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宗教史- 第7部分

的势力在19世纪稳步发展，教会团体不断增加。在争取与国教会的平等权利　

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不从国教派的复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徒人数的增加和教会势力的增强。从1800年到1860年，不从　

国教派的教徒人数在福音运动的影响下增加了3倍。公理宗和浸礼宗获得了　

较大的发展，长老宗因为有从苏格兰迁移来的大批移民而得到复兴。不从国　

教派的势力主要在中等阶级中，针对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从国教派各　

团体派出了许多富有魅力的布道家深入群众积极宣传教义，吸引了大批国教　

会的信徒脱离国教会加入不从国教派。19世纪中叶以后，不从国教派改称自　

由教会。不从国教派的福音觉醒运动是第二次福音大觉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本身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福音派布道家德环特·L·穆迪在　

英国的巡游布道也极大地助长了自由教会的福音运动。　

　　　　　第二，随着福音运动的兴起，不从国教派力量的不断地壮大，在英国，　

对不从国教派的种种压制逐步减少。1813年惩治否认三位一体论者的法令被　

废除，一位认论派因此成为合法的宗教团体。1828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　

托利党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宗教考查法”和“自治市条例”，而根据以上这　

两条法令，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国会和其他公职之外。自1836年起，准许在　

举行不从国教派礼仪的地方举行婚礼。1868年，免除了不从国教者为国教会　

的利益而纳税的负担。1871年，在牛津、剑桥，达勒姆三所大学除保留对攻　

读神学学位的学生的宗教考查外，其余宗教考查一概被取消。最后，从1880　

年起，允许在教堂基地举行不从国教派的葬礼。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不从国　

教派的信徒获得了税收、教育、婚丧仪式等方面与国教会信徒平等的权利。　

　　　　　第三，在福音觉醒运动中，不从国教派增加了新的教会团体。其中最重　

要的有使徒公教会、普利茅斯兄弟会、救世军。　

　　　　使徒公教会的领袖是伦敦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爱德华·欧文（1792—1834　

年），从1828年起，他开始宣传，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仰，使徒时代的种　

种“奇恩”便可以重新获得。1832年，他被解除了教会牧师职务。此后不久，　

他宣称有6人由预言立为使徒。1835年使徒人数按同样方式增至12位。因　

此，这个团体被称为使徒公教会。1842年，该教派制订了一套复杂的礼仪。　

众使徒被认为是圣灵的喉舌。他们长久盼望基督的复临，到1901年，最后的　

一位使徒去世，该教派逐渐衰微。　

　　　　　另一个从国教会中分离出来的不从国教派团体是普利茅斯兄弟会。出于　

对国教会灵性生活贫乏的不满，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西部出现了一些教会成员　

以“兄弟”相称的小组，声称信仰和基督徒的爱是他们团结的唯一纽带。这　

些小组在约翰·纳尔逊·达比（1800—1882年）的努力下而结合在一起。达　

比原为爱尔兰国教会的牧师，在普利茅斯附近任职，因此该派被称为“普利　

茅斯兄弟会”。他们认为，一切信徒皆有教牧人员的职能，所以否认有设立　

正式牧师的必要。同时，他们也不承认信经，认为圣灵指引全体真正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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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们以使徒为榜样在信仰与崇拜中团结一致。在达比的大力推动下，“兄　

　　弟会”扩展到了瑞士、法国、德国、加拿大、美国。　

　　　　　　　这些新成立的不从国教派团体中最重要的是救世军。它的创始人威廉·布　

　　恩（1812—1912年）原是循道会所团契的牧师，先在加的夫开展奋兴工作。　

　　取得成功后于1864年在伦敦着手同样的工作，1878年发展成为一个军队形　

　　式的组织，该组织要求其成员象军人一样服从，1880年定名为救世军。　

　　　　　　　对法国革命的反动、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普遍反感　

　　成为苏格兰地区福音觉醒运动的动力。1815年以后，苏格兰福音派的领袖是　

　　托马斯·查尔默斯（1780—1847年）。在他的领导下，福音派的势力迅速增　

　　长，到1841年，由群众捐款修建的新教堂达220座，能够接纳更多的信徒，　

　　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1843年，因为牧师推举权的争论，查尔默斯带领400　

　　名牧师正式退出国教会，成立了苏格兰自由长老会。这个新成立的教会使国　

　　教会中三分之一最活跃的信徒脱离了国教会。但同时，分裂也刺激了国教会　

　　内宗教热情的复苏。　

　　　　　　　③牛津运动。在英国国教会复兴中影响最大的是牛津运动，又称书册派　

　　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牛津大学的理查·弗劳德（1803—1836年）、约翰·亨　

