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先生领我穿过出口。他说：“如果有什么再需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
“好的……啊，我今晚有个约会，我想买瓶葡萄酒。”
“试试我们的墨尔本红葡萄酒。九五年度的无与伦比。但价钱稍微高一点。”
“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我还有几件东西要包一下，不管怎样。”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领我进了礼品店。它连在一个宽敞的品酒厅旁。是一间非常漂亮的房间，有三十来尺长的橡木品酒吧台，另一边是半打售货亭，到处都是葡萄酒箱子，架子，染色玻璃窗，菱形玻璃瓦地板，等等。十多个爱喝葡萄酒的人在房间里漫步，评论商标，或在吧台旁咕嘟咕嘟地喝免费酒。与正在倒酒并努力微笑的年轻男人和女人作愚蠢的交谈。
托宾先生对其中一个倒酒者问了声好，她叫莎拉，一个漂亮的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我猜测弗雷德里克自己挑选的家具，他对漂亮干净的东西很有眼光。老板说：“莎拉，倒酒给……先生……”
“约翰。”
“给约翰倒一点九五年的墨尔本酒。”
她照办了，手很稳当。倒进一个小杯子里。
我晃了晃那酒，显示我很在行。我吸了一下，说：“香味很好。”又把它举到灯旁说，“好颜色。紫色。”
“还有优美的手指。”
“哪里？”
“它们推杯子的样子。”
“对。”我呷了一小口。
我想，还可以。那提炼出来的纯昧，其实和牛排一起吃应该不错。我说：“有葡萄昧，很友好。”
托宾先生热情地点着头。“是的，而且激烈。”
“非常激烈。”激烈？我说，“这比纳帕墨尔本昧儿更重更强劲—些。”
“实际上，是更淡一些。”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本应见好就收。“好。”我放下玻璃杯。
托宾先生对莎拉说：“倒九五年卡百纳酒。”
“这就够了。”
“我想让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她倒了，我尝了尝说：“好，不那么烈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托宾先生坚持要我再尝一种白葡萄酒。
他说：“这是我用夏敦埃和其他几种我不想透露名称的白酒混合而成的，色泽很美，我们管它叫秋日澄金。”
我尝了一口：“很宜人，但不太烈。”
他不回答。
我说：“你曾想到过要把你的酒命名为‘愤怒的葡萄’吗？”
“我会让我市场部的人采纳这个建议。”
我评论道：“好商标。”
托宾先生告诉我：“我所有的红葡萄酒都贴有波洛克派的艺术标签，我的白酒上标签是德库宁的。”
“是这样的吗？”
“你知道——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姆·德库宁。他们都住在长岛，在这儿创作出他们的一些最佳作品。”
“哦，那些画家。对，波洛克是个角色。”
托宾先生没有答话，但膘了一眼他的手表，显然是厌倦了我。
我四周看看，发现一空货亭，远离倒酒的人和顾客。我说：“让我们到那儿坐一分钟。”
托宾先生不情愿地跟着，在货亭里和我相对面坐。我呷了一口卡百纳，对他说：“就几个标准问题。你认识戈登夫妇多久了？”
“哦，大约一年半。”
“他们和你谈论他们的工作吗？”
“不。”
“你说他们喜欢讲普拉姆岛的故事。”
“是的，哦，泛泛而谈。他们从不泄露任何政府秘密。”他微笑着。
“这就好。你知道他们是业余考亩学者吗？”
“哦，……是的，我知道。”
“你知道他们属于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吗？”
“是的，事实上，这是我们认识的起因。”
“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一员。”
“协会大约有五百个成员。不是每个人都是。”
“但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好像是。这是不是像一个别的什么的掩护组织吗？”
“据我所知不是。但那样的话会很有趣。”
我们都微笑了。他看上去像是在思索什么；我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在思索，而且我从不打断一个思索者。最后，他说：“事实上，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星期六晚上要开个晚会。我在我的后草坪上做东。这个季节的最后一个露天晚会。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你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我猜想现在戈登夫妇不能来，他就多出两个空位来了。我答道：“多谢。我尽量来。”实际上，我不会错过的。
