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台湾人动用武力，制造事端；一方面又指责在大陆的台湾人参与排日活动的两面手法。当时日本人对于台湾的一些有志之士到中国大陆生活、工作百般阻挠，惟恐他们联合大陆同胞共同抗日，因此在他们出关时常用《外国旅眷规则》加以限制刁难，稍有不如日本人之意的地方，就要被遣送回台湾。同时，日本殖民者又有意把一些台湾流氓、地痞放到中国大陆去，放任他们闹事，并凭借日本人的势力，用治外法权的庇护，从事娼馆、赌场、鸦片等行业，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厦门人对仗日人之势为非作歹的台湾人多“敬而远之”，称之为“台湾呆狗”。在厦门的台湾普通同胞因受到“台湾呆狗”的牵累，始终“被人另眼相看”，“备受日本人和中国人两方面的歧视”，就是有正当职业的职员和学生也受到当地人的冷眼相待。而日本人则坐收渔利，借此达到分化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的目的。他们刻意制造骨肉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妄图以此加剧海峡两岸的矛盾，稳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张我军在厦门亲见了许多“台湾呆狗”的行径，对其大为不满。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反感这些连累了台湾人的地痞流氓，他认识到了事件的根源。台湾的地痞流氓只不过是日本人分化大陆与台湾，破坏台湾人和大陆人感情的工具而已，幕后的黑手是日本统治者。为此，张我军在1923年6月1日写下了《排日政策在华南》，大胆揭发日本的阴谋，呼吁台湾同胞不要受日本人的利用。文章表现了张我军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不畏强权的气节。他在文章中指出：“台湾人决不会运用野蛮手段受企图牺牲台湾同胞的日本人的利用。”据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说这篇文章后来被定居日本的台湾学者戴国辉先生在其著述中加以引用，认为张我军“尖锐地指出日本官府本身才是背后真正的‘元凶’”，而且“其中经纬只有张我军大胆地揭发如下……将日本的阴谋借‘传闻’之名暴露出来”。张光正：《张我军与中日文化交流》，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27页。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张我军对政治背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已能抓住要害，分析透彻，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经过两年多的厦门生活，经过祖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张我军在思想上已经逐渐成熟，他已经具备了在人生之海中遨游的本领，在他面前展开的将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他也即将开始踏出他人生中更为重要的一步！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一节 厦门上海北京
1922年，张我军的生活不再像刚到厦门时那么忙碌而平静了。是年，他的父亲在故乡病逝，身在厦门的张我军接到消息，心如刀割，归心似箭，立刻坐上归乡的客船赶回台湾奔丧。回到故乡已是夜色朦胧，母亲一见到他，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下来。张我军看到母亲因过度悲伤而显得更加苍老的脸，也不禁泪如雨下，二人抱头失声痛哭。张我军不顾夜色已深，坚持前去父亲的坟前祭拜。父亲坟前虫子的叫声十分凄凉，张我军久久地注视着银色月光笼罩的墓碑，动也不动。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个对自己充满关爱的老人，那个不久前还在惦念着自己的人，他怎么会消失了？他去哪里了？只不过短短的一年不见，谁知竟会天人永隔了呢！在厦门时，张我军总思念着父母，回忆着成长中一家人甜蜜的点滴，那时他们一家人有多少说不完的贴心话啊！谁知这次回来，父亲再也不能听到儿子的呼唤了。月色如水，洒在他的身上，为他悲伤的身影更增添一份凄凉。
料理完丧事，张我军告别了母亲，再次返回了厦门。那里等待他的并不是安逸和平静。丧父之痛刚过不久，失业之痛又降临在了他身上。这时摆在张我军面前的，将是影响他一生命运的选择：或者回到故乡，找份安逸的工作，过着一生如一日的平淡的生活；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在一片从未到过的土地上，闯荡出一片自己的天地。对像张我军这样的有志青年来说，在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洗礼之后，他们会更加向往自由广阔的天空。正如一只出笼的小鸟，一旦享受到飞向蓝天的自由之后，还有谁愿意回到鸟笼里去呢？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刚来厦门时，他经常走到海边，对着苍茫大海极目远望，倾听大海雄壮的涛声，从中得到了许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触。辽阔的大海赋予了他远大的胸襟，使他渴望广大的世界，新鲜的事物。而如在葫芦底的沉闷闭塞的故乡，绝对不是他可以施展理想的地方，就像大海对他有着神秘召唤力一样，他感到有一片更广阔自由的地方在对他进行召唤。
