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勃佐夫、日古林、库尼亚耶夫等。
索科洛夫（1928—）被推为细语派的鼻祖，他的主要诗集有 《途中的早晨》（1953）、《雪下的青草》（1958）、《九月雪》（1968）、 《感谢音乐》（1978）等。仅就这些诗集的题名，就不难看出索科洛夫创作的倾向：对自然、对艺术的眷念和思考。他的诗，常以城市里的风景、人物和凡事为契机，细致地描绘内心的情绪，以便道出城里人的“城市情结”，有时也不乏对现代文明副作用的反感之情。
与索科洛夫的城市抒情诗不同，另一位细语派诗人鲁勃佐夫（1936—1971）则为俄罗斯乡村唱着传统的田园之歌。鲁勃佐夫生在阿尔罕格尔州的乡村，父母早逝，在保育院中长大，成年后进列宁格勒做了工人，上了大学。住进了都市，但他并未改变对乡村的感情，少时生活养成的敏感天性，每每体现在他对大自然入微的体察和细腻的描绘上。他的 《抒情集》（1965）、《田野之星》（1967）、《心灵留存着》（1969）、《松林的喧嚣》（1970）等诗集中的诗，几乎均以乡村、大自然为主题，其中不乏淡淡的忧伤和深深的惆怅。诗人最后在他三十五岁时早早地逝去。为他的诗篇又添加了一个哀婉的句号。
也许是由于风格本身的限制 （求静而不求响，求情绪上的天然和谐而不求理念上的强烈共鸣），细语派的代表诗人似乎不如高声派代表诗人那样显赫，但他们的影响同样是经久的，如今，索科洛夫等同样被尊为俄罗斯诗歌新的经典人物，他们所赢得的青年追随者，甚至还多于高声派诗人。
高声派与细语派这两个在六十年代先后崛起的诗歌流派，并不是俄罗斯诗歌史上两个突兀的现象。纵观俄罗斯诗史，不难看到“静”、“响”两种诗歌风格的贯穿，有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公民精神”，也有丘特切夫、费特的“小夜曲”；有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也有叶赛宁的恬淡的哀怨。这两个流派的先后崛起，不过是俄罗斯诗歌两大传统基因的积淀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的相继释放而已。
高声派与细语派并不是两个相互截然对立的派别，任何诗歌都不可能仅为“高声”或仅为“细语”。只不过在特定的时代氛围的孕育下，在特定的读者审美意愿的需求下，诗中的“响”或“静”的某一因素被诗人有意无意地强化、突出了。后来，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人们注意到，高声派和细语派已阵营松散，界限模糊，抒情诗创作中出现了“静”、“响”交融的新局面。
第六章 停滞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六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苏联社会，不久前被史家们称之为“停滞时期”。这一段时间里，统治苏联的领袖是勃列日涅夫及其接班人。需要指出的是，“停滞”，大约只是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的，而就经济、科技、教育等的发展而言，却不能说是“停滞”的。二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军事方面与美国竞争，终于赢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文学，也不能以“停滞”概括之。文学一直在过着自己正常的生活，新作和新人不断涌现，文学继续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并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总本地看是比较平稳的。文学生活转变的开始，是从苏联官方和文艺界对“两个极端”的批评开始的。1967年1月27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当落后于生活的时候》的社论。这篇社论对以《新世界》和《十月》两杂志为代表的文艺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各打五十板。关于《新世界》，社论批评它过份热衷于暴露反面现象和消极现象，对正面现象和正面形象则没有兴趣；关于《十月》，社论批评它对社会和文学的进步估计不足，以简单化的方式对待严肃的文学问题。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中，也批评了文艺界的“两个极端”：一是对现实的抹黑”，把一切都“归之于个人迷信的后果”：一是“粉饰”过去，“无视个人迷信的后果”。此后，在处理 《青春》和《青年近卫军》两杂志的争论时，在引导整个文艺界的走向时，官方的明确原则就是：“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这一中庸路线，也许是一种明智之举，它来源于苏俄文艺几十年左右摇摆的经历所提供出的经验，对于了结众多不必需的论争、团结文学力量、稳定文学界和社会中的人心，具有一定的意义。相继召开的第四次（1967）、第五次（1971）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所讨论、所落实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反对两个极端”。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稳中有进。从体裁上看，无论是小说和诗歌，都有一种趋向大型的动向。就题材而言，战争文学、生产文学和乡村文学这“工、农、兵”的三位一体，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这一阶段的各类题材作品，描写场面有所扩大，对现实的暴露、批判色彩有所减弱，但同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却更加深入了，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工业文明等的关系中描写人的心理及心理变迁史，探讨道德、良心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和位置，从而构成了一个“道德文学”的潮流。这一潮流打破了体裁间的界限，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均有表现；它也打破了题材的界限，在类主题的文学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这也是一贯重视道德力量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又一次体现。
