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自然经济来批判其它的经济体系，在理论的出发点就走向了歧途。更何况在社会共同体日益庞大和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自然经济的回归已经不可能。这意味着人类只剩下两个选择：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
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践是人类在二十世纪进行过的最宏伟和激动人心的运动，其在大地上建立天堂的梦想曾使许多人激情洋溢地工作，然而相应的实验最终毫无例外地失败了。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内蕴着一个致命的矛盾：既要将人类升华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又要把社会的总体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置于宏观控制之下。目标与手段的矛盾注定了此实验的悲剧品格：如果要将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那么，就必然由少数人制订、发布、监控计划，而当这些人如此做之时，他们的决定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导向集权主义，限制乃至取消大多数个体的自由。哈耶克经过详细的分析后指出：“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则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2〕由于社会被严格地整体化了，人们只能别无选择地服从这个集权主义政府，他们的喜怒哀乐完全取决于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绝对主体的决定〔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计划经济——集权——绝对主体的生成一大多数个体的被奴役状态。这不是个别经济学家出于阶级偏见得出的偏颇的结论，而是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实验的实际结局：实行过计划经济实验的国家全都走向了集权主义。其实，早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圣西门作为计划经济的提倡者就曾警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定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4〕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曾在推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严厉地对待不服从计划的人，甚至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们的生命，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灾难和心灵灾难是文艺复兴以来罕见的。
上述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实验的惨痛失败以后都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已经等于承认了自由经济的优越性。与计划经济相比，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计划之上，因而在本性上指向个人自由的实现。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系不需要集权主义的政府制订统一的计划，而是让许多单个的计划形成多元而最终达到合一的目的。当然，这里又涉及游戏规则的制订问题：其一，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对游戏者的限定，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其二，规则的制订者在任何经济体制内都是或多或少享有特权的人，自由经济体系也不例外。自由经济体系之优越处在于：规则制订者的权力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分权制，这种分权制，乃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经济自由必将产生政治自由的意义上显现出其真理性，因为政治意志归根结底是经济意志的体现。
但是自由经济在其诞生之日起就蕴涵着一个致命的危险：对增长的无限制追求。它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依赖于人的欲求，而一种以满足乃至创造人的欲求为动力的经济体系必然追求无限制的增长，因为人的欲求在本质上是欲壑难填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开需求（needs）与欲求（wants）两个概念：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欲求是无限的——人总能在满足已有的欲求以后设计出新的欲求。自由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一个区别是：自然经济着眼于满足的人的需求，自由经济则满足人的欲求。计划经济也满足人的欲求，但它满足的是受计划规定的欲求。自由经济趋向于对人的欲求给以最小限度的限制。这固然成全了人的个体化愿望，也为危机和危险埋下了伏笔。欲求的对象可能是物（商品），也可能是资本（货币），当对二者的欲求远远超过了需求时，欲求就导向奢侈。所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那种表面上的禁欲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另一种欲望——对资本的欲求。这同样是对奢侈的欲求。同时，在资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仅仅陶醉于资本拜物教而不去实在地消费，已不再可能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必然要实现对资本和商品的双重欲求。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后发现：“正是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5〕他指出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存在着大规模的奢侈现象，“虚荣、欢乐和奢侈”在十八世纪的巴黎、伦敦、华沙都是时尚〔6〕。“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市场功能”，“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7〕，因此，“挥霍是一种有损于人而无害于贸易的恶习”，它“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8〕满足已有的需求并创造新的欲求乃是自由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对于欲求的无限制满足使自由经济走上了无限制地追求增长的不归之路。自由经济的“贪婪摄取性”早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充分暴露出来，但是它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很少被视为一种病灶，因为人们相信自由经济和与之相应的工业——技术体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用技术秩序代替自然秩序来满足人的欲求，同时使人变得更加强壮、美好、聪颖。歌德在《浮士德》中清晰地表达了上述信念：“不断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信念受到了质疑：人的欲求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中呈现出骇人的无限增长趋势，而对欲壑难填的欲求的无限制满足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增长即进步的观念成为反思的对象，因为它导致了“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滥用，人们对娱乐的盲目追求”〔9〕。