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对此的评价应该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他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一个国家永远存在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边界的淡化更加剧了政府压力，但好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立国的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制社会利用法律摒弃了人性和权力对社会的过分干扰，而代之以理智和社会机制，那么你是否幸福完全看你的智慧了，别抱怨什么社会不公、机会与平等，矛盾永远存在，社会也永远不完美，同样，法制的社会下用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作为个人，友情提示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只有让你周围的人赏识你，或者你接近赏识你的人才能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过分展现君主智慧的时代，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也许让崇尚权力的人有些失望，但没办法，任何时代都有人别无选择。
●高水平陷阱
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同样有其不足的一面。这种不足有的来源于思想，有的归因于制度，而这种不足有时并不会引起混乱，但有时则可能引起帝国的倾覆。
在罗马帝国中，帝位的继承制就是一个困扰帝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设立执政官任期时就已经种下不良的种子了。这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时间很短，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在位者的才能。同样，罗马派驻各行省的总督也只有短暂的任期，这造成了官吏与行省之间的相互了解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每位总督都因只有短暂任期而在这一阶段大饱私囊，执政官也一样，因任期太短而总是刚刚熟悉其责任就已经到期了。在恺撒之后，虽然执政官的任期得到大大延长，但最高统治者继承权的问题却仍没有得到完善。在罗马的帝位传承中随意性很大，如恺撒就传位于屋大维——罗马帝国帝位的传承并不是世袭制。并且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可以有两个皇帝共同管理，甚至有四帝共治的现象。这自然和罗马古老的共和制思想有很大的渊源，但这种情况非常不适应于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一直没有一个法定的继承制，导致帝国多帝共存的现象存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经常上演拥兵自重、争夺帝位的现象，最终导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也是由于双帝的存在所导致的。
罗马的多元思想导致罗马非嫡亲继承和几个皇帝共存的现象，这和中国的一元思想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那往往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在成吉思汗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中，由于蒙古帝国是兴起于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在其原本民族中并没有多少自我的思想、文化。在蒙古军队的征战历史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作战能力。在比较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大帝国都留有不少的遗迹，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希腊的神庙、印加帝国的遗址、玛雅文明中发达的天文、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古长城和兵马俑等举不胜举的历史古迹，而唯独蒙古大帝国好像过眼云烟一样，并没有留下什么带有帝国思想气息的东西，在蒙古从太平洋沿岸到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区域中几乎寻找不到什么遗迹，甚至连标志性建筑都没有。这倒是和传说中成吉思汗的遗训很相符，他说蒙古人可以接受当地的宗教、思想，唯一不能离开的就是马背，这是他们狭隘的游牧民族思想所决定的。只有马背上的掠夺，没有征服和治理的思想，因而这种毫无思想凝聚力的帝国很快就分成几个独立的帝国了。并且几乎每个帝国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中，这实际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帝国。当然，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融，但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历史的陷阱（3）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性国家，也有历史国家的不足之处——每一个历史大国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当你观察中国的政治、文学与戏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文学著作都是表现国内斗争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仍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而像其它一些国家如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等在中国就很少有介绍流传，以至在中日第一次爆发战争时，不要说民众，就连高层次政治家对日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而日本从隋唐时代起就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人文了如指掌。中日战争爆发后，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怎么可以和“天朝大国”相对抗呢？而当战事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后，举国震惊。相反，当马可？波罗的游记传到欧洲后，整个欧洲都对这个东方帝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波接一波的远洋探险舰队有增无减。与此对比鲜明的是，中国统治者却对诸如盘踞台湾达400年之久的荷兰人、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等毫不知情，当英国人屡屡侵扰中国沿海的时候，中国皇帝甚至不清楚英伦三岛在何处；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后，中国的统治者甚至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在中国的战争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其实都是内战性质的，而大多战争英雄实际上也是内战英雄。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今天，世人都看到美英特殊的关系——在美国的外交，甚至在美国的高层官员的任命上，如执掌国务院的国务卿、国务部部长、美国总统当选都会事先征求英国首相等重要内阁成员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外交上总能保持着一致的原因。同样，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旗帜下，很难想像他们之间会有战争或者是其中一国遭到侵略而另一方置之不理。
