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会里没有受薪金的工人。圣徒记念为神的工作劳苦的人，他们便把他们的奉献随着圣灵的引导送给神的工人。他们是奉献给神的，神的工人也是从神手中领受的。在我们的会堂每一个门内放有一个献金箱。每次聚会的时候圣徒把他们的献金带来放在箱内。如果是为神的工人用的，就用信封封好，外面写明受款的人的姓名，管理献金的圣徒开箱的时候就把这些信封送交给受款人。凡不写明用途的献金都充作会堂的杂用，就如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修理费、煤火费等等。我们教会中的一切经济收入只从这几个献金箱里取。我一向坚决反对募捐，因为那是羞辱神、伤害人的行为。我们也没有月捐、季捐、年捐等等的办法。我们也不在开会的时候用口袋收钱，那种办法使不信的人误会，以为听道需要交费。又使没有力量的圣徒作难。把献金箱放在门内，愿意奉献的随意投入箱内，不愿奉献和无力奉献的就不必勉强。这实在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不用「捐钱」这个名称。因为拿钱帮助人叫作「捐」，神不需要我们拿钱济助祂，自然我们不应当说给祂捐钱。我们只应当存着谦恭诚实的心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祂，所以应当称作献金。十几年前我没有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曾有一个时期在献金箱上写过「献捐箱」三个字，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名称不适宜，便改作「献金」了。今日我们称一切奉献给神的金钱都叫作「献金」；至於送给人的财物就称「馈赠」，便不能用「献金」这个名词了。
我们聚会的时候讲道的人不穿特制的礼服。穿特制的礼服登台讲道是罗马教会的样式。使徒在世传道的时候绝不会穿特制的礼服。基督徒不必在服装上故意与别人不同，传道人也不应当在服装上与一般信徒有差异。最特别最美丽的礼服是高尚的生活和圣洁的品德。基督徒在世人中间应当穿这种特别的服装，传道人更应当在这些事上作众信徒的榜样。一个生活圣洁、品德高尚的传道人穿了普通的衣服登台讲道，足能使人对他起敬起畏，远胜过身上穿了庄严的礼服、品德却卑鄙污浊的传道人。我们也不赞成圣徒身上佩带小十字架，那也是罗马教会的作风。
我们的会堂里没有唱诗班。我们不愿意让不敬虔的人在众人的前面歌诗赞美神。不敬虔的人不会赞美神，也不配赞美神，神更不悦纳他们的歌声。当然我们可以只选择敬虔的圣徒参加唱诗班，不过敬虔的圣徒中间善於歌唱的不多，若想罗致会唱歌的人才，就必须放宽范围，不能严格的注意信仰与德行，不然，就只好不组织唱诗班。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在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圣徒，第一注重信仰与德行；至於恩赐与能力，知识与学问，都放在其次；对於金钱和财产，根本就不去注意它。我看见许多教会选择负工作责任的信徒，最注重的就是他们的财产与金钱。只要一个信徒有金钱，便推崇他，高举他，请他负责任，选他为领袖，最终的目的就是请他为教会拿出钱来。教会一走这条路，便要遭遇属灵的败亡，便要腐败堕落。这种作法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相同。我常常看见这种可哭可痛的现象，因此特别防备这种危险。按正理说，那些在社会中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以后，不但不可立时在教会中负责任，而且应当受神特别的对付，因为他们一向就在社会中因着他们有金钱和地位受众人的推崇尊敬，以致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情，这种心情在神面前是最要不得的东西。这种人信主以后，在教会中纵使没有人推崇尊敬他们，他们尚且不免觉得自己比别人尊高，因此怀有一种优越感，若再受到众信徒的抬举尊崇，那就更要骄傲了。治理教会的人对待这种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应当与对待其他的信徒完全一样，使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一点不比别人更强。日久天长，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心情渐渐消失，自己谦卑下来，然后才可以在教会中负责任。不幸大多数的教会一看见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信主，立时向他们百般献媚，竭力逢迎，在教会中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好借此敛取他们的金钱，获得他们的援助，并使他们因着在教会中所得的尊荣不舍得离开教会。试看今日大多数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董事、委员、有几个不是在世界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我亲眼看见许多品格卑鄙、声名狼藉的人在一些教会中受人的恭维推崇，作着教会中的领袖，操着教会中的大权，坐着教会中的前几把交椅。论信仰、论品德、论学识，他们哪一样都不比别人更强，他们惟一的特点就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这种教会焉能不腐败？焉能不成为魔鬼的巢穴？