　　利·纽曼（1801—1891年）、爱德华·皮由兹（1800—1882年）等人领导的。　

　　牛津运动不仅仅是宗教思想方面的运动，它首先是一个宗教虔诚与宗教修炼　

　　方面的运动，是一个高度虔诚与自觉的运动。　

　　　　　　　牛津运动的兴起与　19世纪欧洲和英国的政治社会形势紧紧联系在一　

　　起。首先它是对法国大革命过火行为和革命恐怖做法的反动。法国的激进主　

　　义在英国引起了保守的反应，它把“所有的阶层都吓得放弃了先进的思想方　

　　式，使得城乡社会都在政治上变成了托利党，并下决心不允许在继承下来的　

　　　　　　　　　　　　　　　　　　　　　　　　　　　　　①　

　　信仰方面有任何革新。”　其次它是对政治上自由主义增长的反动。1825年　

　　以后的几年中，国教会的特权受到了几次重大的冲击，不从国教派从中获得　

　　了权利。到1829年，罗马天主教徒也获得了担任众议员和大多数公职的资　

　　格。进入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实行了议会制度改革。经　

　　过激烈的斗争，权力从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从而增强了不从　

　　国教派的势力。1833年，新上台的辉格党提出“教会财产法案”，旨在用削　

　　减主教区的数目，重新分配丰厚的教会收入的办法来改革爱尔兰教会。对此，　

　　国教会中保守的人士对教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提出了疑问，因为他们发现自　

　　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教会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竟然可由政府的法　

　　令随意改变，致使国家和国教会的基础发生动摇，削弱了英国教会对人民生　

　　活的控制。　

　　　　　　　1833年7月14日，约翰·凯布勒（1792—1866年）首先作出了强烈的　

　　反应。他在牛津大学为钦差巡回法官们作了一次名为《全民族的叛教》的布　

　　道。这次讲道的直接起因是“教会财产法案”，以及10个爱尔兰主教区不顾　

　　教会的意见而被取消。凯布勒认为这是对神圣权威领地的一次“渎神的入　

　　侵”。他号召教会人士起来对付这种入侵，就象对付任何暴政那样。揭开了　

　　牛津运动的序幕。　

　　　　　　　牛津运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3年到1840年；第二　

　　阶段从1840年到1845年。　



①　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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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布勒的讲道，表达了许多年轻的国教徒的情绪，他们对于国教会默认　