经过深思熟虑，张我军最终产生了北上的想法。身在台湾的母亲因为挂念他，这时也正好来到了厦门。大概母亲都希望儿子能够守在身边，母亲也试着挽留张我军，但是张我军主意已定，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闭塞的故乡束缚住自己的胸怀大志，他所关怀的是家国天下，向往的是民主和平。于是，这个富有远大理想的青年便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志向，极力安抚母亲，母亲在与他短短地相聚后，了解了儿子的心意，便告别了厦门，独自回到台湾。在冬天阴沉沉的海面上，一只船载着他的母亲，回到故乡。一只船载着他，奔向了流浪的旅程。他的第一站是前往上海，去那里寻找自己的出路和理想。他要开辟一片新天地了，虽然路途遥远，行资羞涩，但是他却义无返顾。
一到上海，张我军便感到了在上海留学的台湾学生高扬的热情。在张我军看来，这里的社会氛围与厦门完全不同。身在厦门的张我军参与的多是文学活动，过着上班下班和看书苦读的平静生活。而在上海，聚集着更多的政治热情高涨的热血青年。张我军在上海受到这些台湾学生的影响，很快地参加了台湾留学生组织的“上海台湾青年会”。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于1923年10月12日，发起人为蔡惠如等人，成立目的是为了响应“北京台湾青年会”。北京台湾青年会是由台湾的青年学生在北京成立的组织，已经在大陆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他们聘请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石曾、林长民、王法勤等出任名誉会员。北京台湾青年会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地区的台湾留学生。嗣时，上海、广东、南京和厦门等地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青年会、学联会、同志会等组织，提出“台湾者中国人之台湾”等革命口号。一时间，台湾岛内和国内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呼声响彻中国。上海台湾青年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发起人蔡惠如召集了上海台湾籍学生谢廉清、施文杞、许乃昌、许水、游金水、李孝顺、林鹏飞等十余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会，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虽然表面上宣称“敦睦学生间感情，从事研究东西文化”，但其真实的目的则是“在于筹谋台湾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上海台湾青年会成立的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高涨的民族自决运动以及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国家的抗日运动。就世界范围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中有关民族自决的主张促成了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东欧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一些民族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为要求高度自治甚而独立，展开了民族自决运动。英法等国之殖民地，也因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展开独立的斗争。一时间，世界范围内争取独立，要求脱离殖民统治的运动蓬勃发展。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范围内来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也受世界民族自决潮流影响，特别是由于朝鲜的大规模抗日的“三一事件”，朝鲜终于得到了日方允许其初步自治的承诺。台湾自从《马关条约》签订被割让给日本后，反抗斗争就从未停止过，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知识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参与台湾的自决运动。尤其有了朝鲜的先例，台湾知识分子相信采取激烈的抗争方式，也可换来台湾的自治与自由。
上海台湾青年会便是应时而生的争取民族自决的反日组织。这时，一部分台湾青年辗转来到大陆，自动组织团体，除了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外，还有中台同志社、台湾民主党等。他们都从事反对日本殖民的活动，并且力图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这些有着火样热情的台湾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台湾的自由，不做异族的奴仆，组织了许多具体的活动。当时主要的活动有“反对台湾政府当局拘禁台湾议会请愿者”、“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示威运动”、“反对在台湾举行始政纪念日典礼”和以“在华反全岛有力者大会”名义驳斥“有力者大会”。
