴可夫斯基立刻走过来，拉着她的小手，亲吻她，爱抚地说：“算啦，济娜契卡，别生老朋友的气，你是知道的，我在开玩笑。”于是马上云开雾散，一大一小又像老朋友似的继续说笑了。
法律学校的同学阿布赫金和其他同学也常来这里。他们聚会在一起，度过愉快时光。
当铃兰花盛开时，更是柴可夫斯基最开心的时候。早饭后，他们坐上马车，一起到很远的树林里去。穿过林子是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上迷漫着荞麦和野花醉人的芳香，银色的铃兰花布满大地。柴可夫斯基采摘大束大束的铃兰，兴奋不已。大家坐在嫩绿的草地上开始野餐：包子、小菜、水果、乌克兰酒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做的美味吃食。朋友们开心地吃着、谈着、唱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最爱唱的。
柴可夫斯基居住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时，若赶上柴可夫斯基的命名日，大家就会给他隆重庆祝。虽然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任何排场和庆典，但在这一天他也只好服从大家的意愿，允许人们为他庆祝。
命名日的前一天，康德拉契耶夫的几个学生已经把柴可夫斯基的房间布置好了，在屋子的正面墙上挂满用绿叶和野花编成的花环，到处挂满了彩灯，在屋门口的上方摆着用花拼成的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小济娜从妈妈的房间里拿来花瓶，插满各种她喜欢的花朵摆放在柴可夫斯基房内的桌上。
命名日当天早晨7点，厨师端上来一块写有柴可夫斯基名字的大奶油蛋糕，还有一些甜点心和小面包。柴可夫斯基洗澡回来后，餐桌已摆好，大家来向他祝贺。他邀请所有的人喝咖啡、吃蛋糕。这天早餐后，他不出去散步，而是和大家同坐在凉台上聊天、玩台球，这是他喜欢的一项运动。从城里来的客人们午饭以前陆续到来。午饭准备的都是柴可夫斯基爱吃的菜，大家共同品尝一道道美味菜肴，一面喝香槟酒祝他长命百岁。晚上，当天空开始出现星星的时候，也燃起了彩灯。拴有彩灯的花环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也在闪亮。人们在河边放焰火，火树银花腾空而起，为节日增添了更多喜庆。柴可夫斯基的屋子里也很热闹。他吩咐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请来，他要亲自招待他们。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在他的命名日都来为他道贺。
柴可夫斯基受到人们的拥戴。他常常鼓励安慰别人，给发生争执的人们劝和，给别人提好的建议，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无论是金钱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帮助，他都很慷慨。村里的人们都盼望他来，高兴他来，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也让人们恋恋不舍。
康德拉契耶夫家搬到彼得堡以后，他们一家人和柴可夫斯基也常常见面，有时仍在一起度过夏天。1886年，当柴可夫斯基搬到梅达诺沃以后，康德拉契耶夫在柴可夫斯基的住所旁边也租了一处住房，在那里住了一年。他们两家仍然时常共用午餐，傍晚一起去散步。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收到了康德拉契耶夫在德国病重的消息。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和莫杰斯特还有阿纳托里夫妇在波尔日霍姆乡间休息，他立刻前往德国去探望老友。他在康德拉契耶夫身边陪伴了一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去世给柴可夫斯基精神上很大打击，他为好友的去世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哀。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暂！我必须做、必须想、必须说的还有多少啊！我们老是拖拖拉拉。可就在此时，也许死神正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探着我们！”他久久思索着关于上帝、生命、死亡这些使他困惑的问题。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在催促着他。
康德拉契耶夫逝世后，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家人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柴可夫斯基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把柴可夫斯基看作最亲近的人。无论柴可夫斯基在哪里，他都时常给他们写信。康德拉契耶夫的女儿济娜的生日，他总是不忘送礼物和拍电报祝贺。每次他从国外回来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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