停滞时期，在求稳求实的文学方针下，也出现了一些试图加强对文学的控制、将文艺更紧地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中去的做法。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集中营文学不再被提倡，曾支持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赫鲁晓夫，转而点名批评索尔仁尼琴。1966年，将所谓的“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乐、塔尔西斯等人，被开除作协会籍、甚至国籍，并被判处长达数年的徒刑。1968年，又有两位作家受到审判，他们是加兰斯科夫和金兹堡，爱伦堡、阿克肖诺夫等十七位名作家曾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六十、七十年代之交，索尔仁尼琴、库兹涅佐夫、涅克拉索夫、科尔扎文、加里奇、布罗茨基等作家或出逃国外，或被撵出国境。这些人及其创作，构成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些人及其作品难免有为西方政治家们所利用之嫌，但这一在当时被禁、遭批判的文学，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中的作品的“回归”祖国，也不完全是政治原因。而且，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不仅在停滞时期为正统文学树立了一个对峙面，同时也在客观上扩大了二十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另有一种虽未受到官方激烈批判、却也不被提倡的文学，是所谓的“自由文学”，或称“地下文学”。这一文学多以手抄本、录音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体现了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由女诗人戈尔巴托夫斯卡娅主办的《时事记事》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个地下文艺刊物。在这类文学中，有一种体裁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这就是“舞台诗歌”。这是一种将诗歌、音乐、戏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合为一体的新形式，诗人怀抱吉他，在旋律或节奏的伴奏下吟唱自己的诗。这类诗大多简明易记，却内涵丰富，发人深省。这类诗歌的朗诵会，常在剧院、广场、咖啡馆、甚至客厅中进行，其录音带广泛流传。八十年代初起，这类诗歌开始出现在电台和电视上，并有大量的磁带和唱片出版。在这类吟唱歌手中，最出名的、且其影响至今不衰的，是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和加里奇。
维索茨基 （1938—1980）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是莫斯科最著名剧院之一的塔甘卡剧院地演员，曾主演 《哈姆雷特》等名剧；他又能写很好的诗，弹很好的吉他曲，演很好的电影主角。这是一种罕见的俄罗斯艺术天才，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一样，他也在英年早逝，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遗产。他生前未能获得任何官方的奖，甚至至今，在许多文学和艺术辞典中还查不到他的名字，可他的画像早已贴进了俄罗斯无数的家庭，他的歌早已响遍了俄罗斯的土地，他也许是俄罗斯最为家喻户晓的一位文艺人。如今，在莫斯科他的墓地旁，每天仍有成群结队的人群和大捧大捧的鲜花。维索茨基的巨大影响，既来源于他本人的艺术天才和真诚的良心，也来源于官方文艺与普通人之间越拉越大的差距。他敢于在自己的艺术中对抗官方的、正统的、流行的艺术趣味，揭露现实生活的阴暗，表达当代人的种种苦恼，讽刺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明星”的他表达出来的，因而有令人吃惊的社会效果。维索茨基及其创作，已构成了停滞时期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人类文化史中，有人曾将二十世纪称为“批评的世纪”。受到同时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刺激，同时挖掘着俄罗斯传统文艺学中尘封的宝藏，停滞时期的俄罗斯文艺学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尤以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新发现、结构主义诗学的复兴和赫拉普钦科的类型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巴赫金 （1895—1975）是一位享誉全世界的大理论家，但他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他在二十、三十年代发表的数本著作，在当时均未引起大的反响。