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岛民谋幸福，欲尽量地听纳民意。”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4页。但是回首他们的政绩，却是大大出乎岛民的意料。尽管台湾人民辛勤工作，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地位、经济权益，反而受到更深的压迫。他们始于希望和期待，却终而被统治者尊重民意的谎言所欺骗。针对此种现象，张我军代表广大台胞向伊泽总督发出质问，并呼吁岛民起而自治。代表文章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作于1924年11月12日，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台湾民报》2卷25号）、《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作于1925年1月6日，发表于1925年1月21日《台湾民报》3卷2号）、《随感录·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1926年1月1日《台湾民报》第86号）等。
“伊泽总督新到任便在训示里头说，台湾统治的对象是三百八十万的本岛住民。又说，欲听于无声，取于无形，欲尽量地听取台人的意见。”张我军：《随感录·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4页。如此好听的话，当时也着实让岛民欣喜了一阵，并给予极大的期待。然而，“时光易过，春去夏来，秋更冬易，倏忽过了一年了”，却连一点“可观的政绩，能使小百姓满足的地方”都没有，这就不得不使岛民为台湾的前途担忧。伊泽政府不仅无作为，而且弊政相当严重。他把台湾“无数的失业者”“千万哀求也得不到的土地”，“平白地送给退职官吏——并且只限于内地人”内地人即日本人。；“只因了极细微的事件”，就摧残教育，退学了台北师范学校和南师的近百余名学生；竹山竹林事件中，他又用高压手段镇压人民“极稳健的请愿”；在芭蕉自由移出问题上，伊泽政府又狂暴地摧残民生，致使“几千笼的芭蕉终于腐烂于基隆埠头”；另有酝酿了名为为台住民谋幸福，实为东洋拓殖罪恶的“台湾拓殖会社”，等等。对于伊泽总督对这五件可以代表一年间的重大问题的事件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张我军提出质疑：这“岂是站在全台民的幸福的上面呢？又听纳了多少民意？不待一介书生来责问，倘肯半夜扪心自问，必定有愧于衷吧”。
对于新发生的问题尚且采用这种办法，那么对多年的悬案呢，都采取了哪些办法呢？不消说义务教育案不能实行，“就是最不合理的讲习会取缔法令，也不肯听纳民意把这来废掉”，不但如此，还“轻轻掷出二百万大款”去开办台民所不紧要的大学；“罪恶最多”的保甲制度和甘蔗买收区域制度，不仅不废除，却还“违背着政治的原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维持”；伊泽总督扬言要听民意于无声无形，结果竟连一个台湾人的言论机关都没有；此外还有限制台人行动的“外国旅行券”，虽撤废的呼声甚高，却依旧“奉行如故”，等等，等等，真的是“不得不骇然失惊”了！
综观这些令人大失所望的举措，张我军说：“倘在别位总督尚有可谅，至若伊泽总督，实在就大有出乎意外了！”“抚今追昔”，言行不一，“抱憾殊深”，真是比“内田氏更酷”的总督。
面对这种试图以花言巧语哄骗岛民，却终以苛酷统治欺压百姓的殖民政策，张我军在失望之余，清醒地认识到：这都仅仅是些“枝叶问题”，而最最重要的则是要求台湾人民取得“真正的自治，是解放”！只有取得真正的自治，争得自由和解放，台湾人民才能谋真正的幸福。否则，不论总督怎样变换，“当局却依然采取压迫的态度，而统治台湾的方针，依然是同化政策，和前代的总督毫无异样”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3—137页。。
在《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一文中，张我军也曾指出：“近世殖民政策，大都采取自治主义，然而有采取同化主义的可以说完全归于失败，其结果不但陷新附的人民于水火之间，并且母国也不无损害。”有鉴于此，有识者提出设置台湾议会。“人民有自治之精神，乃是一种很可喜的现象，所以政府当局，如果是聪明，如果有天良，如果识时务”，就应该立刻应允。然而政府当局不但视请愿民众如蛇蝎，“甚而暗中明中用出种种恶劣的手段来破坏”自治运动。“其顽穷固陋之处，诚堪鄙斥，而其狼狈惶恐之情，实堪怜悯了！”台湾民众自归入日本殖民统辖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谋自治、求解放。只是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始终未果。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台湾民众也清醒地认识到，求日本朝野允许其自治，无异于与虎谋食，反而会受到更深重的压迫；不如唤醒民众，自立图强，奋起求解放。由此，也可见出张我军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关怀是贯穿始终的。只是表现的形式和观照的对象不同而已。