在中国，由于中国历史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国内史，这就形成了一种内部争斗的传统——凡是在中国国力衰弱之时，内部纷争就会浮出水面，更有甚者，会因内部的派别争斗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如宋帝国时期的秦桧。派别争斗者往往会想借助敌国的力量来清除异已；在清初，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的史实就和英美那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背道而驰，不管他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为大明帝国复仇，这种置全民族利益于一己私利之下的做法都绝对不会得到赞赏。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了，如果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大力支持这种海洋政策，那么，中国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先于欧洲打通中国和地中海、中东地区的联系，这样可直接促成庞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也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就有可能将西方的科技文明引入中国而不致让两者相差太大，这也就可能避免鸦片战争的爆发；二是中国有可能先于欧洲发现新大陆，其实北美与亚洲大陆仅隔着一条狭窄的白令海峡，那样中国也许会占有北美大陆。同时，在北上的过程中必然经过西伯利亚，当时西伯利亚还不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大清帝国如果奉行一种外向政策的话，很有可能将广阔的西伯利置于版图之内——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唯一阻挠的原因可能就是气候，但为什么俄罗斯人就不惧怕寒冷呢？寒冷不是借口，原因就是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冷漠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到达美洲。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最终上述两点都没能实现。原因就是中国的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当时似乎的确处于一种“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的领土广阔，千百年来又一直自成体系，无需大规模的贸易来弥补它的什么不足，因为它什么都有，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自我运营的社会体系。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它完全有可能继续这样运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农业随着历史上不断精耕细作和人力不断投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在封建社会（在康熙、乾隆）时期就可以充足地支持4亿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社会资料的需求——这在世界封建史上绝无仅有。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会令任何统治者相信，中国无需向外发展，这已经足够了，在帝国之外不过是片蛮荒之地而已。这里不得不叹息一下，即使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大明帝国，那又能怎样呢？中国内敛的国策是不会允许中国人和财富大量流向一个蛮荒之地的。
中国这种对蛮荒之地毫不垂涎的表现，也同样表现在军事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用兵多属防御性质的，大多是反应式的，也就是对周边蛮族的入侵采取的是一种打击的手段。它的目的自始至终是保持边界的安定，而不是去征掠土地资源。如日本，中国除元朝时期有过对日本进行征服的企图外，其他时期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打算。这以后令日本可以在二战时夸口说日本民族是个6000年来从没被征服的民族，真是这样吗？恐怕是因为它在中国帝王眼中一直就是一个“弹丸岛国”而已吧。
中国这种内向的性格和高水平的社会经济状态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这种内向性格的成因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是一条重要的为人原则。它强调这样两个重点：一是首先向内修身养性，先要自责自己有哪些过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二是在自身修养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之后，自然会成为一个圣贤，用以征服他人的是其卓越的道德修养、丰富的学识，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也就是俗语所说要“以德服人”。这种思想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对帝王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对外政策也希望同样以高度的思想文明来让异族顺服。陈寅格因此甚至评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无兵之国”，他认为中国的军队更多承担的是治理国内事务的警察责任，而不是像其他帝国那样建立一支军队是为了攻城掠地。
无论是帝王们奉行的“无为而治”还是陈寅格论说的“无兵之国”，当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是不是就应该反思这种“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利弊了呢？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如果和英、美、德等国家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在许多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经济、科技、人口素质等，但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距，就是头脑差距。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并建立一个健全、富有强大生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诸如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加以强化。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文明与经济大国，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科技创新能力也同样超群，实际上这些都是政治体制的外延，随着政治、思想体制的不断发展，这些方面自然就能得到发挥，与英、美平起平坐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体制，它是这所有一切的核心。在现在来看，要使这个核心达到稳定运转的程度，目前需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大力深化目前的政治改革，二是一定要改变传统思想中的缺陷。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场灾难，但对思想界而言，应该更像是一场森林大火——的确烧毁了许多树木，但大火后的森林反而变得更加繁茂，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的历史规律。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遭受侵略，但也同样总是复兴，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黄河文明形成以来，在它的后来版图中，它的影响面积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正如大火后的森林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或者说是不适应性是很明显的，但中国在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同时又保持自我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可小瞧的。
历史的陷阱（4）
●失败的长城
毋庸置疑，几乎每一个大帝国都需要一个安全战略。从古至今，很多大帝国都选择了一个失败的战略——防线战略，并且这种防线战略大多又都是国家消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就是战略的主体。在古代，这种战略实际上就是城墙战略。最早的城墙大概是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城墙，它曾阻挡了希腊联军10年的进攻，但最终失败在希腊人的智慧中——木马计；公元122年，希腊人的征服者罗马人，在其西部疆域的不列颠北部倾尽全军之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在罗马强盛时期，这个长城看起来比较有效——阻挡蛮族约100年时间，但一旦罗马衰落，城墙也就倾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以固若金汤闻名于世，它似乎是上帝的杰作，保护着修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七座小山之上，然而一旦面对新军事技术——奥斯曼土耳其人应用了先进的攻城技术——发射石球的火炮，最终，城墙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没有一座城池可以依靠城墙抵御蒙古铁骑；中国的长城是最宏伟的城墙防御体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却一直信奉这种十分被动的防御理论，游牧民族的威胁遍布整个北部边界，它就修建数千公里的城墙，而且几乎每个朝代都对此认同，它却几乎从来没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