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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变：抗战爆发
山河破碎，战火弥漫。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
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
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当时，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督运海防积压物资。这一年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此时改变思路，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同时，政府下令，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
国外运输停了，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为生计所迫，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变：父亲被炸伤
十岁出头的褚时健，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褚时健就管验收，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
这时的褚家，境况大不如前。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拖了两三年，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却一病不起，很快也离开了人世。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天折了。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
就在这时，更大的变故出现了。1942年夏天，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严重震伤。
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丈夫受了伤，孩子们年纪小，想到今后的日子，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
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谨谨讨生活，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他恨日本人，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还说什么“东亚共荣”；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买卖没了，自己成了废人，一家人怎么办？思来想去，却总是无解，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
就在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名叫褚时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父亲躺在床上，生意血本无归，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他开始逃课，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回到家里，他要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
乱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以备不时之需。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里，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
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他说：“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每到下午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数学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课，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咋个做得出来？所以上中学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其实，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天天逃课，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爷爷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亲不能千活儿了，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她告诉儿子，如果烤的酒好，卖得出价来，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
褚时健见过烤酒，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褚时健好琢磨，看也看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
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砍上两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灶的洞门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饭前，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但需要耐心。褚时健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控起来，调一调，再搅拌一次，这样才能蒸得均匀。”
山区夜黑，远近都没有了灯光，四野寂静，只听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烧。褚时健独自在酒坊里守夜，他不觉得害怕，只是担心这一夜怎么睡觉。不睡不行，干活儿需要体力，睡过了头更不行，锅烧干了，岂不坏了大事！这种担心没持续多久，很快，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体内的生物钟自然而然发生了改变，每两个小时会自动醒来。
“冬天，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蒸苞谷，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睡，浇一回水，之后我就睡着了，但是到十一点、第二天一点、三点我一定会醒。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来不会因为睡觉误事。”褚时健回忆时颇为自豪地说。
半夜，褚王氏悄悄来到酒坊，儿子毕竟只有十四岁，她有些不放心。她没有叫醒儿子，只是在酒坊外静静地观察。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儿子好像上了闹钟，每隔两小时会自动醒来。加柴添火、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和烤酒师傅没什么两样。此后，褚王氏再也没有晚上到过酒坊，她对儿子一百二十个放心。她没有告诉过儿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访，可儿子知道母亲来过。褚时健说：“我了解我的母亲，她肯定来看过，看过就放心了，只是她不说。”
“我的母亲教会我很多，那时候家里担子那么重，她从来不说难。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但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她对我们的爱。这一点，我和她一样。”