2。 斥责御用报纸，呼唤言论为民
《台日报》是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民众进行精神同化的鸦片。他们利用这一舆论机关，宣传日本殖民政策，企图迷惑和欺骗岛民。针对蒋渭水入狱一事，这份御用报纸捏造事实，进行了失真甚至是莫须有的报道。张我军发表于1925年的大量《随感录》，对此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嘲讽。代表文章有《有天良者何以解之》（发表于1925年3月11日《台湾民报》3卷8号）、《勿为造谣家所骗》（发表于1925年4月1日《台湾民报》3卷10号）、《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报纸的使命何在》（这两篇均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等。
“2月24日《台日报》“无嘴”栏载着一段昧心话，说蒋渭水一派前此未决囚被保释出狱时说了‘警察和监狱待我们以志士，而巡查和看守如高等绅士，极忠实地款待了我们’这样的话。所以同报记者很愤慨地说：‘像此辈把他人的好意与恩惠，反利用为自家广告，当用国家所规定的严刑来刑罚，使其充分地尝一尝国家所有的刑罚权的权威，这为台湾的将来也是必要的事。’”张我军：《随感录·有天良者何以解之》，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0页。另有报道说，在东荟芳召开的台湾议会请愿委员欢迎会席上，蒋渭水起立作了演说。而事实上，彼时的蒋正在狱中。对此，张我军作分析说：“蒋渭水一派说了这样的话没有，我不是本人所以不得而知，不过以常识来论，这种话大约是《台日报》的记者说的吧。”蒋渭水等的入狱是台报记者们的“所极欢喜的”，他们“恨不得判官来多定他们的罪”，“恨不得挑拨狱吏警察来虐待他们”，他们“说出这种暗无天日的话”是“蒙昧良心”的。至于“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也“多半是捏造的”。对于御用报纸的可恶，张我军说：“台湾的报纸是捏造事实的机关，这是老早就有定评的，所以我们也不必有什么奢求。”只不过对于他们的失态，“表十分的同情”罢了！张我军：《随感录·狱中的蒋渭水会在东荟芳演说》，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4页。此时的张我军，尚能一嘲解之。然而报纸失职的事情频频发生，张我军就“不得不为人的良心叹息”了。
在1925年3月下旬台北发生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24日的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又一是28日的台湾议会请愿委员的欢迎会。”都是台湾“年中行事”中的大事，而报纸却偏偏不报道。或者如《台湾新闻》，虽是“大报而特报”，可是“用心太坏”，而且弄出很多愚蠢的笑话。面对这种昧着良心说昏话的报道，张我军尖锐地指出，这是御用报纸别有用心的挑拨；是日本殖民政府利用言论机关，在大肆镇压台湾进步的文化与政治运动。这是日本殖民政府惯用的伎俩，张我军对此只是愤怒。但是对于那些愚劣的记者，对于那些沦为日殖走狗的所谓台湾报人，张我军则表示了极端的鄙斥，发出“如此报纸的使命安在”的质问。社会使命感使他并不能止于此，他要尽己所能挽救台湾暗无天日的报业。于是，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杂志《少年台湾》，使人们能够有一个对于台湾的现状自由发表意见的阵地。他说：
我们不幸生作所谓万物的灵长的人，又不幸生于病入膏肓的社会——尤其是野蛮残酷的专制政治下的台湾；尤有不幸者，即我们又生而不是哑巴；这一大堆的不幸，迫得我们非说话不可了。《少年台湾》便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张我军说，创办《少年台湾》的目的并不是想对政府当局有所提议，“因为对那般人说话，充其量，亦犹对牛弹琴而已耳。我们患得着浪费若干有限的工夫，弹那对牛之琴吗？”更不敢想替同胞造幸福求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幸福，并非可由他人‘替’求‘替’造的啦”。他只是“报一点小意见”，即“欲使社会合理化，欲冀同胞得到自由、幸福，第一非先叫醒同胞，使其在思想上行一大改革不可”张我军：《〈少年台湾〉的使命》，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张我军指出“《少年台湾》出现的动机”，“为的是表现自己，要把那郁积在胸中的话发泄出来，使自己觉出一点爽快，也使听的人觉出一点爽快”。所以，《少年台湾》“所说的话，没有一定的方式，也没有一定的范围。