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但是他的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圈子，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他争的是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争的不是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高洁一个龌龊，一个圣者一个丧家走狗，一个上流一个下流或不上不下的流，也不是争我是英雄你是痞子（有一篇文章居然题名《我是英雄我怕谁》，如果是“我是痞子我怕谁”，那口气倒是像，哪怕是做秀的痞子。如果是英雄，这“凶蛮”的口气像么？）。王进行的是智愚之辨，明暗之辨，通会通达通顺与矫情糊涂迷信专钻死胡同的专横之辨。王特别喜爱引用罗素的话，大意是人本来是生来平等的，但人的智力是有高有低的，这就是最大的不平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王幽默说，聪明人比笨人不但智力优越，而且能享受到更多的精神的幸福，所以笨人对于聪明人是非常嫉妒的。笨人总是要想法使聪明人与他一样地笨。一种办法是用棍子打聪明人的头，但这会把聪明者的脑子打出来，这并非初衷。因此更常用的办法是当聪明人和笨人争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说笨人有理而聪明人无理——最后使聪明人也笨得与笨人拉平，也就天下太平了。 蒙对此还有一点发挥，不但说聪明人错了，而且要说聪明人不道德。在我们这里，某些人认为过于聪明就是狡滑、善变、不忠不孝、不可靠、可能今后叛变的同义语。一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另一面是愚忠愚直愚孝，傻子精神直至傻子（气）功。谁敢承认自己聪明？谁敢练聪明功？文革当中有多少人（还有知识分子呢）以大学没毕业，不能使用任何外语来证明自己尚可救药，来求一个高抬贵手。我的天！泛道德论的另一面就是尚愚尚笨而弃智贬智疑智的倾向。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难得明白（3）…（图）
而王对自己的智力充满信心，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说：“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他认为文化遗产固然应该尊重。更应该尊重这些遗产的来源——就是活人的智慧。是活人的智慧让人保有无限的希望。他提倡好好地用智，他说：“人类侥幸拥有了智慧，就应该善用它。”他说得多朴素多真诚多实在，他在求大家，再不要以愚昧糊涂蛮不讲理为荣，不要以聪明文明明白为耻了！看到这样的话蒙都想哭！他的其他文字中也流露着一个聪明人的自信，但止于此。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叫卖过自己的道德优势，没有把自己看作圣者、英雄、救世者、伟人、教主、哲人王，也就没有把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看成流氓地痞汉奸卖国贼车匪路霸妖魔丑八怪。而且，这一点很重要，说完了自己有才能他就自嘲道：“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太棒了，一个人能这样开明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深信不疑的长处，对待自己的破釜沉舟的选择（要知道他为了写作辞去了那么体面的职务），也对待别人对他的尚未认可；他还对什么不能合情合理地开明地对待呢？注意，蒙的经验是，不要和丝毫没有幽默感的人交往，不要和从不自嘲的人合作，那种人是危险的，一旦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他也许就会反目成仇，怒目横眉，偏激执拗。而像王小波这样，即使他也有比较激烈乃至不无偏颇的论点——如对于国学对于《红楼梦》——但他的自嘲已经留下了讨论的余地，留下了他自己再前进一步的余地，他给人类的具有无限希望的活的智慧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伸缩施展的地盘。他不会把自己也把旁人封死，他不会宣布自己已经到了头：你即使与他意见相左、如不承认他有文学才能至少他也不可能宣布你是坏蛋仇敌。 这里又牵扯到一个王喜欢讲的词儿，那就是趣味。人应该尽可能地聪明和有趣，我不知道我概括的王小波的这个基本命题是否准确。这里趣味不仅是娱乐，（在中文里娱乐两字或是与休息、懈怠、消费、顽皮、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等一些词联系在一起），蒙认为趣味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肯定与尊重，是对于此岸而不仅是终极的彼岸、对于人间世、对于生命的亲和与爱惜，是对于自己也对于他者的善意、和善、和平。趣味是一种活力，一种对于活生生的人生与世界的兴趣、叫做津津有味，是一种美丽的光泽，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一点趣味也感不到，这样的人甚至连吃饭也不可思议。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一脸路线斗争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有趣，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盖世太保一个刽子手太有趣味。自圣的结果往往使一个当初满有趣味的人变得干瘪乏味不近人情还动不动怒气冲冲苦大仇深起来——用王的话来说动不动与人家赌起命，用蒙的说话是亡起命来。王认为开初孔子是满有趣味的，后来被解释得生气全无——这当然不是创见而差不多是许多学人的共识——孔学的这个发展过程就很给明白人以教益，也不免使孔夫子的同胞与徒子徒孙痛心。岂止是孔子，多少活生生的真理被我们的笨师爷生生搞得僵死无救，搞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所以毛泽东提起党八股来，也有些咬牙切齿。 所以，王在谈到近年我国的“文化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两次文化热还有点正经，后一次最不行，主要在发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态度不对，知识分子自己态度也不正，还有就是文化这种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这使王联想起了《水浒传》中插翅虎雷横所受到的奚落。王说，如此看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王不愿意把另一些人想得太坏，所以王说这次讨论的文化原来就是一种操守（名节，蒙注），叫人不要受物欲玷污，如同唐僧不要与蝎子精睡觉失了元阳。王进一步指出文化要有多方面的货色，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例如你可以去佛罗伦萨看看，看看人家的文化果实（蒙按那可不仅仅是唐僧坐怀不乱的功夫），王说，把文化说成一种操守，就如把蔬菜只说成一种——胡萝卜；“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王因此呼吁（他也不是不呼吁）：“我希望别再热了。” 也许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糟，也许这只是王的内心恐惧，杞人忧天？但愿如此。只怕是真吃不上丰富多彩的蔬菜的时候也就都不吭气了。 我们知道难得糊涂了。看了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我深感难得明白，明白最难得。什么叫明白呢？第一很实在，书本联系现实，理论联系经验，不是云端空谈，不是空对空，模糊对模糊；第二尊重常识和理性，不是一煽就热，也不是你热我就热，不生文化传染病。