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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
第七章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公元7—11世纪）
公元9世纪时，新罗王朝政变频繁，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发生大小多次的农民起义，在群雄割据中，在百济、高句丽旧土建立后百济、后高句丽政权，与新罗鼎立。史称“后三国”。公元918年后高句丽的部将王建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建都松岳（今开城），此后灭新罗、后百济，于936年统一朝鲜。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把高丽佛教分为前、中后两大阶段。从高祖即位到肃宗朝结束为前期（918—1105），是中国佛教的继续传入和在社会上深入普及时期；从睿宗即位至高丽灭亡为中后期（1106—1392），是朝鲜开始形成民族佛教宗派的时期。
1。诸王的崇佛和佛教势力的发展
太租王建生前，桐里山禅派的僧人道诜曾向其父预言当生“圣子”，“统合三韩”，王建17岁，道诜又向他讲授“出师置阵之地，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①王建登位之后，尊崇佛教，在国都松岳建立法王、慈云等10寺，此后又建大兴寺，开泰寺等。他在开泰寺落成典礼上亲制疏文，说自己之所以能用武力统一全国，是“上凭佛力，次仗玄威”，愿今后“佛威庇护，天力扶持”。他还常设八关斋会、百座讲经会。在新兴寺置功臣堂，画三韩功臣于东西壁，每年设无遮大会。临终前亲授“训要”，其一就是“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是故创立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之各治其业”；第二条是劝诫后世防止“竞造浮屠”。②此后，历代国王皆崇佛，如定宗即位（946年）在开国寺安置佛舍利，向各大寺院施谷7万石。显宗时雕印《大藏经》，重修开国寺塔置佛舍利，设戒坛度僧3200人。靖宗时下令有四子之家可许一子出家为僧。又在四寺没戒坛，试僧以经律，施一万僧的饭斋。每年举办拥载《般若经》、众僧列队沿街读经的游行法会，称之为“经行”。
文宗时（1047—1082）佛教达到极盛，下令允许有三子之家可令十五岁以上的一子出家。建兴王寺选一千僧入住修法，命自己的第四子出家，此即朝鲜①此据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汉城宝蓬阁1972年版）上编。此当为后世传说，但高丽王朝尊崇道诜是事实。
②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编。了佛教史上著名的义天。
由于王室权贵的佞佛，高丽佛教势力发展迅速。按高丽制度，土地归国家所有。据公元976年公布的“田柴科”，国家把文武官员和兵士分成若干品，按品分给耕地和樵采之地，功臣和归顺的豪族可授给“功荫田柴”和赐田，准予世袭，其，它则不准世袭。受土地者仅享受土地的部分收税权（产量十分之一）。王室施舍给寺院的土地不断增加。如显宗十一年（1020）施给玄化寺土地1240结（“结”指约生产谷子2石的土地），此后又赐给云岩寺土地2240结，为死去的恭愍王妃、鲁国大长公主祈冥福。文宗时为大云寺加赐良田一百顷。寺院的土地作为私田，还享有免税的特权。寺有土地是寺院经济的基础。寺院还经营商业、高利贷，如文宗十年（1056）诏中批评：“今有避役之徒，托号沙门，殖货营生，耕畜为业，估贩为风”，“通商买卖，结客醉娱”。有的寺院设“长生库”，以慈善为名向民众放高利贷。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僧侣人数的激增，佛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较大。
2。义无和海东天台宗
天台宗传入新罗的时间比较早。法融、理应、纯英到唐曾师事天台宗六祖湛然（711—782），回国传播天台宗，但承袭不明。高丽时期，中国吴越王俶（948—978在位）崇佛，遣使至日本和高丽求请天台宗教籍。高丽派谛观携天台宗著述到吴越，师事天台宗第十五代祖帅义寂，留住十年而死，著有《四教仪》。到义天时，再次从中国传入天台宗，在王室支持下得到较大传播。
义天（1055—1101），名王煦，高丽文宗第四子。年11承父命出家，居灵通寺，号“祐世僧统”。学华严宗及大小乘经论章疏，又学儒道及百家之说。宣宗三年（1086）入宋求法，从密州（治今山东诸城）登岸，西进汴京，向哲宗上章请往杭州华严座主净源门下受业，诏许，并派主客员外郎杨杰伴行。晋水净源（1011—1088）是当时华严宗著名学者，义天入朱之前已与他有书信往来，义天到达杭州，净源在大中祥符寺和慧因寺为他讲华严大义。
义天把从高丽带来的汉地己佚的智严的《搜玄记》、《孔目章》，法藏的《起信论义记》、《探玄记》，澄观的《华严经疏》等奉赠慧因寺，对宋代华严宗研究的复兴有重要影响。
义天在杭州又从天竺寺慈辩学天台宗教义，从律僧元照受戒法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在高丽宣宗代母后召义天回国前特访天台山，拜智f祖师塔，述发愿文，内称：“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钱塘慈辩讲下承禀教观，他日还乡，尽命传扬。”及至回国，宣宗为他在松山西南麓建寺，仿中国天台山国清寺，也称国清寺。当时的名僧德麟、翼宗、景兰、连妙等各率门徒投到他的门下，前来听他讲天台宗教义的人很多。此后天台宗开始在朝鲜传播。义天死后谥号为“大觉国师”。
朝鲜直到李朝初期，天台宗有二派：一是直承义天之后的“天台疏字宗”，重在讲解天台章疏教义，以国清寺为传法中心，以义天的法孙义雄及其后继门徒为代表；一是“天台法事宗”，重在修法华忏法，宣宗九年（1092）王太后于白州（今黄海道）见佛寺设天台法华礼忏法会，连续多年（“一万日”），形成专修此忏法的多数法师。
在高丽前期，华严宗、法相宗继续流行，出了一些以研究论释这二宗教典著称的学僧。禅宗以禅门九山为中心继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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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公元7—11世纪）
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国西汉时代，日本北九州一带的豪族就通过朝鲜半岛与西汉朝廷有了交往，东汉初在光武帝授于遣使朝贡的倭奴国王以印缓。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238）位于北九州的倭女王国的卑弥呼王遣使者入魏献贡，诏封卑称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缓及绸锦金宝等物。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其国称邪马壹，以渔猎及农耕为生，已知养蚕丝织，在文化生活中，敬鬼神，人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
已丧，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日常活动，常灼骨以卜吉凶。后女王死，建大坟，殉葬奴婢达百余人。北九州的倭国与中国的交往继续到西晋初年。
公元4世纪以后，以今奈良一带为中心的大和王国兴起，其王号称天皇，逐渐臣服周围小国，并统一日本大部分地方。此后与中国通聘的即以大和朝廷为主体。据中国史书记载，在公元5世纪南朝宋、齐时代，日本朝廷遣使通好往来达8次之多。①在这期间，因占据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日本朝廷不能通过它的国土与北朝往来，但民间渠道的往来当是存在的。中国在西晋灭亡之后，大多数贵族和知识分子迁徙到南方，南朝一向以正统自居。因此，与南朝保持频繁往来的日本，受到南方传统的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