……他们只要把自己的话说出，便觉得痛快；只要自己的话有人听，便觉得更痛快；只要自己的话能使人家高兴或不高兴，便觉得更痛快上加更痛快”。张我军：《〈少年台湾〉创刊号编辑余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394页。日殖统治下的台湾舆论机关，已经丧失了独立性，不再具有为台湾民众代言的资格。它已经堕落为日本殖民者的走狗，干的无非是捏造事实、打压吹捧的勾当而已。他们不仅自甘堕落，还帮助日本殖民政府镇压台湾同胞，这种奴才的行径实在是令人为台湾的前途担忧。然而作为一介书生，张我军除了愤恨，也只能做篇文章（至多为想开口说话的人创造一片天地）聊以释怀罢了。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现时的实用价值而言，文人也的确只能发泄不平之鸣而已。言之“启迪”，只能是破开铁屋子试图唤醒昏睡的人们，至于能否醒来，却又不是破窗人力所能及的了。
在《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一文中，张我军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们当然是不当完全依靠政府和诸言论机关来替我们台湾人谋利益和幸福。然而你政府既然承认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国民，那你也应该替这可怜无告的台湾人打算一二，也应该诚恳一点，这总是你政府应尽的义务啊！而你诸言论机关既自负为社会的指导者，思潮的先锋，你也应尽一点天职，指导民众向光明的路上去才是。可是我们的政府每常与诸言论机关狼狈为奸，一意欲驱台湾回到黑暗的世界去。”张我军：《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94页。
二、对伦理纲常问题的思考
民族意识和社会关怀是张我军终其一生的精神支撑。他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同时也关注台湾的民生民情。
日治时期正是台湾社会急遽变化的年代，社会的新架构在先进与传统的对抗中逐步建立。在非武装抗日的要求下，新思想不断涌入台湾。在这种背景下，张我军大力提倡思想改造，认为“在现状下的台湾……应由思想改造入手。”至于何谓思想改造，张我军解释说：“揭破孔教道教释教之妄，芟除一切有碍社会人群进化的因袭道德习惯，而树立合理的新的观念，新的道德，姑称之曰思想改造”张我军：《〈少年台湾〉的使命》，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8页。。
思想改造主要是破旧立新，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张我军如此重视思想改造，是因为“孔教道教释教之妄若不揭破，一切有碍社会人类进化的因袭道德习惯若不芟除，强权是击不倒的。……现在台湾，对着强权开火者，虽大有其人了，然而对于思想改造这方面下功夫者却很少；这实在是他们的事业所以迟迟未易收效的一大原因”。同①，第139页。因此，张我军认为思想改造是击倒强权、谋求自治的当务之急。
张我军揭起思想改造的大旗，发表文章，将矛头对准保守的旧势力，批判社会旧的伦理纲常、旧道德、旧观念，建立新的道德准则，以唤醒同胞自觉对抗日本的殖民统治。这类文章主要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时事短评》、《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法》、《随感录》、《〈亲爱的姊妹们呀，奋起！努力！〉后记》、《〈一个贞烈的女孩子〉识语》、《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少年台湾〉的使命》、《〈贞操是“全灵的”之爱〉译者附言》等等。这些文章是张我军的思想文化革新理想在日常道德伦理观念上的体现。
张我军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因此他的主张有很大部分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曾有的内容，如有关女子解放、贞操、礼教、婚姻等问题，呼吁民主、自由、解放，带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的色彩。
1。 爱情观
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张我军，倡导个性解放，提倡恋爱自由；并且身体力行，他和罗文淑就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在发表于1925年8月2日《台湾民报》第63号的《随感录·狂犬病的流行》一文中，张我军就对反对“恋爱自由”者进行过嘲讽，讥之为“狂犬病”之一种。继而在《至上最高道德——恋爱》（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