经过18个小时的蒸煮，第二天太阳下山时，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晾干了。褚家的小酒坊规模不大，每天能出百十斤酒。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不小，十八九个小时，700多斤粮食，1000多斤燃料，放粮、蒸煮、搅拌、发酵、捞渣，全靠这个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人侍弄，顶得上两个成年的工人。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到褚时健上高中时。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多年以后，所有的回忆变得单纯而凝重。褚时健说：“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烤酒的实践让我懂得，烤酒要讲出酒率，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要追求效率，那就要讲技术，这些粮食熟透的程度、火的温度、酵母的培养，不从技术上搞好，酒就出不来。酒出不来就会亏本，不光补贴不了家里，我还读不成书。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叫了回来。
褚时健匆匆赶回家时，发现除了家人之外，舅舅王之义一家也在。这一天，褚开运当着全家人表达了两个意愿：一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成姻缘，因为儿子的婚姻是保证褚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而他看不到这一天了。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后，要追随父母和兄长，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
三天后，42岁的褚开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褚时健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压根儿还没有男女之情的意识。在他眼中，表妹王兰芬是个温柔娴静、长相漂亮的小姑娘，他们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妹，他从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
很快，褚开运和自己的父兄们在祖坟里相聚，实现了他的第二个愿望。
给父亲的墓碑磕了最后一个头后，心怀伤痛的褚时健默默地站起身来，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知道肩头的担子有多沉。
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他突然发现，祖坟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脚下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坝子，南盘江水银链般在坝子里蜿蜒而过。远望层峦叠嶂，好像一道道青苍的波浪，汹涌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在他的眼前交汇。褚时健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山川风物，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自然界的景观深深震撼过。这一刻的体会，他再也无法忘记。
少年农夫：你不想上学了吗？
1943年，褚时健小学毕业，他放弃了上中学，回到了矣则。家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下田薅秧、上山打猎、下水摸鱼，褚时健似乎掌握了一个农夫所有的技能。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同一块地，我要种就要比别人种得更好”，他好像真的打算成为一个与土地终身为伴的农夫。
没有人问他还想不想上学，母亲只是时时将眼光停在儿子身上，她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暑假，已经到昆明读大学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就住在褚家老屋。褚时健很高兴，他领着堂哥上山打兔子、套野鸡，下河里游泳、摸鱼，变着法子让堂哥感受乡间生活的乐趣。
他说：“我跟我这个堂哥最要好，他学习成绩好，考西南联大的时候，听说一千个人录取一个，他也考得上。他虽说不住在矣则，但每年回老家，我和他谈得最多，一点儿隔膜都没有。”在他心目中，这个聪明过人、见多识广的堂哥，算得上是当时自己的人生导师。
一天，褚时健把堂哥带到了南盘江边。他指着河滩上新开出来的一片地说：“你瞧瞧，这是我的地，我自己开的地。”
褚时俊十分惊奇：“你家三亩田都种不过来，你怎么还要跑到江边开荒？”
褚时健告诉堂哥一个秘密：“村子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外来户在坡地上种了几十棵黄果树，我看这树太好了，结的黄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看来，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这种东西，我也想种。”
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堂弟，褚时俊沉默了。在他看来，堂弟是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有着常人没有的本事，那就是敢想敢做，而且做事有目标，要做就做到最好。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的脚步还没有迈出，难道矣则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吗？
傍晚，褚时健从江里打上来七八条筷子长的鱼。兄弟俩在江边支了一个三脚架，挂起一口铁锅，边煮边吃。
白天的燥热退去，江面上凉风习习。看着兴致勃勃地煮鱼的褚时健，褚时俊问：“石柱，你不想读书了吗？”
褚时健愣住了。从心里讲，他喜欢上学，小学六年，他学到许多知识，眼界开阔了，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能不想上学吗？可眼前家里实在困难，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有自己帮衬，日子尚能过下去，如果自己走了……他不敢往下想。
褚时俊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答案。他告诉堂弟，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只有读书，眼界才能打开，眼界开了，路才能宽，才能干一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告诉堂弟，现在时局动荡，山河破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尽绵薄之力。
褚时健沉默地看着江水，堂哥的话让他热血沸腾。
86岁时，褚时健说：“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
晚上，褚时俊和婶婶在堂屋里坐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婶婶，怕婶婶反对，他准备了种种说服她的理由。没想到，褚王氏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他读完中学。”
此后的一段时间，褚时健为出门读书做着准备。他没日没夜地烤酒，逢赶集就和母亲一起到集市上卖酒，积攒了一年的学费。
母亲心思更细些，怕儿子到昆明两眼一抹黑找不到庙门，专门跑到禄丰车站找到了站长。褚开运做生意的时候，和这个站长交情不错，站长的家就在昆明。褚王氏说：“我大儿子要到昆明读书了，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昆明能不能先到你家落个脚？”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给褚王氏写了个字条，上面写着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并告诉褚王氏，让褚时健到昆明当晚就住在他家里。
一个到过昆明的亲戚告诉褚时健：“不认得路不怕，你喊一辆黄包车，把你要到哪里的条子给他看看，他就会把你送到那里，你只消给他钱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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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