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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牛的指挥使还是后来的袁彬，其去世时官爵为特授勋上柱国、左军都督、升授光禄大夫，为大明超一品大员，母亲和妻子都是一品诰命。正所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皇帝上台锦衣卫都得大清洗一次，只有他经历了两代皇帝都是正牌卫使。这才是锦衣卫史上的最大牛。
而且时间上现在应该是到了永乐八年，到永乐十三年时太子派的《永乐大典》总裁官解缙就被纪纲冻死了，结果永乐十四年，老纪就因为支持汉王谋反完蛋了。
永乐十八年，为了儿子和孙子，在朱棣的安排下，监视锦衣卫的东厂就出世了。到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筒子就归天了。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死了，到朱棣的孙子朱瞻基死时距离永乐二十二年又过去了十一年了。后来朱祈镇即位十四年后就是有名的土木堡之变了。
锦衣卫的业务主要是几部分：
皇帝警卫系统：大汉将军
官员反贪及监察、秘密监视、肃反、独立侦查逮捕审讯宣判关押权力（诏狱）、藩王监视、反间谍：北镇抚司
军事法院、检察院、宪兵、情报、军工系统：南镇抚司
地方派出机构：十三行省及南直隶千户所和下属府、州、道、县百户所、以基层各行业身份为掩护的密探据点一般为客栈、酒楼、青楼等
执行部队：缇骑
官职体系：
指挥使一人，正三品【纪纲，正二品都督佥事兼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特使杨秋池，无品）
指挥同知若干，从三品
指挥佥事若干，四品
南北镇抚司镇抚二人，五品
十四千户所千户十四人，五品
副千户，从五品【马渡副千户，侦破建文余党案有特大功，连升三级，高配五品待遇】
百户，正六品【牛大海百户】
试百户，从六品
总旗，正期品
小旗，从期品
基层为力士，校尉等。
参考资料：
大明帝国行政区划
明朝政府除京师、南京以外，分设十三个布政使司（省）：
京师（北直隶），治所北京，今北京。
下辖府：顺天、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永平
南京（南直隶），治所南京，今江苏南京。
下辖府：应天【【马渡副千户】】、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牛大海百户，广德县杨指挥使特使】】、徽州
山东，治所济南，今山东济南。
下辖：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
山西，治所太原，今山西太原。
下辖：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
河南，治所开封，今河南开封。
下辖：开封、河南、归德、汝宁、南阳、怀庆、卫辉、彰德
陕西，治所西安，今陕西西安。
下辖：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
四川，治所成都，今四川成都。
下辖：成都、保宁、顺庆、夔州、重庆、遵义、叙州、龙安、
马湖、镇雄、乌蒙、乌撒、东川
江西，治所南昌，今江西南昌。
下辖：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
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
湖广：治所武昌，今湖北武昌。
下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辰州、德安、岳州、荆州、
襄阳、宝庆、郧阳、长沙、常德、衡州、永州、宝庆
浙江，治所杭州，今浙江杭州。
下辖：杭州、严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金华、
衢州、处州、温州
福建：治所福州，今福建福州。
下辖：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
广东，治所广州，今广东广州。
下辖：广州、肇庆、韶州、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
广西，治所桂林，今广西桂林。
下辖：桂林、平乐、梧州、浔州、柳州、广远、南宁、思恩、
太平、思明、镇安
云南，治所云南，今云南昆明。
下辖：云南、曲靖、临安、激江、广西、广南、元江、楚雄、
鹤庆、姚安、武定、景东、镇沅、大理、丽江、永宁、
永昌、蒙化、顺宁
贵州，治所贵阳，今贵州贵阳。
下辖：贵阳、安顺、都匀、平越、黎平、思南、思州、镇远、
铜仁、石阡
在黑龙江流域，明朝政府在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永乐年（1409年），在黑龙江口附近特林地方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这些行政机构
作品相关 浅论明代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一、妇女在婚姻权中地位的提高
一是女性的定婚权。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家长是实际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干涉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清律关于定婚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私有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各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礼，后夫婚加法。”可见，在定婚效力上，明代妇女与前后期基本一致。
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处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悲惨境地，而封建伦理压制着女性真实的情感，要求她们恪守妇道，成为男人所需要的所谓贤妻良母，这种不平等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明代社会后期，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选择上，逐步摒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爱。比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1＇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着大胆而且勇于斗争，作品写出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衷心”。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之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运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诉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并在壮文中，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嫁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在这里，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指出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爱”的自由平等的婚姻。《王娇鸾百年长恨》＇2＇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乐小舌拼生觅偶》＇3＇中，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这些都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二是女性的退婚权。定婚之后而解除婚约，称为退婚权或悔婚。明律对女性可以退婚分为三种：即“妄昌”、“犯奸盗”、“男家故违成婚期”。其中，“犯奸盗”是明朝开始制定并实施的，而“男家故违成婚期”始于元朝，明朝因袭。
