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为著书而著书，反而心长力绌，弄巧成拙，暴露了学术上的浅薄。他写了《大同书》，但大同本属子虚乌有，大同了，差异没有了，人类也就走到了尽头。大同永远不可能出现，它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不值得作为学术题目加以讨论。至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有抄袭嫌疑，犯了文人之大忌，书中的主旨多出自四川学者廖平的《辟刘篇》。廖平其人没有心计，城府洞开，在《辟刘篇》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让康有为过目。而《知圣篇》的内容，最少也稀稀拉拉向康有为讲过。康有为得廖平的思想如饮甘泉，不久就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书一出版即遭腾议，人们纷纷指责康有为抄袭，成为当时有名的学术公案。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一语道出了廖对康的影响。假如康有为以改良家为最高荣誉、不做空头学问的话，形象会更高大，影响力会更久远。
严复（1853～1921），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中国近代文明之火的点燃者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救亡决论》）翻译《天演论》，宣扬“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他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经济学与逻辑学，并通过按语一抒胸臆。
严复的败笔与康有为正相反，他是个很好的学问家，本应专心于做学问，晚年却参与政治活动，弃长就短，弄巧成拙。本来，严公之名，可彪炳青史矣，但不知何故，晚节不保，于1915年列名筹安会，加入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袁世凯朋比为奸的群伍之中。筹安会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主要成员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喊出“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口号。其时，“治安”、“安定”等词汇已被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所僭擅，成为镇压反对者的口实。正因为有像杨度、严复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袁世凯才能够做成皇帝梦，尽管好梦不长。袁世凯给历史留下了“洪宪”二字，严复“其功厥伟”。
严复撒手而去，把这个谜团留给了后人，害得吾辈不得不以手支颐，苦思冥想。以严复之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袁某为何许人，袁世凯出卖国家、出卖谭嗣同，这恐怕连六岁孩童也是晓得的公开秘密，严复等人一定是另有考虑。我想他是以历史为镜鉴，不愿意看到中国历史怪圈转动得更快，把更多的生灵裹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发生这种情形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既然如此，不如权且拥袁称帝，借助于变法残留下来的影响，以图徐徐变革。其后的历史演化的事实证明严公所虑并非杞人忧天，“洪宪皇帝”驾崩后的一茬茬总统，一个比一个专制，一个比一个独裁，一个比一个草菅人命，并不见哪一点优于袁世凯。他们与袁世凯惟一的区别不过是打着共和的旗号罢了。这就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两难问题：赤裸裸的皇权专制的皇帝好还是外共和内皇权的“总统”好？当然两个都不好，然而若非要问哪个更不好呢？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
孙中山（1866～1925）洞悉到了这个问题，他企图摆脱两难，建立用三民主义支撑起来的共和制，不仅外变，内也变，不仅名异，实也异。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没有必要在此胪列孙中山的功绩，那是尽人皆知的。倒是孙中山的败笔尚未引起世人充分的注意。在一向喜欢造神的国度里，条分缕析地指出被视为神的人物的缺失，从中寻求出历史经验，这比什么都重要。
孙中山的第一个缺失是言行不一。孙中山讲民权，可是连他的党徒都得不到人权保证，加入国民党按手模就是对其人权的践踏。为此，黄兴等一批志士嗤之以鼻，弃之而去。孙中山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乃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革命尚未成功就搞起个人崇拜，有悖于铲除专制的革命初衷。实现“万机决于公论”的现代政治，这样才有意义。孙先生讲民族，但是为筹措足够的革命经费，险些付出了出让国土的代价（参见《东瀛求索》创刊号李廷江文：《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分析》）。如果国土都可以谈判的话，岂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孙先生讲民生，但却没有考虑实行土地改革（这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战事繁忙来不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兹事体大，岂容忽视。孙先生最少应该把一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才对。
孙先生的第二个缺失是提出了一些有毛病的政治口号，如“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等。“驱逐鞑虏”带有民族复仇情绪，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任何以种族划分敌我的革命都是不人道的。“平均地权”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出一辙。若真的人人平均享有地权的话，这个国家就什么大事情也做不成了，于国于民两不利。“天下为公”，本意是指国家政治为公物，不是私物，但滥用这个口号极易引起误会，不用也罢。
孙中山的第三个败笔是以党代政，为其后蒋介石的“党天下”埋下了伏笔。1924年孙先生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一系列为党天下鸣锣开道的口号，使得后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了依据。国民党的党天下把民主扼杀殆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宋教仁（1882～1913）之历史地位将与康有为相埒。康有为变法，宋教仁则企图用党争替代战争，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宋教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精彩的言论中：“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沛然如肝肺中流出，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跃然纸上。如果宋教仁的理想实现了，则意味着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需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需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啻是个福音。宋教仁终生为此奔走呼号。也许有人笑其痴，然而在我看来，他却痴得可爱。
