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过。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社交非常广泛，所以他俩很高兴参加。”
我又提出了一个有些微妙的话题：“汤姆对你有兴趣吗？”
她没有显出受侮和震惊的神情，答道：“可能有。”
“但你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没有，他从未说过。”
我清清嗓子，”我明白——”
“听着，柯里先生——约翰。你的这些问题在浪费你我的时间，我不知道是谁因为什么杀死了戈登夫妇，但那和我毫无干系，也没有和我产生三角关系。”
“我没说有，只是作为整个调查的一部分，看看会不会与性爱有关。”
“那好，我没有和汤姆睡觉，我认为他是忠诚的，就我所知朱迪也一样。在这里桃色新闻很难不让大家知道。”
“那可能是你的推测。”
她注视我片刻然后问：“你和朱迪有染吗？”
“没有，怀特斯通女士。这不是下午放映的肥皂剧，而是一起谋杀调查，让我问问题。”
“不要这么急躁。”
我深吸了口气，说了声：“对不起。”
“我希望你能找到凶手，接着问吧。”
“好。这样……我想问……你听到他们被杀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猜凶杀和他们的工作有关。”
“好。现在你怎么想？”
“没什么想法。”
“难以置信。”
“我们接着谈吧。”
“那好。”我仍然不清楚这次询问应从哪人手，或者说我想具体找寻什么。但我脑子里有个意向，像地图一样，上面有普拉姆岛、拿骚角、长岛海湾的悬崖、托宾葡萄园和匹克尼克历史协会。如果你把这些点连成线，便会得到一个五边形的几何图，毫无意义。但倘若你抽象地思考一下这些点之间的联系，也许有点意思。我是说，这五点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也许没有，但无论怎样似乎又有联系，像是都和什么有关。是什么呢？
我考虑究竟是什么使我的思想总在普拉姆岛上转。历史？考古？就是这个，可究竟是什么？
我又问怀特斯通女士：“你认识在普拉姆岛上工作的人吗？”
她想了一会，然后答道：“不怎么认识，只有几个顾客在那工作。除了汤姆和朱迪外；我并不认识任何科学家，也没有人参加过这个协会。”她又说，“他们是个团结的群体，只在内部交往。”
“你知道有关在普拉姆岛发掘的情况吗？”
“只有汤姆·戈登答应过给历史协会一个机会，到岛上开展挖掘活动。”
“你有没有参加考古活动？”
“没有，我喜欢档案工作，也有个档案学的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的。”
“是吗？我在约翰·杰伊学院任教。”那个学院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南部约距五十个街区，总之我们找到了共同点。
“你教什么？”她问道。
“刑侦学和陶瓷学。”
她笑了，一边扭动脚趾一边又重新交叉起双腿。米色，她的裙裤和外衣一样颜色。我简直几乎想要交叉起双腿让怀特斯通女士注意一下我的那家伙正从休息状态中惊觉起来。把你的“小便”憋在“帐篷”里吧。
我接着说：“档案学，很有吸引力。”
“可能会，我在斯通尼·布鲁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这里卡桥格免费图书馆弄了份工作。图书馆建于一八四一年，但薪水依旧。我是这里长大的，很难在外面生活下来，除非有一份差事。我拥有一个花店。”
“对，我见过那辆货车。”
“对了，你是个侦探。”她又问，“那么你到这来干什么？”
“疗养。”
“噢，是的，我记起来了。你看上去气色不错。”
她气色也不错，但你不应该向一个证人进行还击，所以我没有提。我又发觉她那柔美的声音伴着呼吸十分性感。
我问她：“你知道弗雷德里克·托宾？”
“谁不知道？”
“他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成员。”
“他是我们最大的赞助者，经常给我们葡萄酒和资金。”
“你是葡萄酒鉴赏家吗？”
“不，你呢？”
“是的。我能分辨出‘麦劳’和‘百威’两种酒，蒙着眼也行。”
她笑了。
我又说：“我打赌很多人希望许多年前就已加入葡萄酒行业。我是说做生意。”
“我不知道，这倒有趣，但不会很赚钱的。”