与中日政府问的通好往来同时，一些汉族人，特别是长期居住在朝鲜半岛的所谓“秦人”、“汉人”，也有相当数量移住日本。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通过两国间不同渠道的往来而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农耕、养蚕、丝织、制陶等手工业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
道家及阴阳五行思想，对加深日本语言的内容，丰富日本的文化思想起了重大作用。到6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历史环境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到12世纪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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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朝鲜佛教和日本佛教的建立（公元7—11世纪）
随着大陆移民进入日本，佛教也传到日本。据皇圆《扶桑略记》卷3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汉族移民司马达止（有的节载为南梁人司马达等）到大和国，在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归依礼拜。日本佛教史学者称此为佛教的“私传”（民间传入）。
影响大的是所谓佛教的“公传”（通过朝廷传入）。有两种说法：一、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朝廷，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及幡盖、经论等，从此佛教在上层社会①《宋书。文帝纪》、《宋书。夷蛮传》及《南齐书。东南夷传》有记载，8次的年代是：宋高祖永初二年（421）、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元嘉七年（430）、元嘉十五年（438）、元嘉二十年（443）、元嘉二十八年（451）、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宋顺帝祐明二年（473）。天皇有讚、珍、济、兴、武等。
流行；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和《元兴寺伽兰缘起》载，百济圣明王献佛像经论的时间是钦明天皇七年（538）。近年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
对于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日本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无论是私传还是公传，具体年代都不可靠。我们认为，从当时日本与中国、朝鲜的交往情况来看，说六世纪佛教已传入日本是可信的。
1。兴佛与废佛之争
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日本社会还比较落后，耕地以氏旅所有制为基本形态，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是属于各个氏族的部民及奴隶，大和朝廷把中央和地方的豪族统一到氏族制度之下，天皇处于相当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臣”、“连”等姓的豪族不断并吞弱小氏族；文化比较后进，儒家经典（例如《论语》）和汉字还输入不久：在宗教方面，各个氏族有自己的保护神（氏神），以皇室的祖先神为中心的神道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这种客观的历史形势，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态度。
佛教传入初期，钦明朝以大连驹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人把佛称为“善神”，反对佛教在日本流传，而主张引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大臣苏我氏积极支持奉佛。反对奉佛者的主要理由是“恐致国神之怒”（《日本书纪》）。所谓“国神”就是古来信奉的祖先神、氏神及自然精灵。这种说法实际是为了维护氏族传统制度和当时重要文化形态——原始神道。这场争论，很快以废佛派的失败告终。在崇峻和推古天皇在位期间（587—628），佛教有了很大发展，百济、高句丽的僧人大量来到日本，寺工、炉盘工、瓦工、画工等也随同僧人前来，兴建了法兴寺（元兴寺，即飞鸟寺）等早期佛教寺院。
当时日本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国家原始神道已完全不能适应这一历史要求。因此，某些当政者加强利用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同时也把佛教作为一种指导性文化思想。圣德太子和“大化革新”的领导者中大兄皇子就是这样做的。
2。兴隆佛法和大化革新
圣德太子（574—622）名厩户。是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自幼佛儒并学，在推古朝以摄政身份辅佐朝政，下令“兴隆三宝”，强化皇权，颁布“十七条宪法”，派使者入隋，沟通两国邦交，遣沙门入隋学习佛法。“十七条宪法”会通儒佛，强调君臣、上下、官民之间的等级关系。其第二条规定“笃敬三宝”，说佛教是“四生（概指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其不归三宝，何以致枉？”实际是把佛教置于相当国教的地位，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导性文化思想。在圣德太子当政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到推古朝末年，僧尼1300多人，寺院46座，其中的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殿堂齐备，最为壮观。圣德太子常为天皇、皇室及臣僚讲《法华经》、《胜鬘经》等，撰有《法华义疏》、《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前后五次向隋派遣使节。在派遣的留学生、留学僧中有高向玄理、僧旻等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回国后，在以建立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为目的的“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一次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八月天皇下诏兴隆佛法，其中说：“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任命十位沙门为“十师”，“教导众僧，修行十教”。第二年发布革新诏令，实行土地国有和班田收授法，对国民按不同标准授以口分田，征课租庸调及杂谣。同时，仿照隋唐制度确立行政机构，制定各种律令等。遣留学僧南渊清（或作“请”）安在中国23年，而后回国。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