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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干部，备单位的名单报上来一统计，“右派”有160人。这个比例让褚时健大伤脑筋。“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有个公式：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多数，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约占不到10％。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按这样的比例来划定“右派”的。仅仅几个月，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坐实了自己反党的证据，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终于教会了人们：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么都别说。
褚时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一夜间成了“右派”，实在有些触目惊心。
他在向地委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经有24％了。”
领导说：“有些单位报的高达25％，我们这个比例应该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说的只占5％…10％。”
“小褚，你年纪还轻，还要好好领会一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五个字‘而情况不同’。这五个字是很关键的。”
见褚时健仍不开窍，领导不耐烦了：“好，依你说的，24％多了点儿，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来。”
组长王瑞亭和副组长褚时健研究来研究去，把他们认为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祥的预感
名单是送走了，褚时健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他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只是从自己的良心上迈不过这个坎儿。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投身党的怀抱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那些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的主观意图，真的是要反对自己的党吗？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1958年开春，名单上的这八十多人被卡车送到了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脚跟脚的，另一个全民运动“***”开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轰轰烈烈”四个字。
7月，褚时健“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务是“大炼钢铁”，种“试验田”。既然是全民动员，玉溪地委会不能落后，也种了7亩冬季稻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和褚时健负责。
给这7亩地定产量时，褚时健综合了土地的肥、水、种、耕诸因素，一咬牙，报了个3000斤的指标。办公室主任一看，皱起了眉头：“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后院灭火，前厅失火
马静芬这时在玉溪大庄街小学当老师，虽说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两人都忙，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孩子这时已经一岁多了，由外婆带着住在城里。
马静芬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学校，白天忙忙叨叨顾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里，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细细想来，结婚已经三年了，两口子几乎没有过面对面谈心的时候。褚时健总是在忙，回到家里，反倒很少说话。开朗活泼的马静芬，在褚时健这里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块岩石，没有情感的岩石。
结婚后的点滴小事，就像电影一样从她眼前一幕幕闪过：
怀孕的时候，她的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吐得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来，看见门口有卖鱼的小贩，回家告诉褚时健说：“你去买点儿鱼，我想吃鱼煮萝卜丝汤。”正在午休的褚时健翻了个身，说：“吃哪样吃？现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个吃不得？”她的眼泪当时就涌了出来，可气的是，褚时健浑然不知，接着睡自己的觉。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难受了委屈，和他讲讲，可他对妻子的絮絮叨叨毫无兴趣。
女儿这么大了，他连抱都很少抱，更别说带着全家去哪里玩玩……
马静芬越想越觉得褚时健骨子里就缺少温情，她开始怀疑，自己找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吗？
说起来，她的质疑也有些道理。褚时健在情感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他很少从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身体不好，带着孩子，工作遇到难处，会多么渴求丈夫的关爱。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来信，马静芬信中写道：“我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后分子，为了不耽误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褚时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在入党问题上碰到难关，也没想过夫妻为了这样的问题选择分手。这封信让他明白，他忽视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现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奔大庄，和马静芬进行了一次长谈。
长谈涉及了什么，褚时健没有透露，但肯定没有马静芬需要的温情。因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采访中，马静芬还明确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个情感线条太粗的父亲和一个细腻敏感的母亲。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观察和理解。