“对托宾来说是盈利的，”我指出。
“他并不靠这种方式生活。”
我坐了起来：“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就是这样做的。”
“你很了解他？个人情况？”她反问我：“你了解他个人吗？”
我可不喜欢被质询，但我在这儿如履薄冰，有力量的人会怎样掉下去呢？我答道：“我参加过一次他办的品尝酒会，那早是七月份的事了，你当时在吗？”
“在。”
“我和戈登夫妇在一起。”
“对了，我见过你。”
“我没有看见你，否则应该记得。”
她又笑了。
我又问：“你了解托宾多少？”
“事实上，我们有染。”
“在什么方面？”
“我指是情人，柯里先生。”
听到的消息让我失望，然而我得办正事，又问她：“什么时候？”
“开始于……哦，大概两年前，一直持续到——这有关吗？”
“你可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我知道。”
我又问她：“那你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托宾只是不断地与许多女人交往。我们的关系保持近九个月，对我俩都不算长，可也不差。我们去过波尔多、洛瓦尔和巴黎，周末去曼哈顿，过得很好，他很慷慨。”
我思索了一番。我已经有点恋上爱玛·怀特斯通，而且有些恼恨弗雷德里克已把我一下子打到闷罐里。我又说：“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可以吗？”
“可以。”
“你还……？我是说——”
“我和他还是朋友，他现在正金屋藏娇呢，名叫桑德拉·威尔士，十足的骗子，包括那个名字。”
“对。你说过托宾是不单靠他的工作生活的。”
“是的，他拥有银行和私人投资的小块产业，但花费太大。可悲的是他很成功，如果不去福克斯伍德可能他能靠收人活得更好。”
“福克斯伍德？”
“对，你知道，那个印第安赌场，在康涅狄格州。”
“噢，对。他赌博吗？”
“一直赌。我陪他去过一次，一个周末就输了近五千美元，主要是在纸牌和轮盘赌上。”
“我的天，但愿他还有回程的船票。”
她大笑起来。
去福克斯伍德，你可以驾车过东方角轮渡去新伦敦，或者乘坐直达那儿的汽车的轮渡，去那好好玩一通，然后周日晚上回到东部。对中北福克地区的忙碌世界真是项美好的娱乐消遣。如果你不是强迫的话，可以在那儿玩个痛快，赢或输了几百美元之后，吃顿晚餐看场球赛，然后睡在一个豪华房间里。这样的周末约会真不错。然而，很多本地人并不喜欢这种近乎有罪的生活，有些主妇也不想让男孩们拿着买水果的钱去赌博。可是和其它情形一样，这事得相对而言。
看来，弗雷德里克·托宾，这个冷静而外表华美的葡萄园栽培家，表面上镇静自若，实际上是个赌徒。但如果你想想看，有什么比每年种植葡萄更冒险的吗？事实上，在这里种葡萄尚属试验性，目前情况良好。没有枯萎病没有虫灾，没有霜打和高温打击。但某一天，“安拉贝尔”号飓风或者“塞克”号会把上亿颗的葡萄吹进长岛湾，有点像库拉德生产的最大的培育植物桶一样。
同样还有汤姆和未迪，他们拿那些病原菌在赌博，还用其它东西在赌，结果输了。弗雷德里克在种植葡萄上赌赢了，然后就转到纸牌和轮盘赌上，结果输了。
我对怀特斯通女士说：“你知道戈登夫妇和托宾先生曾经一道去过福克斯伍德吗？”
“我想没有。但我不清楚，我和托宾分手快一年了。”
“对，但你们仍然是朋友，你刚才还说。”
“我猜是这样，他不喜欢以前的情人都憎恨他，想和他们保持朋友关系，这使晚会很有趣。他爱让和他有过性关系的几十个女人在一个屋里。”
谁不爱那样？我又问她：“你认为托宾先生和戈登夫人有染吗？”
“我当然不知道，但我认为不会，托宾不追求有夫之妇。”
“多好的骑士风度。”
“不，他胆小如鼠，那些丈夫和男朋友使他害怕，他一定曾经受过挫折。”她的呼吸声里夹杂着轻声笑。接着又说，“不管怎样，他宁可和汤姆做朋友也不愿和朱迪做情人。”
“为什么？”
“不清楚，我从没有搞懂弗雷德里克为什么会和汤姆接触紧密。”
“我想一定有其它原因。”
“大多数人也这么想，弗雷德里克主动结交汤姆的。”
“为什么？”
“不知道。起先我以为他想接近未迪，可后来我了解到他并不追有夫之妇，那一定和戈登夫妇的魅力与工作有关。弗雷德里克还是个社交家，梦想自己是北福克地区的社交领袖。也许他是，他不是最富的，但葡萄酒业为他奠定了一些社会地位。你懂吗？”
