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时，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在这几年，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
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
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59］
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对爱弥·萧说，学习就是探索”［60］。当他和他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时，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物。
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有察觉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热者，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在1918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处于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医治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
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了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61］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所有的痛苦和困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62］
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泽民带着她从韶山来长沙就医。小弟泽覃这时已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
次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毛泽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回家了。”［63］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
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看见她痛苦的脸。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此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参其半：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
“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64］
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作为她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着时我对她不完全忠诚，在她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是这种人。”［65］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毛泽东昼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图为《祭母文》抄件。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病时揽手，酸辛结肠。但呼汝辈，各务为良。”
注释
［1］Xiao Yu，pp。14~15。
［2］Ibid。，pp。19~22。
［3］RS，p。133。
［4］Xiao San，第一章第七节。
［5］毛泽东在1959年谈到不喜欢别人批评自己，见CLG，1968年第一卷、第四卷。
［6］作者将“三国时期”混同于“战国时期”。———译注
［7］TMD，p。34。
［8］原文有误，毛泽东是在湘潭求学不成后再到湘乡东山求学的。———译注
［9］Xiao San，第二章第九节。
［10］RS，p。135。
［11］辫子是当时的中国男子对半异族的满清王朝表示忠诚的象征。
［12］CB，900，p。10。
［13］RS，p。129。
［14］Ibid。，p。138。
［15］Ibid。，p。139。
［16］Ch’en，p。44。
［17］RS，p。140。
［18］RS，p。140。
［19］Li Jui，p。40。
［20］RS，p。141。
［21］Xiao Yu，pp。32~34。
［22］RS，p。141。
［23］Xiao San，第三章第十三节。
［24］RS，p。142。
［25］RS，p。142。
［26］实际上毛泽东开始是在第四师范学校就读，几个月后，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所以，到1913年秋，毛泽东就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了。此处参见Li Jui，p。42。
［27］RS，p。142。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的许多生活细节，见周世钊发表在《新观察》（北京）第二卷上的文章。
［28］Road，1，pp。34，73。
［29］RS，p。143。
［30］Li Jui，p。45。
［31］RS，p。143。
［32］Road，1，p。82。
［33］RS，p。143。
［34］Li Jui，p。23。
［35］RS，p。149。
［36］引自SS’s Mao，pp。40，46；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见李锐书83页）谈到西方思想和东方思想一样也有其弊端。
［37］然而———个性多么特殊！———毛泽东却讨厌学校规定的几分钟哑铃操，甚至写讽刺文章攻击那些“机械”的锻炼。毛泽东更喜欢自己发明的身体“测验”。此处参见Li Jui，pp。28~29。
［38］Li Jui，p。30。
［39］Xiao San，ch。3，XVI；cf。 English Version（Bombay，1953），p。42；还可参阅CB，900，p。17。
［40］萧瑜（《明报月刊》，香港，196810）进一步解释说，“二十八画生”的喻意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廿八”合在一起，有点像汉语中的“共”字。
［41］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章见《新青年》，191704。
［42］《中央日报》，台北，19721104。
［43］学友会，由劝学会发展而来，吸收女同学参加，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见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载《光辉的五四》，19页，北京，1959。
［44］作者将毛泽东得票最多的“人物互选”活动误作选举学友会负责人的活动。———译注
［45］《新湖南报》，19500701。
［46］中文的意思是“恢复旧的制度”。
［47］CB，900，pp。21，15。
［48］Road，1，p。104。
［49］Li Jui，p。61。 以及作者的800 000 000：The Real China，p。124。
［50］毛泽东坚持记《夜校日志》，用古文形式写的。此处参见Lynda Shaffer’s Mao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p。113。
［51］Li Jui，p。64。
［52］RS，p。144；Li Jui，p。74。说毛泽东得到“五六个回音”；还可参见IAS，1973/12，p。72。
［53］Road，1，p。73。
［54］“新”、“民”二字联用，似乎取自《大学》上“在新民”及《书经》上“作新民”的意思。
［55］Xiao San，第四章第二十二节。
［56］Road，1，p。136。
［57］Li Jui，p。52。
［58］Ibid。，p。82。
［59］Ibid。，p。24。
［60］Xiao San，第三章第十五节。
［61］Li Jui，p。38。
［62］Road，1，p。218。
［63］RS，p。149。
［64］Li Jui，p。330；另见Road，1，pp。419~420。
［65］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的十五年》，28页。
“三豪杰”
2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三国演义》中有三位英雄，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以此为范自称为“三豪杰”。这两个同学，一个是萧瑜，一个是蔡和森。蔡是一位具有战斗激情的青年，与毛泽东的母亲同乡。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后来同萧三谈起北京这份刊物时说：“它有两个宗旨，其一是反对古文，其二是反对旧礼教。”［1］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2］，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3？摇］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湖南人从不穿大衣，就像佛罗里达人从不穿皮袄一样），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尽管毛泽东很穷，但在湖南那些好学校里他结识了不少人，并学会了交往。杨昌济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读了《新青年》，毛泽东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他说。这两人中的一个便是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
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4］
或忙碌在大窗户下边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泽东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5］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这是恰当的选择，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他新结识了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尽管他们没有成为密友。
华北与华南有诸多不同，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就像佛罗里达与蒙大拿的差别一样。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他形成了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然而，毛泽东的心中另有一个北京，他独立持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小天地。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