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收下。然后由她送回人家。她这么承诺，也是这么办的。她说：“我们不能要人家东西，一定得送回去，这叫做舒舒服服犯错误呢！”
在礼节上，有一件事，对我和玉梅震动很大、教育颇深。那就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岳父去世，那时，我刚从牛棚出来，手头拮据，可以说连发信的邮票的钱也感觉吃紧。同时，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知道东北的风俗。于是，按照我们老家农村的做法，于知道忌日的第二天，买了两样点心，去看望其岳母，表示对故人的悼念和其岳母的慰问。不料，这位老人以后好不满意，对很多人说我们不懂事。这以后，玉梅以此为鉴，多次对我说，千万要注意朋友之间的礼节，不能马大哈。还说，：“宁可咱们吃点亏，也不能让人在这方面给我们饶舌！宁可自己困难点，也不能轻视同志、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
我们在极端困难时期，有些朋友、同学给我们送点东西，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还礼，不欠人情。
我们相亲相敬，来自于彼此信任和尊重。应该说，她对我的爱，带有一种崇敬。用她的话说，觉得我有些不凡之处。但是，这种崇敬，却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像古代那种百依百顺的“从夫”；也不是听任我对她的任意指挥，任我对她施加影响和压力，甚至随便对她发脾气、或呼来唤去，像现在某些女人那样“靠男人”。当然，我本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倒是一个怕老婆的“模范丈夫”。我们之间有事总有商量。她觉得，我处逆境，心情不好，有时迁怒于她，迁怒于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的。对此，她也根据情况，有时取“容忍”之态；有时，则针锋相对，予以“回敬”。这种磨砺，时间长了，就是相互包容吧。我们彼此静心静气时，回想这些又感到这也是家庭生活不可避免的，“不打不闹，不成夫妻”，虽然，我感到这代价是“咸涩苦口”的，甚至觉得她不够“温柔”。
因为我不坐班，特别是当教授以后，我讲课减少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我们俩形影不离，总是成双成对地上街、参加晨练、晚间散步。偶有我们其中一人出门，人们就要问：“那一位呢？”
我们的和谐，并非可以排除万难。80年代初，尽管玉梅持家有方，一分钱也掰成半儿算计，但总奈收入有限。有那么不小的一段日子，人均25元多一点的我们，虽然文教办这些年给些生活补助，还是困难复加。幸好，家里人丁还算健康，没什么大病。我们的内衣内裤和袜子，补丁摞补丁，必要的毛巾、牙膏、牙刷都不能为继，甚至连写信的八分邮票钱，也感到最好不花。我第一次体会到穷困潦倒、山穷水尽的真切含义。于是，我和玉梅反复商量，要在家里的物件中物色一些可以变现的东西。目光四望，将家里的里里外外扫射了一番，思前想后，算来算去，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忽然眼睛一亮。
“卖花！”我俩几乎同时呼之而出。
“我去卖。你帮我把花拿到集市上就行。你去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说，“古代伍子胥困难时可以吹萧行乞，韩信贫穷之际，敢向洗衣婆讨饭，我范正美潦倒卖花变现有什么丢人？”
星期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像是同亲人骨肉割舍那样心情沉痛，把我们心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卖掉了；那年花价好，换了九十多元钱，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可是，那印在我脑海里卖花的情景却像灌制的影像，怎么也抹不去。
那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花盆，推车而行。在去早市的途中，百感交集，脑子很乱，玉梅很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跟护着车。我感到步履沉重，脑海波涛汹涌。这是我们用心血培育的花卉，“枝低疑欲舞，花开似含笑”，它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生机和欢娱，实在叫我们爱怜不舍。再者，以我的素质和能力，生活拮据到了这步田地，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道变了。我不时对着花卉说话：“亲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主人把你们请到我家，你们为我们奉献了芬芳，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如今主人穷困潦倒，山穷水尽，实在对不起你们。现在只有你们可以给我们帮个忙，缓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你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想你们的。”
是物随人愿，还是人情化物。那天，这三盆花卉显得格外的喜人、诱人。月季满枝花红似染，许多含苞欲放的花蕾也是一派争妍，素香绿树，玲珑可爱，似乎向我们告别：“主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像是对路人说：“买下我吧，我要帮我的主人一把！”这样美的花，人见人爱，一会儿，就被一位男士不还价地抱走了。
文竹纤细，青翠欲滴，仪态万千，温柔可鞠；吊兰，叶条丛生，细长下垂的花轴，从叶丛中伸出，由我给它打了个盘结，更显出别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它们一齐被一对青年夫妇捧走，告别了我们。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心爱的花卉，跟买花的人走了，目送着它们，直到看不见，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这不是卖花，而是卖我们的人身境遇。玉梅背着我快速地擦了一下眼睛，还是被我看见了。从早市回来，我们谁也没说话，惟恐伤了对方的心。