这三种情况在明朝具体表现为：首先，在男犯罪的情况，“其定婚夫作盗及犯徒、流移乡者，女家愿弃，听还聘财。”＇4＇第二，定婚后男子无故五年不要女子的情况，“无故五年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另行改嫁，亦不追财礼。”＇5＇三是在男家妄昌的情况，“男家妄昌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6＇
可见，在退婚方面，明代女性较之于以前几个朝代，权利更为广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在婚姻方面的权利。
三是违律嫁娶范围的扩大。嫁娶违律是指对于不合适法律规定的嫁娶，应当依法予以解除，且处以相应的刑罚。《唐律》户婚律对于违律为婚应行离异者几种：同性为婚、尊卑为婚、良贱为婚、娶亲属之妻妾等八中。明朝在《大明律·户律·婚姻》的规定大体略同唐律，但是又增加了典雇妻妾、娶乐人为妻及僧道娶妾等条。
在娶亲属之妻妾一条中，元朝蒙古族“收继婚”的风俗，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而弟可收嫂，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由于“收继婚”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对广大蒙古族妇女造成必须接受的婚姻事实，大大限制了她们再嫁对象的选择自由。而《明律》则坚决矫正这一“胡风”，对“收继婚”的处罚大为严厉，“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这一规定符合汉族的风俗习惯，对明代妇女的再次婚姻缔结，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未嫁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中国古代凡女子在父母家，尚未适人者，即称之未嫁女，又称在室女。关于未嫁女的名分，受男尊女卑观念影响，未嫁女在家服从祖辈、父辈，即“未嫁从父”；另一方面，又受“长幼有序”伦理影响，同辈中年长之女，不仅对年幼之女享有相对优越权，即使对年幼之男子，有时也有优势，正如赵凤喈所言：“中国的礼教，素重视伦常，而‘长幼有序’，即五伦之一，故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虽较同辈男子为卑逊，而长幼之名分，仍然保持。”＇7＇明代对于“诸殴兄姐者”判刑较重，与唐宋律相似。可见，明代为人女的法律地位，首先是服从父辈，而在同辈兄弟姐妹中，主要依“长幼之序”划分其地位的高低。
关于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在我国在古代社会，未嫁女按照“长幼有序”伦理，确定了她们的名份地位，但是在财产继承权上，未嫁女不再享有“长幼有序”的特权，因为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子是法定继承人，而女子则不是继承门户的法定继承人，直到唐代，对于女子的继承权才从法律上予于承认，唐律《开元令·产令》规定：“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姐、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由此可见，唐朝在室女有财产继承权。在份额上依法律规定获得未婚兄弟聘财的一半。
明律只是在户绝的情况下，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即“果无同宗应继，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8＇唐宋元朝的法律都有规定，内容上大致相同，承认在户绝情况下，财产由女继承。所不同之处，宋律的《丧葬》令规定“若之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父母可以用遗嘱的方式：剥夺未嫁女继承遗产权利。而元律则明确则明确肯定户绝，女可继承，可见，宋时还受遗嘱的制约，元代则享有绝对的继承权，相比之下，明律对此规定稍显苛刻，那就是必须“无同宗应继承者”的情况下，女子方可继承，这种有条件的继承比之唐、元律无疑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总之明代未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较之前代大大削弱。
三、既嫁后地位的提高
在古代社会，妻的概念很宽泛，既包括正妻，即通常所说的“生母”，此外还有妾。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明代“为人妻”，是以正妻为研究对象，明代“为人妻”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沿袭汉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即遵循“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原则，从而造成在法律上“夫尊妻卑”局面，但是在明代的一些法律条文也透露出一定的保护妇女权利的气息，这为明代妇女地位提高提供了法律保证。
一是为妻的人身权。在明律上，“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法罚”，这必然造成妻子人身权的损害，如妻子打丈夫，“仗一百”，至折伤以上，“各加凡人三等”；而丈夫殴打妻子，“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在《唐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可见，在相同斗伤程度下，法律对妻子的处罚，远远重于对丈夫的处罚。更有甚者，丈夫过失殴杀妻子，唐、宋、明、清律一概列为“各勿论”，可见，各朝法律都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甚至妻子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
二是为妻的财产权。唐朝，妻的财产权既包括出嫁时的嫁妆，也包括“户绝”情况下，依法继承本家家产，唐文宗元成元年《教节文》规定，户绝时“无男空有女，女出嫁者，令女合得财产”＇9＇元朝一般的妇女，可以自由处分嫁妆，《元典省户部··》“五兄弟分争家产事条例”规定：“应分家财，若因……妻家所得财物，不在分限”：“对于改嫁的妇女，不论是生前离异，还是夫死寡居，但如果要再嫁他人，其随嫁妆”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许随身搬取。
明代以后，随着统治者对妇女贞节控制的日趋严格以及统治者对女性离婚改嫁及寡妇再嫁行为的歧视，原属于出嫁女的个人财产—嫁妆已逐渐演变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明朝法律对此作出限制：“凡妇人夫亡无子……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对于寡妇守节者则允许其继承遗产，同时还做出“合承夫分”的规定，可见，明律规定妻子实质上没有财产权。
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