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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张我军即使在刊物停办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对中日关系和时局的关注，依然对读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中日两国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风云一天比一天紧急，我国的前途，完全系乎此际。我们的理想，是两国真能平等提携下去，这才是我国之幸，日本之幸，而又是东亚之幸。可是照目前的趋势说，在最恶的场合，谁能担保两国不会有正式兵戈相见的一日，这是多么不幸的呵！在从事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人的立场上说，无论如何非设法消除两国的兵祸不可。唯国际的问题，实在无法透视前途，中日两国将来究竟怎样，我们也不敢预断；不过无论是要真正提携或要兵戈相见，我国都有一个极重大的缺点，就是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太缺乏。自今而后，国人首须努力研究日本，认识日本，一切才有办法，否则一味趋于感情作用，对日的问题，终成盲人骑瞎马之势，战则失败自无可讳言，和亦绝无成功之理。”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沉重，但是却命中要害，让人警醒。
此外，张我军还以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在《民国二十五年以后的工作》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73—475页。一文中向读者详细地汇报了他在停刊《日文与日语》之后的工作计划。他还要继续为推进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提高国人学习日语的水平而努力。他首先要编一部《新编日语基础读本》（上下卷），以改正以前编的《日语基础读本》的不足，还要编一部《完全自修日语基础讲座》（前期三卷后期三卷），一部《日汉对译详注日本近代名著选集》（二十四卷）和《对译详解日本童话选集》（上下卷）。可以说张我军的工作计划是巨大而又有价值的，虽然在后来，由于时局的发展，他的计划只实现了一小部分，但这种精神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日文与日语》月刊共出版了3卷二十四期，其中，1卷十二期，2、3卷各出了六期，它虽然停刊了，但是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台湾新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先生对这份刊物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不但是民国以来国人创办的第一份研究日文期刊，相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本。笔者认为，抗战之前，张我军在国人学习日文、日语的贡献上，是无人曾出其右的”。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4页。这不失为持平之论！而张我军本人也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由一个只接受了六年日本殖民者的公学教育和几年汉文书房的私塾教育的青年，通过自学考上大学，后来成为当时在华北仅次于周作人的“日本通”和名重一时的日文翻译家和教授。不愧为台湾人中的佼佼者！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二节 乡情与友情
尽管张我军教学、编译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从未冷淡过家人、乡亲和朋友。他与家人相亲相爱，幸福和睦；与朋友和乡亲往来密切，交往频繁。朋友们一致称赞张我军热情、诚挚，办事认真负责，值得信赖和依靠。多年以后，他的一些朋友还能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和张我军在一起时的情景。
这一时期由于张我军辛勤地进行翻译、教学和编著教材的工作，经济条件已经大有好转，不但一改求学期间的窘迫，而且过得较为宽裕。为了使家人居住得更舒适，解决母亲来京后居住拥挤的问题。张我军一家先是于1933年搬到了西单察院胡同5号（现为7号）居住。两年后，又搬到西单手帕胡同丙25号（现为75号）居住，他们在这里居住了长达十年之久。据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介绍，这是一座有三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进门洞向左转南面是一排门房、客厅和车库。前院北房是张我军夫妇和张光正的弟弟们的卧室和起居室；东厢房是张我军的书房，西厢房是洗澡间和佣工住房。院中除正房走廊门前有两棵小柏树外，夏天摆上许多盆栽的芍药、牡丹、菊花、夹竹桃等花卉和两大盆灰瓦金鱼缸，院里还要搭上苇席凉棚。后院北房是张我军母亲的卧室和张我军长子张光正的住房以及饭堂，东西厢房是厨房和储物间，夏天后院里栽满了丝瓜。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为往来北京的台湾乡亲提供了落脚点。张我军与在京的台湾乡亲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在返回北京初期号召重组了北京台湾青年会，而且和许多台湾乡亲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他曾经与同乡连震东、苏芗雨、洪炎秋一起自称为“台湾四剑客”。据张我军的好友苏芗雨先生回忆，当时连震东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到北京游历，住在洪炎秋的家里，他们四个人每周必定要聚在一起，去洗澡、吃小馆、畅谈，十分快活。后来，游弥坚先生也来到北京住了几个月，他们五个人总是在一起玩，张我军当时手头宽裕，在该付钱的时候总是抢着付，非常慷慨。不仅如此，张我军的家人与苏芗雨、洪炎秋的家人也往来十分密切。当时苏芗雨和洪炎秋都先后成家，洪炎秋的母亲也来到了北京，这三家人经常轮流做东，不断在一起聚会，十分亲热。1934年，苏芗雨把妻子送回娘家，自己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间长达数年。在这期间，张我军不论自己境况如何，总是每月按时资助苏芗雨一部分学资，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于这样深厚的朋友情义，苏芗雨先生“终生不忘”！1941年才与张我军相识的苏子蘅先生也对张我军对乡亲朋友的热情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苏子蘅一家初来北京，人生地不熟，张我军及其家人对他们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与照料。在张我军的介绍下，苏子蘅先后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工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找到工作，得以在北京定居。当时，住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们每逢节日习惯于互相宴请，每逢这时张我军的家里总是宾客盈门，足见他交游之广。而且，凡是来到北京的乡亲，张我军不论认识与否都热情地予以招待，受到了同乡们的一致称赞。搬到手帕胡同之后，张我军的家里长期住着几个台湾的单身汉，其中一个叫徐牧生的青年在张家借住了长达几年之久，他给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张光正回忆，那时徐牧生经常和张光正及弟弟张光直在一起谈天说地，从人类起源，宇宙空间奥秘，火星上有无生物，直到苏联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些谈话扩大了张光正和张光直的知识面，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徐牧生讥笑他们是“少爷”，五谷不分，有一双不会劳动的“白手”，撞击他们自命不凡的自尊心；徐牧生还教他们掷垒球、游泳、划船、滑冰。后来北平沦陷，徐牧生在大学里担任讲师，竟然公开在讲义里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这一切都给了少年张光正以极大的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张我军与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一家的交往。