第三他有所比较，知古通今，学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得过华、洋学位，英语棒。于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明明被他批驳了也还在若无其事地夸他。叫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三家，真伪立见，想用几个大而无当的好词或洋词或港台词蒙住唬住王小波，没有那么容易。第四他深入浅出，朴素鲜活，几句话说明一个道理，不用发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迈悲壮孤独一个人与全世界全中国血战到底。第五，他虽在智力上自视甚高，但绝对不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精英、救世主；更不用说是像挂在嘴上的“圣者”了。用陈建功当年的一句话就是他绝对“不装××。”这最后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没有任何说教气炫耀味，更没有天兄下界诸神退位的杨秀清式包装。看了他的小说不是像看完有些人的小说那样，你主要是会怀疑作者他是否当真那么伟大。而看了王的小说，你怀疑的是他王小波“真有那么坏吗？”这里的坏并不是说他写的内容多么堕落下流，而是他写的那样天真本色率性顽皮还动不动撒点野，搞点恶作剧，不无一种“痞”味儿，完全达不到坐如弓立如松五讲四美的规范与我乃精英也的酸溜溜风采。如果说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么他的小说使你觉得他常常戴起鬼脸。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个已被批倒批臭的有相似处。但是他有学问呀，他不嘲笑智力和知识，不嘲笑理性和学习，所以他的遭遇好得多。看来，读书是能防身的，能不苦读也乎？ 而我当然是一个正人君子，我的小说里绝对没有王小波那种天花乱坠的那话这话儿。我认为与他的议论相比，他的小说未免太顽童化了。所以我就不在这篇文字里再提他的小说，免得再和一名王某绑到一块儿，就是说我不能连累王小波。反之亦成立。 虽然带有广告气，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次、次月就印第二次的《我的精神家园》一书封底上的一段话还是真的，我认可：“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是错过了……”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1）
作者：许纪霖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图景：有些人生前声名显赫，死后很快被忘却；另一些人一生寂寞，身后却被发现具有特别的价值。王小波应该属于后一类人。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得过海外多种文学、电影奖项，但基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国内的文学圈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不是出自敌意，仅仅是因为无法理解他。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络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王小波，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 王小波的一生是实验性的。他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将这短暂的一生都用来探索－－文体的与思想的。关于文体的探索，因为非我本行，只能留待文学专家去研究，令我更感兴趣的，倒是王小波的思想探索，他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白。
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他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 王小波曾经狂热过。他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去理性的日子。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只身跑到云南边疆，战天斗地，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王小波开始沉默。“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他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语言的沉默是对流行话语的抗拒，但内心的思考就此启程。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人们说得太多太多，而想得太少太少。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 当时，在那些乡村思想家俱乐部里，许多陷于迷惘的红卫兵也在思考。然而，王小波依然是独特的。有些人思考，是因为落入了“失语”的困境，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为了重新获得“说”的资格、话语的权力，不得不后退一步，磨砺思想的利器。以后，当历史又重新提供了话语舞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出山说话了。这些人，是永远不甘沉默的，“说”的冲动大于“想”的兴趣，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而王小波呢，对“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权力话语更是兴味索然，有意思的是“想”，是“思维的乐趣”。“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知识分子更本质的属性。知识分子要有思想，首先须有知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那些风头最劲的顶尖精英，常常是思想有余，知识不足。虽然，他们在公众眼里有思想的魅力，但那些魅力大多来自道德的激情、修辞的华丽和可怜的一点小聪明，背后的知识底蕴却薄得像一张遮羞的窗纸。相形之下，王小波尽管很少以知识分子自称，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更知识分子。他喜欢知识，不是由于知识有用，会提高科技生产力，或带来权力话语，而仅仅是因为知识是好的。大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话：“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却并非有用的知识。否则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学商业经济科班出身的，以后会弃商从文，成为一无凭藉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某些紧抱铁饭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陆自由撰稿人”自居（因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家”？），但王小波辞掉铁饭碗，仅仅是为了探求好的知识，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写作。
第二部分：不在沉默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2）
王小波明白，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