他说：“麦克斯威尔警长可能来。他了解所有细节。”
“好极了。我能带上些东西吗？比如酒？”
他有礼貌地笑了。“只带上你自己。”
“和一个客人。”我提醒他。
“是的，一个客人。”
我问托宾先生：“你曾听到过什么……什么关于戈登夫妇的闲话吗？”
“比如说？”
“哦，比如说，性。”
“一个字也没听到过。”
“财政问题？”
“我不会知道的。”
一轮又一轮，我们又呆了十分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在撤谎，有时不会，任何谎言，无论多么小，都是有意义的，准确地说，我并末抓住托宾在撒谎，但我非常肯定他关于戈登夫妇知道的比他透露出来的要密切得多。就事情本身而言，这不是很重要，我问托宾：“你能列举出随便哪一个戈登夫妇的朋友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好，我说过的，你的同事，麦克斯威尔警长，就是一个。”他又说了几个其它人的名字，但我不认识。
他说：“我真不大了解他们的朋友和职业合作者们。我说过……哦，让我直说吧——他们有点儿类似于食客。他们漂亮，谈吐不凡，又从事有趣的工作，又都是博士。你可以说我们都从这种安排中得到了些什么……我喜欢我周围聚集一些优雅又有意思的人。是的，这有点儿浅薄，但你会惊讶于这些有趣而美丽的人们是多么的浅薄。”他又补充道，“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很难过，但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托宾先生。我真的很感激你的时间，而且很欣赏你没有弄来一个律师把事情搞大。”
他不回答。
我快步走出货亭。他也一样。我说：“你会陪我一起走到我的车边吗？”“如果你乐意的话。”
我在一个柜台前停下来，那儿有许多关于酒的书，包括一些关于托宾葡萄园的小册子。我收集了一套，把它们扔进我的小包里。我说：“我是那些手册迷中的一个。我有从普拉姆岛上拿来的所有的册子——关于牛痘，糙皮病——反正，我从这件案子上受了—次真正的教育。”
他又一次不答话。
我请他帮我找到九五年墨尔本酒，这是他说过的。我顺便提一下那标签说；“杰克逊·波洛克。我从来没猜到。现在今晚约会时我有话可说了。”我把酒拿到出纳员处，如果我以为托宾先生准备把它归于好意而予以报销的话，我就错了。我付了全价，加上税。
我们走出来，走进阳光里。我说：“顺便提一下。我曾和你自己一样，是戈登夫妇的熟人。”
他停下来不走了，而我也停下来。他看着我。
我说：“约翰·柯里。”
“哦，……是的。我记不起这名字了。”
“柯里。约翰。”
“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你是那个受伤的警察。”
“对，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你不是一个纽约市的侦探吗？”
“是的，先生。被麦克斯威尔警长聘出来帮忙。”
“我明白了。”
“那么，戈登夫妇提到过我。”
“是的。”
“他们说了我什么好话吗？”
“当然他们说了，但我不怎么记得清了。”
“我们实际上见过一次。七月份。你在你那大房间里开了一次大的尝酒会。”
“哦，是的……”
“你穿一件紫色西服和一条饰有葡萄藤图案的领带。”
他瞟着我。“是的，我想我们确实见过面。”
“这是无疑的。”我向四周卵石地看去，评论道，“如今每个人都有四轮传动装置了。那边是我的。它说法语。”我解释说，当我遥控发动时。我问托宾先生，“你的白色‘保时捷’在那边吗？”
“是的，它在那边。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只是想它有可能是。你是一个‘保时捷’型的家伙。”我伸出手，我们握手。我说：“我可能会在你的晚会上看到你。”
“我希望你发现是谁干的。”
“哦，当然我会。我总是这样。Ciao①。Bonjour。②”
“Bonjour就是你好。”
“好的。Aurevoir。③”我们分手了。我们的脚步嘎吱嘎吱踩在硬石路上。朝相反的方向去。蜜蜂追我到车边。但我迅速钻进车里，开走了。
我想着弗雷德里克·托宾的事。这个业主，“保时捷”，所有美的事物的鉴赏者，当地的大腕，死者的熟人。
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他很滑溜。我不应该再花一分钟考虑他。关于戈登夫妇为什么被谋杀和谁是凶手，我已推出的理论没有一条符合托宾先生。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要继续跟踪这位绅士。