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她的父亲林焕文先生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原籍广东省蕉岭，从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移居台湾已经有七代了，被称为“西河堂林家”。林焕文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湾时他年仅七岁，亲眼目睹了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心中埋下了仇日和爱国的种子。青年时期的林焕文在老家台湾苗栗县头份乡教书。1917年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爱珍到日本去谋生。夫妇二人在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定居下来，开设了一家卖网球拍和缝衣针的商店。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年。林海音就是在他们到达大阪的第二年的农历三月十八出生的。可是教师出身的林焕文不善经商，在这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就连从台湾带去的老本也差不多要赔光了。于是，他准备到祖国大陆去，由于他当时对大陆情况不是十分明了，便将妻子和女儿先送回台湾，只身前往北京去探明情况。到北京之后，他确信这里是一个适宜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1923年3月将妻子爱珍和年仅五岁的林海音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之后，临时住在珠市口的谦安客栈。不久，林焕文通过考试被录取到收入丰厚、工作稳定的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他们一家也从客栈搬到了租赁的房子里居住。此后，林焕文的两个弟弟也从台湾迁到北京居住和生活。他们一家与当时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其中与张我军一家的关系更是十分亲近。张我军和林焕文不仅是意气相投的朋友，还有点亲戚关系。林焕文的妻子爱珍是张我军的故乡台北板桥人，她是一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十五岁就与林焕文先生结婚，生有五女一子。据说幼时曾经许配给张家，男方病故，才嫁给林家。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张我军的孩子们都称她为姑妈，林海音和自己的弟妹们则称张我军为表舅。两家人往来很是频繁，甚至林海音留在台湾的二妹林秀英也是由张我军的母亲带到北京来的。林焕文一家和许多台湾同胞一样十分讲究民族气节。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在名义上是日本侨民，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籍贯写成自己在大陆的祖籍。林海音该上小学了，林焕文没有把女儿送进北京的日本侨校。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所谓的日本侨民，中国人的孩子就应该进中国人的学校读书，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于是他把林海音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林海音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北京”。1931年林家发生重大变故。林焕文最小的弟弟林炳文暗中做地下抗日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次，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他以自己在北京邮局工作为掩护，把一批抗日经费送往朝鲜，不幸在走到大连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逮捕入狱，在监狱中被折磨致死。林焕文从北平赶到大连去收尸，受到了严重刺激，又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染上重病，吐血不止，病逝在北平，年仅四十四岁。当时作为长女的林海音只有十四岁，下面还有五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由此，他们对日本人更加仇恨。林海音曾经写信给在台湾的祖父林台先生，在信中写道：“自从叔叔在大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之后，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有爸爸的病，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叔叔的遗体回来以后，才厉害起来的。爸爸曾经给您写过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报告叔叔的事。我记得他写了好多个夜晚，还大口吐着血。而且爸爸也曾经对我说过，当祖父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刚来到台湾，祖父也曾经对日本人反抗过呢？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日本在台湾办的学校）。”古继堂：《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人》；《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第7页。张我军一家对林家既同情又敬重，从各方面给予了林海音一家很大的帮助，张我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林家的父兄的角色。林焕文去世以后，林海音一面尽力维持家人生活，一面到福州人办的明春中学读书，毕业后，便考取了张我军的学生成舍我在北京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分配到当时的《世界日报》当编辑，与同事夏承楹相恋并结婚。夏承楹出生于北京一个大家族里，他家是京城旧官宦人家，他的父亲夏仁虎，是前清的举人，后来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以及国务院秘书长，于20年代末退隐在家。夏仁虎有八个子女，夏承楹排行第六。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的证婚人是旧文学家赵椿年，男方的介绍人是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女方介绍人就是张我军。不仅如此，张我军还充当林家的操办婚事的主事人，为林海音的婚礼奔忙。现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手里仍然保存着林海音赠送的当年的结婚照：新郎夏承楹着燕尾服，新娘林海音披白色婚纱，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着长袍马褂，女主婚人着晚清妇女大礼服，作为介绍人的张我军着西装站在后排。此后张我军还一直给予他们以无私的帮助，两家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们的后人也多有来往。
张我军不仅和台湾的乡亲有着密切的往来，而且也有众多的大陆朋友。他们之间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张我军的大学同学叶苍芩老先生回忆，虽然他比张我军低两届，但是在1926年到1937年这十多年间，他们三天两头见面，一起到琉璃厂去“淘”古书，有钱的时候就买回来，没钱的时候就在那里翻看，十分快活。1931年张我军的次子出生时，叶苍芩还为他起了名字，叫做“光直”，足见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如此，张我军还和叶苍芩等大陆同学共十二人组织了文学团体，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同学们对他的组织能力和才华都十分欣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我军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和翻译家，更是一位有情、有义、乐于助人的性情中人！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三节 动荡的华北
20世纪30年代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