不管有没有温情，褚时健家的后院之火总算扑灭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酝酿已久的大火几乎将他吞没。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褚时健也在问自己。在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前，他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可能没想过。但这个疑问，只有自己琢磨，没有人会告诉他。那时候，人与人不能敞开心扉，人对人不能毫不设防，别人帮不了你，就像你无法帮别人。但这天晚上，对着自己的堂哥，褚时健终于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褚时健分析，自己“中枪”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右派分子”百分比。别的单位那么高，怎么你们搞的反倒降低了呢，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么？
听着堂弟的话，褚时俊心头一阵阵发凉。这个搞学生运动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
褚时健说：“我堂哥从小生活条件优裕，后来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又是技术型的干部，各种运动都没受过什么冲击，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并不多。我跟他讲的事情，让他很吃惊。他劝我，说党的政策肯定是好的，只是执行的人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可能是个别的，要想开些。他还要我相信党，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那一夜，兄弟俩没有睡觉。褚时健说：“我们两个一夜到天亮都在说话，第二天，我就到元江了。我们兄弟中，我和他的关系最好。他有才华、能力强、能说能干。我当‘右派’的时候，他才三十几岁，已经是电力局局长的后备人选了。但他实践经验不如我，不了解党的运动。记得当时我和他谈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他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参加人民战争。我告诉他，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人民战争要人民自愿，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褚时健走了，带着堂兄的嘱托，踏上一条未知的漫漫长路。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后补的“右派”的帽子落到了褚时俊头上。他被解除职务，下放到阳宗海发电厂。
“他小时候没吃过苦，身体不如我结实。下面太艰苦，没有粮食吃，他得了肝炎，没有营养又没有药治，不到半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36岁。”
这是褚家出来闹革命的五兄弟中第四个倒下的。之前堂弟褚时杰早在部队迸藏的途中就牺牲了。
几十年后，褚时健语气平淡地说：“这下，我们几兄弟就单剩下我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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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山中岁月
“这么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说浪费了，不是有句话叫‘蹉跎岁月’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经历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笔财富。但一个被经历的苦难压倒的人，是无法得到这笔财富的。任何时候，我都想干事情，成绩算谁的我不在乎。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难，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
红光农场的艰苦时光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怎么活下去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畜牧场副场长：饿肚子的高山牧马人
转战堵岭农场：又一个“烂尾工程”
扭亏为盈：糖厂副厂长创造的奇迹
无尽的创造力：一手抓三样
追忆衷牢山：承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能力
哀牢山，一座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的山脉。哀牢山是云岭南延支脉，地势险峻，山高谷深。海拔在3000米与600米之间变化，形成了一种寒温带和亚热带交叉的立体气候。
1959年元旦，褚时健带着行李，来到位于哀牢山中的元江红光农场。这时，全国的“反右”斗争已经画上了句号。
红光农场的艰苦时光
一到农场，褚时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见到他，这位过去的学校校长很吃惊：“小褚，你怎么也来了……”
褚时健无语。其实，从头一年送走那80个“右派”后，他心里就没有踏实过，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红光农场是专门接收省级机关和各地区机关“右派分子”及“下放干部”的劳改农场，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这样的农场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后来成为“云南红”红酒基地的弥勒红星农场。这些农场有一个共同特点：名字光鲜，但条件都异常艰苦。元江属千热河谷地区，是有名的“火炉”，气温常年在40摄氏度上下。因此，红光农场可以算是当时云南最艰苦的劳改农场之一。
褚时健被分配到了红桥一队，住在一个四面透光的工棚里。报到没几天，褚时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种怪病，全身瘫软，手脚无力，坐不起来也站不住，只能在床上躺着。谁知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床。别人都忙着出工，他初来乍到，躺在床上没人管。鼻血不断淌，他连擦的力气都没有，就由它淌，淌到嘴里，满了就咽下去。
昏迷中，褚时健感到死神的临近。他没有想到，自己刚到农场，就要在这破屋里死去，心中不甘，可又无能为力。
命运偏偏制造了这样的巧合。当年，在甄别反革命的时候，被褚时健“解救”的一个原定为“美蒋特务”的医生罗载兴，已经先他一步到了红光农场，就在场部当医生。那天正巧罗载兴到一队来巡诊，听傣族农民说有一个新来的“右派”快死了，赶忙到工棚里看看。就是这一看，救了褚时健。罗载兴一看就明白，褚时健得了严重的疟疾。他用自己保存多年的奎宁治好了褚时健，报答了当年的“救命之恩”。
其实，褚时健到农场后不久，农场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时健属于错划的“右派”，可以当犯错误的下放干部看待。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去纠正这样的“错误”。农场从未对褚时健提起过这个通知，也没有因为这个通知对他网开一面。褚时健是在二十年后，才知道了当初的一纸通知。因此，他这个最后的“右派”，才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岁月。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和褚时健的遭遇相比，马静芬一点儿也不轻松。
褚时健走后，马静芬所在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你身体不好，先回昆明去休养一段时间吧。”马静芬疑惑地问：“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也不用来了。”
马静芬怎么敢休养呢，丈夫去了劳改农场，这个家交给了自己，这份工作就是她和女儿的生活来源。她苦苦要求：“我需要工作，我不养病。”可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你现在是“右派”家属，你没有提要求的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