宋教仁是个认准了便坚决去做的人，不为“做”做任何掩饰——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这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做应付危险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说真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缺失。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是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已经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是那种人。倒是宋教仁之死未得到等价的报偿，恐怕是宋教仁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足够的觉醒。这与其说是宋教仁的缺失，毋宁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缺失，一个致命的缺失。
章太炎（1869～1936），谁来为中国人的缺失承担责任呢？除了知识分子，别无他人。作为知识分子旗帜的章太炎也难辞其咎。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在最后十多年中晚节不保。寿多则辱，这至多算是“章太炎现象”，够不成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
一是攀附权势。一个谁都敢骂的“章神经”、“章疯子”，似乎不该有附骥攀鸿之举，然而实实在在是有的。他曾接受与其品性迥异、各行其岸的孙传芳之邀请，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章太炎晚年索居苏州，门前冷落车马稀。一次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要学问有五车，要权势些许也没有。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月笙见信，喜出望外，正撞到自己枪口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摆平了。杜月笙深知这是笔划得来的买卖，哪里会错过，他趁热打铁立即启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结识学术泰斗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杜月笙送给章太炎一张银票，解除了章在经济上的拮据。那之后，白花花的银子不断从杜府流入章府。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振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他年轻时就想到过出家印度，只是因盘缠不足才未能成行。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眉山剃度。他过分迷恋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
胡适（1891～1962）与章太炎不同，胡适是积极入世的，一生紧密联系社会潮流。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将随时间的消失而越发熠熠生辉；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人格言将永远光照人间；他的许多思想将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品质也是后人的楷模。
但胡适也有败笔，那就是他有些过于入世了，过于注重与政府的配合了。现代社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指学术角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反政府”）而存在的。没有优秀知识分子作对立面，政府是危险的。知识分子是制约与监督政府的重要一环，他们理应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寻找政府的缺失，寻找到了，绝不放过。只有经常处于被批评状态的政府才是正常的政府、也才能成为好政府。尽管胡适提倡过“好政府”，却对“好政府”的基本条件有所忽视。
胡适最大的败笔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使文学与文化尽量大众化，这本不错，但是做过了头，使现代与传统断了线，使数千年“雅”的传统绝了迹。恶劣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倡导白话文的人很多，其中以胡适最极端，恶劣影响最大。胡适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就是要清楚明白。这与传统的文学要隐约含蓄的说法大相径庭。胡适反对文章用典，他每每评骘陈寅恪的文章时都面带鄙夷之色。胡适有一句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依照这个逻辑，他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认为惟有如此才算地道的白话。在胡适极端主张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废除汉字的运动——其潜台词是：有语音足矣
，要文字何用？虽然这场闹剧以失败而告终，但大半个世纪以来，汉字一直处于文字改革家之“彀”中，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作家至今仍以平淡无奇为文章之第一要义，全然不讲修辞章法、牵连萦带。文章越来越像白开水。如果说胡适是文章没落的罪魁，似乎过重了，瞿秋白更激进，认为白话文乃“骡子文学”，仍不够白，文学应该使用纯白的“大众语”。但无论如何，胡适是脱不掉干系的，因为在文化领域，胡适比瞿秋白的影响力大得多。
鲁迅（1881～193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胡适的不足，他敢于批评政府。段祺瑞政府向请愿学生开枪，他写了充满火药味的《纪念刘和珍君》。他批评政府的文章加在一起足以编成一部厚厚的书。鲁迅也敢于在文章中残留些文言文的余味。在这些方面，鲁迅是胡适缺陷的绝好补充。鲁迅岂止批判政府，他还批判比政府还要大的社会，批判中国几千年历史。鲁迅从来都是批判的、不妥协的。
批判在给鲁迅带来赫赫名声的同时也使他不自觉写出了败笔。
首先是受尼采影响，批判面过宽、过刻薄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固然具有可批判性，然而也具有可保守性。二者永远同时存在，只是比例不断发生变化罢了。显然鲁迅对于世界的可保守性估计不足，误认为批判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手段了。
鲁迅认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之六）孤立地读这段文字，激情荡漾，颇受鼓舞，然而却经不起推敲，读之恍恍惚惚浮现出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退一万步，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统统“踏倒”。用批判、消灭这一条腿走路，只能蹦着走，既走不快也走不稳。
其次，对人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激，人也是多元化的，并不是非好即坏。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像的那样坏。
甚至对自己也过于苛刻了，直至死前留下了苛刻的遗言。鲁迅是个伟人，鲁迅的文章是文章中的上品，但这个遗言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恭维。七条遗言早已不是什么秘笈，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