人们发现对于无限增长的追求使自由经济成为一个巨大的吞噬性系统：人为它所控制，它以匿名的方式吞噬自然，生态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为了满足人对速度的追求，大地之下的石油被疯狂地抽取，以至于大地上的很多地方正在变成空壳；与舒适生活相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数以千万计的废气排向天空，使大气浑浊不堪，温度在显著升高；森林大片大片地消亡，野生物种迅速灭绝；到处都是固体、气体、液体垃圾，几乎找不到清洁的天空、土地、海洋，总而言之，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崩溃。然而就在生态系统不堪人类之重负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各国首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仍是如何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随时准备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现有经济体系不得不刺激大多数人对于奢侈的欲求。现在的状况是：所有人不奢侈，自由经济将死去。但是经济增长果真是无限的吗？对于自然界的索取需不需要设置必要的限度？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是否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求？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思考，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只是他们已经处于不由自主的状态。自由经济正如一辆不断加速行驶的战车，在以越来越高的效率吞噬自然的同时奔向前途莫测的前方，而解决当下问题的手段永远是继续加速。这是一个荒诞的现实，但人们又必须接受它，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合法性以后所反问的那样：“可是，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进一步的追问会揭露这种状态的可怕之处：要是继续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自由经济悖论意味着人类正处于困境中。这对于人类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保证个体自由的经济制度，但它却在毁灭着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拯救之路在哪里？是在自由经济内部，还是要对自由经济本身进行限制，抑或要最终超越自由经济？限制自由经济会不会损害人的个体自由，因而使我们以放弃部分自由为代价维持世界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些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却是无法回避的。解答这个问题将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最艰难、最关键、最重要、最伟大的使命。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对它的解答。
注释：
〔1〕〔2〕〔3〕〔4〕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60～61、87、92、29页。
〔5〕〔6〕〔7〕〔8〕〔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213、82～84、151、152页。
〔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第128页。
对“快感”的蹙眉与微笑
？ 王开岭
（一）
性——人类文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人类生存和竞争中一些重要的“占有”符号：权力、财富、等级、门第、荣誉、事业、成就……哪个背后不摇曳着“性”的神秘裙角和胴影？哪个背后不藏匿着“性”的注视和怂恿？包括战争和犯罪、统治的鼎盛和衰落，也无不和“性分配”有着深刻的渊薮关系，多少都能从“性能量”的酝酿、抑制、错位、爆发、夺取……中找到谜底。在弗洛伊德那里，“性”甚至成了生命资源中最大最醒目的一支股份，她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那样披覆着分娩历史的光辉（在罗马和埃及历史上，克丽奥佩特拉个人的性能量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作用，她不仅征服了凯撒大帝，连新任罗马执政官安东尼也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为表示对女王的尊敬和感激，她怀毒蛇自杀后，埃及人按风俗中的最高礼遇，将一头牡牛的阳物放入其体内）。
所以，“性”之遭际让关心人之命运的知识分子感到焦灼和忧虑，也就不奇怪了。在祝勇编的《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中，即有一辑专谈“性”的文论。其主打篇的题目即《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作者敬文东，他不仅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且狠狠吹擂了一通，将“性”膨胀到了和“历史”一样的顶天境界：“钱钟书先生在一篇精短的随笔中曾经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快感罢了。快感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和肉体有关。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创造了—整部关于人的历史。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恶的快感……原子弹、氢弹只是性快感的轰然爆炸，飞机、宇宙飞船则是性快感的飞翔形式，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
一句“说得直白些”，将钱先生端坐的身子震歪了，让其“快乐”一下子掉进了形而下的肉缝里（我甚至看见了先生勃然大怒的样子）。不能不说这份“大媒”玩得过火，好在旨在“抛砖”，意在激将出“性”这道“酥”话题来。对这段“矫大枉小过正”的文字，我表示理解和赞许，至少它给躲藏在人类价值深窖中——原本就处于“领导核心”的“性”——放下一道绳梯，真正提拔至“主席台前排”就坐了。
（二）
性是自然法。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生来即自感欠缺，故要从异性身上获得“完整”。人之本性绝对是“渴望他者”，即“斥同——求异”的。这决定了人的所有欲望都在于向“异”性的事物靠拢和挺进，男女、阴阳、正负……最后的完成与结合无不呈一种“凸凹”拥合模式，而所谓“满足”即一种“到位”“互补”“嵌合”的自然状态——好比“太极”交尾图。在人类发明的所有几何图中，没有比“太极”意像更大快朵颐、更欢悦人心、更能生动地揭示阴阳之秘的了。
社会历史的暗河之一即“性”的流通史。看不到这点，要么撒谎，要么无知。
无论古印度、古埃及文明，还是古希腊罗马、华夏文明……“性”，都在生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演绎和释放，于宗教、雕塑、文学、建筑等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的“湿婆”神和埃及的生殖崇拜，古希腊罗马的狂欢日和酒神节，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嬉图”，春秋时男女群欢的“仲春之会”，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被后世誉为人类最自由最明媚的“儿童期”，大概也和那个时代的“性沸腾”和肉体解放有关，而它蓬勃的人权意识、自由理念和激越的艺术创造，与其“性坦荡”亦不无瓜葛。华夏史上的“儿童期”，大概要首推《诗经》年代了。《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等都露骨地表达了当时的“会男女”之风。
有自由，就会有枷套接踵而至；有狂恣，就会有纲纪尾随而来。所以性在历史上便有一场大起大落、—波三折的诡谲演出。在华夏，有从“男女授受不亲”乃至“革人欲复天理”的儒纲理学。而欧洲，则在基督教的呵斥下坠入了绝欲清寡的漫长中世纪。
有讽刺意味的是，愈是理论上轻视肉体、对“色”口诛笔伐者，愈是只争朝夕地偷偷品咂“快感”之妙：比如宋朝朱熹，这位被皇帝作为二级圣人请进孔祠的道学大师，就曾被人以“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冢妇不夫而自孕”等罪名弹劾。而圣奥古斯丁（354～430），这位欧洲神学之父、禁欲理论的首席掌门，虽将鬓衰体弱的后半生留给了“忏悔”，但却把年富力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