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主要是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而广阔的南洋一直被视为一片蛮荒之地，既没有威胁力也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远洋贸易的需求才对南洋有所了解和来往，但一直局限于民间的交流，从政治角度来看待南洋的只有郑和的几次远洋航行，但也只是出于明朝一代皇帝的心愿——宣扬大明帝国的威望，而从来没有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地位，更没有认识到它对国家有什么利益。而在皇帝死后，明朝也就放弃了劳民伤财的远洋行动，并进而采取了海禁政策，使明清两代帝国在西面地理上受阻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沙漠，东面受阻于人为的政治，因而也就不得不等待西方的坚船利炮来重新打开这扇门。这也使得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很有限，甚至不如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西方的殖民史和冷战的大国角逐促成了东盟的成立。东南亚都是小国，政治势力微弱，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上升为世界政治势力中的一员。
如果你喜欢看地图你就会发现，与其说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还不如说中国是被四大政治板块包围着：北方是俄罗斯；东方是日美构筑的同盟；南面是东南亚联盟；西面是伊斯兰世界。更为现实的是，在这四大板块中，只有很小的区域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北朝鲜及缅甸和泰国。
在历史上，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实际上要大于中国，尤其是宗教和贸易方面，甚至伊斯兰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也大于中国的影响，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
在中国周边的四大板块之外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庞大联盟及欧洲，还有目前处于边缘状态的南美洲和非洲。对中国而言，最好的状态是中国和四大板块都处于同盟的状态；最不利的状态就是和这四大板块均处于敌对状态。如在冷战时期就出现过这种状态，即中国与前苏联反目成仇的一刻，使本来就只有北方是最安全的边界变成了随时可能烽火连绵的状态。这时中国只有重修与美国的关系来制衡前苏联的威胁——即远交近攻，首先取得尼克松访华的外交成功，之后即采取严厉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此时是最为孤立的一刻，但从深层来说，中国一方面重塑了中国的国威，一方面又借助最强有力的外部势力一举打破了这种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从而逐渐打开了和日本、欧洲及东南亚的大门。
事实上，中国与周边四大政治板块都处于最好或最坏的时候较为罕见——只有在中国非常贫弱的时候才会有最坏的情况出现；而最好的时候则更为罕见，也只有在中国成为最富强的一刻才有可能，并且往往非常短暂，如在盛唐时期和清康乾盛世时期。
通常是中国与其中的两者为睦邻关系或正常国家关系而与另外两者或一者处于敌对或竞争关系。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这样。在此时，结为同盟或者保持正常关系的板块就成为战略后方，如在二战时，中国就与印度和前苏联成为同盟而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如驼峰航线和通过新疆与前苏联的互相联系与支援等。
同样，中国现在是处于与四大板块均相对正常的时期，但却共同处在盎格鲁？萨克逊联盟赢得冷战而开始构筑新的世界格局的时刻，这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多次改变一样，又将出现一个新体系，不妨暂且称之为“新华盛顿体系”吧。华盛顿成为世界新的领袖。而这时，又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时候，自然，中国需要周围的四大板块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
在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既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一个开展合作的条约。紧接着中国和东盟达成了尽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从经济到安全领域，中国正在加紧确保在东南亚的主导权。
炉边谈话（1）
●大外交：世界需要均势
亚洲的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是21世纪最大的历史悬念，因为美国及其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早在大英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历时数百年，已经十分成熟；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一直锤炼在战火中，殖民时代和工业时代聚敛了足够的财富，社会和民族既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也促成了社会共识，又经过冷战的挤压，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已经达到了建立一体欧洲的程度。如果说美国是依靠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核心建立起全球联盟体系的话，那么欧洲就是地区一体化的表率。在21世纪，如果亚洲的一体化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反之，如果亚洲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状态，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处在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亚洲如果形成一体化的话，那么必然会首先经历这样一个步骤，即首先形成亚洲内的板块，如俄罗斯及其一些亲近国家、阿拉伯板块、东盟、东亚、南亚等诸多次级联盟，然后才会实现大亚洲梦想。现在看来，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在这三者中，无论从历史、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来看，未来的几十年里，只要中国还能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就会成为三者中的决定性因素，即只有在中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自信的时候，才能推动亚洲真正向一体化迈进。
可以说得很明白，中国要联合日本、印度，就是要促成三极均势的建立，以对抗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统天下的野心。原因很简单，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维持均势就是维持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联合国曾于1965年通过《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格劳秀斯在阐述他的自然法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埃默生？瓦特尔也附和说，“如果不尊重每个人的私有权，（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充满强盗和尔虞我诈的演绎场”，所以，“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培养正义的责任感：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他国的私有财产，还有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安静地享受这些的权利。”①但事实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联合国就是大国维持均势的一个交易所，也是教训那些国际社会街头小混混的最好工具；格劳秀斯要么是想用这些教条约束那些国际社会的弱者，要么是在胡言乱语，因为他的国际法从来只是大国制裁小国的借口而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自觉遵守这些现代的汉漠拉比法典。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没有披上这些虚伪的外衣，显得朴素和诚实得多。
在欧洲和美国，只有那些现实主义思想家才值得尊敬些。如休谟的《论均势》、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纵横策论》等。他们告诉人们，当欧洲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的时候，它们也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矛盾的策源地。只有欧洲国家维持一个均衡机制的时候才能确保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不能支配其他国家。