因着我们的教会不推崇在世上有金钱，有地位的信徒，所以失去不少人。有时候有这种人信了主以后，希望在教会中受信徒们特别的重看，却得不着，以致心中感觉不太满意。他们到别的教会中去聚几次会，立时得着那里的人的尊敬推崇，他们便不再回来了。还有从外埠来的信徒到我们这里来，有些人素日在他们本教会中一向是受人的尊敬推崇，他们满心希望到我们这里也要受到那样的待遇，不料到这里以后竟得不着一点特别的优待，及至他们到别的教会去几次，别的教会的传道人一发现他们是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立时便如获异宝一般的请他们演讲，请他们作见证，请他们承担教会中的职分。因为有这种情形，当然他们不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因此这十几年来虽然也曾有一些在世上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可是很少能长久留在这里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教会的损失、其实这正是我们教会的利益。因为喜爱虚荣的人留在教会中，会给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
我教导圣徒注重信仰，我同样教导圣徒注重生活。我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要道，我同样对圣徒讲解圣经中的教训。因为各地教会中有许多信徒很明白圣经中的要道，在生活中却多有骄傲、好名、虚伪、说谎、贪婪、污秽、嫉妒、仇恨、毁谤、谗言、失信、背约、自私、自利、结党、分争、舞弊、营私、不孝、不忠，等等的罪恶，因此我便特别注重基督徒的生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圣徒，要在生活中表彰神，荣耀神，要藉着圣洁的人生和高尚的品德见证基督的救恩。有些人批评我注重行为、不注重信心和恩典。他们批评得不对。我十分注重信心和恩典，正是因为我注重信心和恩典，所以我才注重行为。正如经上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彼后一5…7）。又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四1）。我不希奇许多传道的人不注重生活与行为，他们自己的人生使他们不能讲生活与行为，也使他们不敢讲这些。我感谢神，这些教训确实没有白讲，有些圣徒因着常听这种教训，在生活上实在有了美好的见证。这种教训不只帮助了许多圣徒，也深深的帮助了我。我从十四岁悔改信主以后，就十分注重基督徒的德行；我从起初作工，就注重讲基督徒的德行，像注重讲基督徒的信仰一样。我现在还是这样，我也觉得我需要注重这个，直到我在主面前交账的日子。一个没有好品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神作工，一个为神作工的人若不教导信徒注重品德，他的工作就绝不会稳固坚实。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十分注重基督徒的生活，使徒们所写的书信也是这样谆谆的教导教会，今日为神作工的人岂可忽略这件事呢？
我在十四岁信主以后，受一位益友的督责管教，得了极大的益处，建立了一生作人的基础，因此我现今也是这样对待神所交付我、使我照顾的这些圣徒。我每逢看见圣徒作了不合真理的事，说了不合真理的话，就绝不轻轻放过，一定要指责他的过失，劝他悔改。不但在大事上这样，就连微小的罪我也不愿意放过。因为我深深知道许多极大的罪都是由微小的罪所引起来的。我也深知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最要紧的责任，就是引导圣徒远离罪恶，走圣洁公义的道路，这比给他们一些圣经中的知识更为重要。在教会中作领袖的人如果看见圣徒犯罪，却不责备警戒他们，他就在他们的罪恶上有分。我不敢辜负神的托付，我更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因着我在讲道的时候注重基督徒的生活，对於犯了罪的圣徒又加以指责劝戒，不少的圣徒确是在生活上有了良好的见证，同时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极大的益处。因为我越教导别人，劝戒别人，自己也就越需要谨慎检点。不这样，我便没有权柄、也没有颜面再去教导别人，劝戒别人。我每逢读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对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便满心羡慕，愿意勉励作一个这样的传道人。我也深知道这样的传道人才能有权柄、有能力，才能作圣徒的模范。没有高尚的人生的传道人无论怎样能讲道、能号召、能活动、能交际，他们的工作只能有短时期的兴旺发达，绝不能存留得长久。因为那些因他们的工作得了帮助的人有一天发现他们的品行与真理不合，便被他们绊倒；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工程。
因为我不容忍罪恶，我得了许多朋友，也树了许多仇敌。那些接受我的劝戒的人因为得了我的帮助，便用真挚的心爱我，但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便惧怕我，恨恶我。我们中间的圣徒如果犯了罪，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认罪悔改，再一条便是远远的离开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赶逐他，他自己就把自己赶出去了。