世俗主义，感到极端痛苦和愤怒。凯布勒的讲道成为这批人行动的发端。1833　

年7月25—29日，在哈德雷，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如何行动的问　

题。这些人包括弗劳德、阿瑟·伯塞弗尔、威廉·帕麦尔，均来自牛津大学。　

会上决定成立“教会之友协会”，起草向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方面的请愿　

和呼吁书。　

　　　　　1833年秋天，纽曼开始刊行《时代书册》，“书册派运动”即由此得名。　

第一本是纽曼写的，只有4页，名为《关于牧职的想法，谨致全体教士》，　

其中包含的紧迫感和对国教会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时代书册的基调。最初　

发表的一些书册以及纽曼在牛津大学圣玛利亚教堂的讲道赢得了一大批支持　

者，吸引了一些新的人参加了进来，其中包括年轻的政治家格拉斯顿，他后　

来成为英国的首相。而牛津大学的希伯来文钦定讲座教授爱德华·皮由兹的　

加入成为牛津运动的转折点。皮由兹在牛津大学和牛津教牧界之外有着巨大　

的影响，他的加入赋予牛津运动全新的特点，使牛律运动“更加冷静，更加　

严肃，付出更多的细心的努力，具有更多的责任感。”并使其在神学上的见　

识和责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的几年中，参加牛津运动的人数在继续增　

加，影响不断扩大。1836—1838年，牛津运动发展到顶峰，书册销售了6万　

多份，纽曼发表的讲道集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他所编辑的该派的机关报《不　

列颠评论家》也非常兴旺。　

　　　　从1840年到1845年，是牛津运动的第二阶段。牛津运动因为新加入的　

一批十分明显地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极端人物而发生分裂。这种倾向遭到国　

教会内外的反对，1838年8月，牛津主教在其对属下全体教士的训令中，指　

责书册派奉行罗马天主教教义；1841年，英国国教会与德国教会协定在耶路　

撒冷设置一名英国一普鲁士的新教主教，这位主教将由英国和普鲁士教会轮　

流提名，由英国主教祝圣，管辖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和德国的新教徒。书　

册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忠诚的书册派诗人伊萨克·威　

廉斯因为他与书册派的关系而失去了牛津大学的诗学教席；1844年，牛津运　

动的主要领袖皮由兹被指控传播异教又被暂停在大学内传教两年。　

　　　　遭到反对的牛津运动出现了混乱和分裂。一部分人的思想更加倾向于罗　

马天主教，他们认为罗马现在具有教会的真正标志。纽曼作为书册运动的主　

将，他的倾向对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纽曼企图证明罗马天主教和英国　

国教的一致性，因此出版了第90号书册。90号书册遭到了普遍的批判，1841　

年3月，牛津大学的议会两院领袖谴责了这份书册，宣称它是不光彩的，与　

大学条例相抵触，《时代书册》被禁止出版。从此，牛津运动不可避免地走　

向衰落。　

　　　　　1845年10月8日晚间，纽曼脱离英国国教会转而归顺罗马天主教教会。　

追随他加入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牧人员和平信徒有几百人。1850年，教皇庇护　

九世在英格兰重新设立罗马天主教主教区。这场历时12年的牛津运动被英国　

国教会称为“教皇的袭击”。纽曼等人皈依罗马天主教，结束了牛津运动。　

但运动中产生的安立甘会教派在皮由兹等人的领导下渡过了难关，而且迅速　

成熟，成为国教会中一个重要宗派，它以高涨的宗教热忱和对贫苦大众的真　

正关心，为国教会重新掌握下层阶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福音觉醒运动不同，牛津运动是公教虔敬的复兴。他们讨厌宗教改革　

者的思想，也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在他们看来，所谓宗教自由主义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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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教，因此，他们致力于古代信仰、礼仪的恢复。但牛津运动也不纯粹是教　

　　父神学的简单复原，而是创造性地重新表述古代理论以适应现代的需要。　

　　　　　　　关于教会的权威，书册作者们到教会古代传统和团体教导中去寻找依　

　　据。他们认为《圣经》是宗派分裂的原因，理性具有腐蚀性，具有怀疑论倾　

　　向。教会的传统和历史证明教父传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徒承继是一个　

　　不容怀疑的事实，而且，这种前后相续的承继，正是权威的基础。“我们现　

　　在看见的每一位教会主教，根据一种精神诞生的秩序，都是圣彼得和圣保罗　

　　的直系后裔。……就公教会的情形而论，所说的这个人，即主教，是从其前　

　　任获得这种权威的，而其前任又从另一位前任获得，如此往前追溯，直到使　

　　　　　　　　　　　　　　　　　　　　　　　　　　　　　　　　　　　　　　　　　　　①　

　　徒们自己，再到我们的主和救世主。”　教会传统还是解释《圣经》的依据，　

　　传统被神确立在教会之中，作为　《圣经》本身的试金石。在确立新教正典之　

　　前，教会传统就已经训练了个人的头脑，使之能够正确地阅读《圣经》。因　

　　此，书册作者断定，《圣经》以及古代教会的传统是权威的基础。　

　　　　　　　书册派关于教会权威的理论与关于信仰和理性的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对于理性，他们认为仅仅是人类生命的一项能力，此外还有道德感、　

　　情感和想象等等能力。光靠理性是无法证明基督教的，基督教只能依靠信仰　

　　的恩典来证明。宗教信仰和宗教真理有时可以由理性来证实，但理性绝不可　

　　能造成信仰。宗教认识起源于道德上的顺从，出自对正义的如饥似渴的追求。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原则。道德意识是信仰区别于理性的标准。与信仰　

　　有关的那些事情，不可能度量，不可能证明，不可能论证，而只需要道德判　

　　断。书册派赋予道德顺从以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信仰的基础，这使他们对　

　　新教关于“仅仅因信而称义”的理论产生怀疑。在书册派看来，称义与圣化　

　　是一件事情，是一项彼此不可分离的恩典。他们认为，新教偏重因信得救，　

　　罗马天主教会强调因服从而得救，两者都有缺陷，英国国教会在新教与罗马　

　　天主教会之间采取一条中间路线，最合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