①意大利语，再见。
②法语，你好。
③法语，再见。
17
我沿着主干道向西开，一边试图读懂汽车驾驶手册。按了几下挡泥板的按钮，那边的“指示”框上便显示所有数据，百分之百的美国性能。这应该是坐在车子前座上能做到的最有趣的事。
当下我感觉技术上长进不少，于是拿自己的蜂窝式电话打通我的电话留言机。“我告诉你，要是那些人现在看到我们正驾车经过这些旧农庄和村落——”
这时留言机答道：“您有三条留言。”
有一条一定是贝思留的，但事实上是麦克斯。他重申我不要再管这案子，叫我回个电话，我可不愿意。第二条来自法纳利：“晴！约翰·柯里，听我说，如果你需要从那儿脱身出来，只管叫我。同时，我有一些关于开枪者的线索，所以我不想到处张扬，除非你需要帮助。为什么这么多人想杀死我的搭档？嗨，我和沃尔夫私下谈过了，他不相信电视上的人不是你，而且说有消息证实是你，要你接受他的质询。我建议他监听你的电话，现在就是了，可要少惹麻烦。”
“谢谢。”
最后一条也不是贝思的，正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德鲁·沃尔夫中尉。他只讲了句，“望你尽早回个电话给我。”事情不妙。
我怀疑纳什和沃尔夫是否真认识，但无疑纳什的确已告诉沃尔夫电视上的人就是约翰·柯里，而且正在疗养期间破一起凶杀案。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猜测沃尔夫正想从我这得到解释。我想自己能解释是怎么卷进这起案件的，但很难解释为什么沃尔夫中尉在约翰口中却成了个傻瓜。
前后思量了一番，看来最好是不回电话，也许应该找律师。没有做好事不受惩罚的，我是说，我在竭力做个好公民，丽说服我卷入案件的那家伙，我的伙伴麦克斯，窃取我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又让我同联邦特工搞可恶的竞争，甚至还把我的徽章取走了，事实上他从未给过我徽章。贝思还是没有电话。
我一直提醒自己做个英雄，但我确信遭到枪击不会是英雄行为。还是孩子的时候，只有向坏家伙开枪才是英雄，可眼下每个生病的，遭劫持或枪击的都成了英雄。可我如果能利用这次英雄事迹摆脱可恶的麻烦，我当然会做。问题是媒体创造的英雄只有大约九十天的短命，我在四月中旬遭枪击，也许该通知我的律师了。
现在我正从卡桥格村开往城区，如果你不注意我的车一下子就会开过去。这个村庄历史悠久，古雅干净，与大多数村庄一样繁荣，我猜部分原因在于葡萄酒生意。大街上拉着各式广告的横幅，比如每年一度的东区港海洋节，还有在霍顿角灯塔举行的伊索托普爵士舞专场音乐会。多的就不用说。
嗯，夏天正式结束了，对于当地居民和一小部分的游客来说秋季也有许多事可做。我总怀疑这儿每年十一月都要举行一场只对本地人开放的大型聚会，名字就叫“北福克居民庆祝游客滚蛋的狂欢节。”
就这样我一边慢速开车一边留心那幢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房屋，我记得在主干道附近。大路的南面是有村庄的绿化带，宣称坐落有纽约最古老的房子，标志上写着大约在一六四九年。这儿看上去不错，我驾车沿着一条窄道穿过绿化带，上面坐落着一些由老式隔板和木瓦砌成的建筑物，幸亏没有颈手枷、木桩、浸水凳或者其它早期美国人为受虐和施虐者准备的公共陈列物。
终于我看见离村庄绿地不远处有一间白色大房子，隔板制的，很像一间大楼，前面有几根高高的白梭子。草坪上竖着一块木制齐乎达尔风格的标志牌，写着“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几个字，下面写着“博物馆”和“礼品店”，“店”字拼成了两个“p”和一个“e”。我曾经赢过一次拼宇游戏，里面就有这个词。
由两条短链子悬着的另一张标志牌上则写着这家博物馆兼礼品店开放的日期和时间。劳动节之后，只限于周末和假期开放。
牌子上有个电话号码，我便拨了这个电话，是录音信息。一个女人用仿佛录于一六四0年的声音重复着时间、事件等情况。
我可是从不让别人的日程耽误自己事的人，于是下了车拾级走上大门厅，敲敲古旧的黄铜门环。我使劲撞击了一下，但似乎周围都没有人，那边的小型停车场也没有车子。
我又回到车里，拨通新朋友玛格丽特·威利的电话。她接了电话，我说：“威利夫人，早上好，我是柯里侦探。”
“你好。”
“您提到可能去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博物馆看看，我整天都在想这个事。您认为今天去可以找到负责人谈话吗？主席叫什么？威瑟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