1963年，他初版于1929年的专著《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的修订本面世，在俄罗斯和国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巴赫金在该书中提出的“复调小说”、“对话小说”等概念，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体裁的研究范畴。他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在世界许多大学的文学语言系中，都设有研究巴赫金的专题讲座。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俄罗斯文艺学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景象，其标志之一，就是文学研究方法热的出现。在各种“方法”中较有影响的，既有依据传统加以发展的历史比较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文艺社会学研究、结构—符号研究等，也有新兴的系统分析、类型学研究、历史功能研究等。这一文学方法论热潮，不仅促进了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也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战争题材文学
从六十年代末期起，苏联的军事实力大增，在常规武器方面、在军事力量的量的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武器竞赛、核竞赛使苏联社会背上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但军事强国的地位毕竟是值得骄傲的。对二次大战中胜利者之历史的自豪，加上这对现实的军事大国地位的骄傲，自然要影响到军事文学的总体风格。与此同时，官方也直接干预军事文学，将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当成和研制新式武器同样重要的任务来抓。战争真实派那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一味哀婉和细部真实，也开始让一部分读者失去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类型的战争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卫国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史中的第三次浪潮，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卫国战争全方位、史诗性的概括，在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悲剧性的同时也宏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表现个人遭遇的同时也注重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预测。这又被称之为“战争全景文学”，其代表作有恰科夫斯基五卷本的 《围困》（1968—1975）、斯塔德纽克三卷本的《战争》（1970—1980）、卡尔波夫三卷本的《统帅》（1982—1984），仅从这些作品的题名和篇幅，就已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战争题材文学的基本特征。
恰科夫斯基 （1913—）生于彼得堡，卫国战争时期曾是列宁格勒前线的战地记者，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这一切发生在列宁格勒》就是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二十余年之后，作家又回到了这一主题，以宏大的篇幅、广阔的画面再现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这一可歌可泣的战争壮举。小说从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前夕写起，一直写到苏军突破列宁格勒围困时为止，真实地描绘了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长达九百天的反围困斗争。对列宁格勒围困战中的主要事件，如卢加防线之战、沃尔霍夫争夺战、基洛夫工人保卫战、拉多加湖上生命线的建立、涅瓦河口激战，等等，作者都作了描写。在敌人的炮火以及饥饿和寒冷中战斗的列宁格勒军民，同仇敌忾，坚强不屈，他们在距敌人仅几公里的地方坚持生产，然后从车间里把坦克直接开上前线；他们坚持正常的城市生活，甚至还举办音乐会；朱可夫、伏罗希洛夫等高级将领，还多次冲上第一线。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很多篇幅，写到了双方统帅部在围困战期间的军事运筹，写到了与列宁格勒围困战相关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等相关战役，写到了工人、院士、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构成了一部全景式地反映列宁格勒围困战争的史诗。小说发表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改编为电影，获得了当时最高的文艺奖——列宁奖。在《围困》之后，长期担任苏联《文学报》总编之繁忙职务的恰科夫斯基，仍勤奋写作，又写出了《胜利》（1978—1981）和《未完成的画像》（1983—1984）两部战争大作。前者以波茨坦会议为契机，提出了缓和国际局势的愿望；后者以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活动为素材，追叙了苏美两国在反法西 斯战争中成功合作的历史。
斯塔德纽克 （1920—）的 《战争》，以苏军的一机械化军的战斗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