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
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曾国藩的家境还行，但是曾家绝不是什么大地主家庭。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
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
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
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
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
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
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
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
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
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
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我完整的看过曾国藩日记。”华皇对曾纪泽道。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
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
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已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
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
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毅然立志。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
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
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飘渺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怎么样？还算是全面吧？”华皇问道。
曾纪泽点头道：“很全面了，很多都是连我也没有看过的。”
“嗯，我让人搜罗的。你还可以再补充一下。”萌总裁笑道：“专门让人去找了祖父历任师爷，本来还想弄个传记，但是我想传记就不要了。”
曾纪泽点点头，明白华皇的意思，陛下是欣赏父亲的做人，律己，这些方面，但是对父亲整个人生，尤其是后半段在清廷的发迹经历，还是有所保留的。
不过，华皇能这么推崇父亲，已经让曾纪泽很感动了。
“在想不通该怎么做事的时候，看看。”华皇笑着对曾纪泽道，“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记住，对德国人，或者说对所有的列强，我们都没有必要放低姿态！”
曾纪泽点点头，眼睛一亮，陛下终于说到让他去德国出访的事情了。
“你到了德国之后，多和各方面接触，不急于和俾斯麦接触，到时候，我会亲自和他谈。当然，如果他主动召见你，你可以和他谈一谈。德国，奥匈帝国，这些在海洋上的后起之秀，都是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的盟友，因为暂时和我们没有多少利益冲突。”萌总裁直接指示道。
“好的，陛下！”曾纪泽暗道，这些事情我都知道的，只是怕德奥对我们不重视，根本不理睬我们，怎么办？不过，曾纪泽没有将这个疑问问出来，作为外交大臣，这种问题也要问陛下的话，还要他做什么？
曾纪泽欲言又止，华皇也是同样，曾纪泽比李鸿章年轻的多，而且和自己的关系近的多，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因为生病，年纪轻轻就死了，现在是华国时代了，华国的医疗水平进步。
【1194 曾国藩的自律】
以现在华国的医疗水平，还有保障体系，整个华国的老百姓，平均寿命至少延长二十年！
华皇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全民的，只要拿身份证到医院去，就能够享受百分之八十的免费医疗，不分官员和平民，所有人，一律平等。
庞大的医保，社保和养老保险的压力，也是阻碍华国‘跑起来’的一项巨大障碍，甚至是目前的最主要障碍了。
但是华皇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国策，整个华国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就在这里，虽然经济水平上，华国仍然是初级阶段的水平，但是在政治体系上，华国从一开始建立，就已经突破了三个时代，甚至是四个时代，是按照国家垄断的形式在要求华国的体系的，这也保证了华国政治上始终平稳。
华皇认为人的本质需求，其实概括起来很简单，就四个词：温饱，小康，朋友，名利！
首先要温饱，要吃饱穿暖，女人也包含在温饱这一块，吃饱穿暖，又有女人，就是一个寻常男人的生活了。
在这个基础上，能过的比寻常人富足一些，没事能出门旅游，到处玩一玩，就是小康生活了。
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之后，便需要朋友，达不到这个基础，不会想要和朋友交往，这是人之常情。
有了朋友，每天瞎玩，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生活，和更高层面的物资面的生活，这便是名利！
至少，华皇是这么认为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
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
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
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
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
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
从曾国藩身上，华皇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华皇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格外推从才华并不出众的曾国藩的最大原因，曾国藩是一个有毅力的人，即便没有才华，也能取得成功。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
曾国藩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
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
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奕”。
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
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
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
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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