一到上海，张我军接触的就是这些谋求台湾自决的青年斗士，他们唤起了张我军身上深藏已久却无从表达的民族自尊意识。和这些青年学生们一起，他不再独自默默地忍受被奴役的屈辱，而是吐出胸中的块垒，喊出一个台湾人的心声。上海台湾青年会使张我军的政治热情得到了倾吐。1924年1月12日，他出席了上海台湾青年会在务本英文专门学校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要求民族自决，反对台湾总督的暴政。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声援台湾“治警事件”的受害者。“治警事件”是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不可分割的连续事件。1923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针对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该会会员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结果四十一人被拘捕，五十八人被搜查或传讯，其理由是会员们违反了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蒋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都被拘捕。蒋氏等十八人被起诉，在第一次公审中，针对检察官起诉的理由过于政治化，辩护团提出反驳，依法论法，以法律的手段反抗日本的政治压迫，为台湾人在日本人所主持的法庭上出了一口气，蒋氏等被宣告无罪。但是由于检察官深表不满，认为“此次判决被告无罪，必增长被告谩言，再赴东京肆言台湾检举的不满，而使内地人（日本人）误会，因此非再上诉不可”。于是1924年10月15日，高等法院开第二次公审，29日，其中十三人被判有罪。史称“治安警察法违反检举事件”，简称“治警事件”。这就是“治警事件”的由来，此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远在上海的上海台湾青年会也对此事做出积极的响应。
张我军作为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参加了“上海台湾人大会”，会中严责台湾内田总督的暴政，呼吁台湾自决，声援在“治警事件”中被捕的台湾同胞。当天尚有谢廉清、许乃昌、连枝旺、陈满盈、甘文芳、李孝顺、林鹏飞、郑进来、林琼树、罗渭章、张桔梗等数十人出席。大会推选林琼树为主席，罗渭章、许乃昌、谢廉清、张我军、连枝旺、张桔梗等发表演说，并推举谢廉清、陈虚谷、林琼树、张我军为执行委员。决议“吾人认此次台湾当局拘捕议会请愿者六十余人为不当”，旋将决议文加附一份趣旨书，分寄总理大臣及其他有关台湾官衙，以唤起舆论，声援“治警事件”的受害者。
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后，张我军便取道北上，前往北京。虽然他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两个月，却与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为执行委员的陈虚谷曾经到北京与他相聚，同登长城。谢廉清与张我军也在北京有过相聚。
张我军在厦门、上海两地只度过了短短两年的时间，而在北京，他却居住了二十年。这几乎是他半生的岁月。北京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张我军前往，因为当时在上海求学的台湾学生并不多，而在北京台湾籍学子众多。北京大学于1919年颁布了《华侨学生入学通融办法》，由于台湾在当时已经属于日本管辖，台湾学生就被当作华侨学生对待，对他们入学提供了通融的政策。这些宽松的条件吸引张我军奔向北京。
此时，他在厦门结识的好友张钟铃正在北京求学。他在上海一起参加“上海台湾人大会”的新交的好友谢廉清也正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有两位熟识的朋友在北京，张我军避免了异乡人到北京的孤寂无依。他到了北京就直接投奔了张钟铃。张钟铃1920年从台湾罗东公学校毕业，后经过淡水中学、厦门的英华书院，1923年秋进入北京新创办的世界语专科学校学习。这时，张钟铃即将从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毕业，准备转学东京明治大学。与他一同寄居在后孙公园泉郡会馆的是洪炎秋。洪炎秋，台湾彰化鹿港人。1920年3月自日本体育会荏原中学四年级肄业，1923年1月由台湾来到北京，经半年补习，6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正式生。张我军到来之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就读。张我军的到来，使他们又添了一位好友，从此三人居住在一处，形影不离。此后一段时间内，这三个从台湾来的青年便互相帮助扶持，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张我军本是通过张钟铃结识洪炎秋的，但在张钟铃去日本后，张、洪二人反而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北京大学对台湾学生的宽松的入学政策，好友洪炎秋又讲述了北京大学开放的学风、久负盛名的教授、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激发和坚定了张我军投考北京大学的信念。虽然他的正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水平，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通过自学跳跃两个阶段，直接进入高等教育的学府。青年张我军满怀对知识的渴望，以常人不能及的毅力坚持自学。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感动了他的朋友，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
为了通过入学考试，张我军需要补习功课，于是他参加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办的补习班。补习班离会馆不远，与张我军同住的张钟铃和洪炎秋也想通过补习提高自己的国语水平。他们经常一同散步到那里去上课，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