这种机制像是一种自动反应机制——当欧洲任何一个大国谋求称霸欧洲的时候，其他欧洲大国就会自动联合起来反对。当反对成功后又重新构筑起另外一个均势机制。这种自动反应机制在欧洲已经历时良久。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拿破仑帝国时期、希特勒第三帝国等都企图统一欧洲，但结果都失败于这种联合起来的反抗。正如英国人培根所言，当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共处一个时代时，其中一位如果有任何想越过樊篱之举时，另外两个国王立刻就会联合起来干涉他，使之恢复原来的平衡。其实，这种反对一国霸权的机制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希腊群雄割据时期都是如此，现代全球化令整个世界融合在一个村子里，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相互制衡机制，它依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的主题。
对中国而言，支持欧洲的统一计划、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努力促成亚洲联合力量的形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是强硬的拿破仑还是懦弱的宋代王朝都明白这个道理，而只有纷乱、相互诋毁的亚洲才会令欧洲、美洲嘲笑。在未来几十年里，是构建新的国际均势体系的好机会，中国是亚洲的传统大国，理应有此责任保护亚洲的整体利益。
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一国国力的强盛如果大得已经对其他强国构成威胁，那它自己也会招来对应的威胁：任何强大帝国对国际社会的统治企图都必然要面对一个反抗者联盟。”②杰维斯所总结的就是欧洲的历史教条之一。类似太阳王路易十四图谋欧洲的梦想破灭、拿破仑帝国经典的覆灭、哈布斯堡家族的辉煌不再、希特勒纳粹野心的失败等，都告诫欧洲和世界大国，任何大国企图统治世界的话必然要思考自身是否拥有对抗一个强大联盟的实力。即使是在今天，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一个赌注：加入称霸帝国的阵营还是加入反对联盟的阵营？不仅仅是小国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现代大国也同样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强大，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对联盟也有失败的时候，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帝国几乎击败了所有的联盟或单一强大对手；中国历史上的秦帝国同样也将其他六国联盟永远消灭了。比较而言，美国相对同一时代的任何大国或国家联盟都要强大得多，难道美国就没有重新征服世界的能力吗？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在大国，显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炉边谈话（2）
●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亚洲人
在建立日中印这个轴心的过程中，以目前的偏激民族主义者看来，中日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其实，尽管中日间的矛盾在近现代史中非常深刻，但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中，无论曾经有过多么残酷的战争，大国间仍然保持着时刻合作的可能。中日间在2000年的历史中也只是在近现代才兵戎相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间的历史共融性与和谐性远远比相互间的矛盾要深远。
即使是在现代，中日同时作为世界大国，同样可以构建许多共同利益。如在1993年后，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日本与中国此时看起来更具矛盾——在俄罗斯石油资源的争夺上表现得很惹人注目（如安纳线与安大线之争）。但在南面，中国和日本都同样对中东的石油依赖程度很高，当泰国主张修建克拉运河的时候（日本一直积极支持泰国修建通过克拉地峡的类似工程），中国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面临能源紧张，一方面担心因台湾等问题面临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威胁，所以有可能促成中日泰共同修建克拉运河，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和日本对马六甲海峡和中东石油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当马六甲海峡为第三方威胁的时候，中日就有了共同行动的可能。在中国一直就有“马六甲困局”的说法，即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大多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周围拥有许多盟友和军事基地，如新加坡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大量的航运和石油进口，这在战时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在现实中，中日同时都对中东的石油供给线有迫切的需要，一旦面对共同威胁的时候，中日间还是有携手共进的可能。同时，仅以这条石油供给线为例，鉴于印度的位置，中日显然还需要和印度联手，而一旦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和中日间经济一样密不可分的时候，石油作为经济的动力就不仅仅关系到亚洲这三大国其中之一的利益了，而是和三者都有关系，显然，它们有理由合作。
另外，在文明的范畴中看——显然，是亨廷顿先生为我们出了这个题目，中日印三者也存在共性。
不妨首先反观欧洲一下——法德几百年的恩怨在现代不也一样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提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情绪。
近几年，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很活跃，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基本的民间政治，尽管它不能代替政府，但它无疑可以长久地、潜在地影响国家政治，有时它也会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我们知道，现代民族主权国家政治思想体系都是起源于欧洲，参考欧洲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间政治合作和竞争等发展、演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论述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治和国际行为中的作用最有代表性。对我们来说，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论述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为现代欧盟——一个团结的欧洲提供了思想论证。他告诉欧洲人，他们是拥有统一性的，可以团结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相近的传统习俗、政治和血缘相通的王室、还有得到共识的现代国际规则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也有过一致对外的历史，如十字军行动、对抗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入侵等。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一个完美的共同体。是不是中日间也有许多共性呢？中日间的文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字一样、儒家和佛教都是文化思想的主体，种族一样，都属蒙古人种，民间传统习俗和建筑、服饰等都有许多共性，如果说中国汉族可以和差异巨大的周边游牧民族都能融合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与更为相近的日本人反而渐行渐远呢？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论证欧洲具有统一意识的时候，正是欧洲政治日渐成熟和波澜壮阔的时候。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追求、1848年冲击整个欧洲的革命、还有维也纳会议等这些都表现出欧洲的政治多么复杂，从民族主义角度看，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战争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最大；而1848年的革命是遍及整个欧洲的，并没有止步于民族这个界线前；此后，维也纳会议第一次确立了欧洲协调（theConcertofEurope）的原则，并为之建立了完整的体系——维也纳体系。这表明，欧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有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