关於牧养教会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在教会中作领袖的对於正与邪、是与非、务必认得清楚，看得明白，并且绝不有丝毫的妥协让步。一切合乎真理的都积极的去作，一切违反真理的都严厉的拒绝。为贯彻这种主张，必须不怕一切的误会、反对、攻击、逼迫。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顾全情面，怕得罪人，怕受误会和反对，怕遭逼迫和危险，因而与不合真理的事妥协，对背道的事让步屈服，他们一定要失去能力和权柄，教会也就要开始堕落腐化。神的工人对付教会内部的问题，或应付教会外面的困难，都必须有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要作神忠心的仆人不但不可顾惜财利，也不可顾惜名誉甚至不可顾惜性命，不然，就必要因此胆怯懦弱，畏首畏尾，与撒但妥协，同罪恶屈服。教会的领袖必须敬虔，也必须勇敢。教会的领袖如同军队里的元帅，元帅如果畏缩胆怯，临阵脱逃，或是倒戈降敌，全军绝不会有胜利奏凯的希望。我是一个生性怯儒的人，但神的话临到了我，祂的能力复庇了我，使我在这点上没有辜负祂的托付与期望。祂的作为真是奇妙，祂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我牧养教会一向就主张不徇情面。有人向我请求什么事，能允诺的便允诺，不能允诺的便推却。「人情」，「面子」，在我们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果有一对夫妻来请求受浸，我发现他们二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受浸，我只能允诺那一个人，却不能因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缘故便同时允诺。如果有朋友二人同时来求我作保证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我深认识的，我便只允许保证他一个人，却不能因为「情面难却」便为那个不深认识的人作保。如果有一对未婚夫妇来请我为他们证婚，在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认为不可为他（或她）证婚的，我绝不看一方的情面便答应这件事。我坚决主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若要我对一件事心中反对、口里却表示赞成，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神绝不允许祂的仆人去敷衍人，去讨人的喜欢。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教会的领袖一顾「人情」与「面子」，纵使不完全违背真理，也需要将真理打一个七折八扣，教会又焉能不腐败呢！
1942年我们的教会经过一次严重的考验。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英美两国交战，那日上午，北京各英美差会所设立的礼拜堂都被封闭。14日（星期日）全城大多数的礼拜堂都不能照常聚会，这是从1900年义和团乱事后第一次各大礼拜堂停止礼拜。各教会的领袖们在那时都十分焦急，他们集议怎样维持工作，因此便成立了一个「北京基督教维持会」，发公函给全市各教会。我在12月17日也接到了一封信，信内说，
「启者，今拟於月之十八日（星期四）午后新三时，假东堂子胡同内务总署大礼堂，特开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讨论进行一切事宜。千祈届时惠临为荷。专此顺颂
台祺 北京基督教维持会谨启 十二月十五日」
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便感觉到各教会这种作法与古时以色列人下埃及求帮助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一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他们实在应当只仰望神，而不请求世人的协助。因为无论什么事、一向人求帮助，对方如果提出什么条件来便不能不允诺。不过我与各教会的领袖素日没有来往，他们所定的路又与我所定的不同，我也无从帮助他们。我们的教会既未曾和西国差会有连系，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自然更没有谈到「维持」的必要，所以根本用不着出席。以后虽然零星听见一点「基督教维持会」开会的消息，也未曾多加注意。及至次年（1942）1月16日下午，忽然有一位青年会的干事到我这里来，述说各教会已经组织了一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他受该会会长的委托，劝我们加入该会，并说如果不加入，恐怕以后教会会发生困难。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答复，只告诉他说晚间再给他回信。这天晚间我同妻，并两位教会中的同工，和另一位弟兄，谈论这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