我点点头。有时候你整周整日的求索却一无所获，有时候你却会碰到金子，但有时候只是傻子的金子。我是说，这妙极了，可和那起谋杀案有什么关联呢？这未免夸张吧？有点在报复怀特斯通女士吗？这可不是我那位前妻，她把我送到错误的地方以便使对方的生活变糟。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认为弗雷德里克·托宾有可能是杀死戈登夫妇的凶手？”
她看着我仿佛我失去了理智，然后说：“弗雷德里克？他可做不出任何带暴力的事。”
“你怎么知道？”她边笑边答：“天知道，我能举出很多理由来证明我的话。”接着说，“他简直不做体力活动，对自己的脾气和情感控制有加，而且他为什么要去杀戈登夫妇？”
“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你呢？”
她停了片刻才答道：“也许为了毒品。”
“你为什么这么想？”
“嘿……弗雷德里克关心过他们，戈登夫妇吸可卡因。”
“他告诉过你？”
“对。”
有意思。特别的是弗雷德里克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没有一点道理。我知道一个吸可卡因者的形状和行动情况，戈登夫妇不会是这种人。那么为什么托宾要把这个加于他们身上呢？我问她：“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不久前，有几个月了。托宾说他们来找他，想知道托宾有没有什么好货，想买下来保持他们的习惯。”
“你相信吗？”她耸耸肩：“可能是这样。”
“那好……再回到托宾先生和戈登夫妇的关系上来。你认为是托宾先生找到后者并且培养相互关系的。”
“看上去如此，在和他相处的九个月里我知道是这样，他多次和他们电话联系，而且很少有聚会不邀请他们的。”
就此我思考起来，这当然和托宾先生告诉我的不相一致。我问怀特斯通女士：“那么对于戈登夫妇托宾先生的魅力何在呢？”
“不清楚。尽管我知道他使每个人以为有另外的原因，好笑的是戈登夫妇似乎很合得来，仿佛他们以与弗雷德里克为伍自豪。可是，有几次我们四个在一起时，你可以看出他们还是以和他地位平等自居的，你懂吗？”
“懂，可他们为什么要演戏呢？”
她耸耸肩：“谁知道？”她看了我半天接着说：“好像整个看上去是戈登夫妇在敲诈弗雷德里克，好像拿到了他的什么把柄。公开场合他是大腕；私下里汤姆和朱迪与他则相当熟悉。”
敲诈，对此我仔细思虑了好一会。
爱玛·怀特斯通又说：“我只是在猜想，在推测，并不能证实任何情况。我和弗雷德里克相处愉快，我喜欢他，当他要分手时并没有伤害我。”
“好。”我看看她，四目相对。我问道，“凶杀案后你和弗雷德里克交谈过吗？”
“有，昨天早上。他打电话过来。”
“他说什么？”
“和别人一样，标准的套话。”
我们谈了些电话交谈的细节，的确听上去很正式，仅仅是形式的客套。
我问：“他今天和你谈过吗？”
“没有。”
“今天上午我拜访过他。”
“是吗？为什么？”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对。”我不想解释自己已经不再掌握关于普拉姆岛案件的潜在证人和墨菲夫妇，而且不再负责了，只好去访问那些县警局不会想到的人。我不是完全在孤注一掷，但有点在夹缝中前进的样子。
我又问她，“你认识戈登夫妇其他朋友吗？”
“我并未真正介人他们的社交圈，除了我们和弗雷德里克在一起时，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麦克斯威尔警长不是他们的朋友吗？”
“我想是的。但我一直理解他们的关系如同戈登夫妇和弗雷德里克的一样。”
“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戈登夫妇的朋友。”
“就我所想到的，他们所有的朋友就是普拉姆岛上的人，这并不很异常。我告诉过你——他们是个团结紧密的群体。”她又补充道，“你最好去那儿看看，比在这转好。”
“可能是这样。”
她问我：“你怎么看弗雷德里克？”
“一个令人愉快的人，我很高兴和他在一起。”这是真的，但既然我知道他已经把这儿的怀特斯通女士搞到手，我更相信世上没有公正的性爱。我又加了句：“鱼眼。”
“而且善于随机应变。”
“对。”我说，“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说吧。”
“你不要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