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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子的成功煽动。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直到1921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少奇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9］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常。4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到1922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10］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11］毛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12］
对长沙9 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 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13］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14］
20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15］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 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16］，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17］
*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乘机杀掉毛泽东时，他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毛泽东没有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她又怀孕了，由她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会时，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18］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泽东并未完全致力于党的活动。
他的热情似乎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那样使他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泽东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但在1919年毛泽东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部在800英里之外的上海。
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57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由。
自1917年起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了他的根据地。这位气质特异、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穷途。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转而反对他。这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革命的大联合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