为了度日，同样的卖业，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以后又陆续卖掉了对子红、君子兰、兰草和八宝常青等，而且卖价还不错。但每一次心情都不好，有那么几天感觉不是滋味。正是所谓“从容只是愁风起，眷恋常须向日西。”
玉梅命运多舛。她所在的单位——国营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原来在全国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名噪一时。工人穿白大褂上班，穿拖鞋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好，在南岗——哈尔滨腹心地段，令人羡慕而折腰，曾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之一。我从绥化回哈，托我老师帮忙，又亲自找厂长做工作，好不容易把她安排在厂里做检查员工作。这里离我家只隔两条马路。当时计划经济，工厂办得很红火。1978年之后，开始有一段也不错。当时，电子产品短缺，竞争不明显。别人搞录音机赚钱，他们也跟着赚钱。随着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由于厂领导决策失误，未能瞅准电子行业发展的世界总趋势，以及本厂在全国同行业格局中的坐标，而是跟着热流走，在技术力量、设备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跟不上，产品档次低，功能差，质量上不去，致使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积压，开始走下坡路，以后越滑越远。于是想寻求同外资合作，先搞了一条录音机日本技术生产线，然而动作迟缓，效益仍不见好转。光阴荏苒，不觉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这期间，厂里领导不睦，个别人争权夺势，互相攻忤，宗派风起，市里频繁调整厂领导班子；历届班子多次出国考察，总是找不到挽救危机的良策，而时不我待，每况愈下。除了个别车间勉强维持日子，全厂到了靠出租厂房度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常不能给职工开满工资，甚至几个月揭不开锅也是常事。玉梅上班，开工资也是百分之七、八十，和提前退休开一样多。我们商量，当时可以办病退，与其天天上班，不如提前退休，她多担当些家务，我多做些教学工作。于是，随班唱影，玉梅提前办理了病退。
论起下岗，她是厂子里最早的一批，是时1989年1月，她才49岁。进入九十年代，该厂情况也未见转机，经过厂长负责制、承包、划分小厂分级管理，以后又搞独资、合资、股份制，几易厂名，也未能起死回生，技术人员纷纷离厂，职工老化，企业濒临破产。到现在，她的名义退休金刚过400元，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人员中，工资最低的一批人。这对她刺激很大，觉得在家里低人一等，心情常常不愉快。我说话得十分留心，以免她见疑生气。稍不注意，她就说我嫌弃她赚钱少，同我怄气。更使她难受的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工资上不去，加之长期为我挂心、担心、惊心、操心，为孩子们费心、劳神、着急，到东北来因为水土不服作的胃病常犯，后来又得了阑尾炎未及时手术，长期保守治疗，引起高血压。这些本受心理影响的疾病，又加重了她的心理熬煎，使她的苦难犹如雪上加霜。庆幸的是，她在1993年作过阑尾炎手术后，其高血压竟然奇迹般消失了。然而，因为年龄增大，心血管病又找上了她。千禧年上半年，她犯了两次心脏病，自称死去活来，使她的心理负担进一步加压。我深知，玉梅的上述疾病，大半是因为我得或因为我而加重。
身处逆境，情绪不免受外界的刺激而波动。我也未能摆脱这种情形。特别是刚从牛棚出来，我的情绪有时不大稳定，受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成季风态。日转星移，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时有发生。遇到某些事情与事实完全相反，就勾起我的火来。例如，有时看电视、听广播，讲“实事求是”之类话，或者看电视剧，听讲话，有歪曲历史的情节或说法，例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红卫兵歪戴着帽、袖标挎在小臂上，我便顿生反感。玉梅很理解我，马上就把电视或广播关掉，并且劝我息怒。有时，我还有一些莫名的烦躁，玉梅就在当时或事后，开导我，教我不要动真气，以免气大伤身。其实，我在事后，也笑自己“小气”、“酸味”、“非丈夫”。我后悔不该向她发火，令她生气伤神。因此，每每她犯病期间，也是我受鞭笞之时。
玉梅能忍，但绝不是逆来顺受、容人欺负之辈。我进牛棚不久，电子仪器厂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何种背景还是个人什么动机，也把矛头指向了她，要她交代有关问题。我从牛棚回来后，她对我讲述这样的故事：“我没有客气。我对他说，文革中你什么活动没有参加，这时候你来章程了。我是范正美的家属不假，但你明明知道，我成天伺候两个孩子，社会上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我什么也没有参加，成天上班，你不是不知道。范正美的问题自有省委管，用不到你来管。他的问题，我知道自然会主动揭发，用不着你来压。我这么说之后，我们小组里的人都说话了。‘林玉梅没什么事情，工作更是没说的。’在涨工资时，小组的同事都说，应该给我涨。”故事讲完以后，她不无得意地说：“事情就是这样。我这么说了一通，之后就再也没人找我的麻烦了。”
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适应政治风云的季风变换，闻风而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凭着自己的嗅觉，伺机钻营，搞点揭发、告密的勾当，得到发财、升官、晋爵的机会，平步青云。而那些不信邪、不怕鬼的人，当众回敬他们一下，使他们无所施其伎，失去群众支持，也就退缩了；怯弱者如果神经衰弱，被其表面气焰吓昏了头脑而就范，便从此没完没了。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和玉梅约定，她不要参与我的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夫妻之间也难免在茶余饭后，议论一些看法，交换某些想法，掌握甚至传达某些信息，仅此而已。玉梅若是示弱，也就中了他的下怀，那我们家就不堪设想了。文革中、清查期间，不乏这样的事例，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无独有偶。玉梅还遇见了省文教办的H处长，去厂里找玉梅为我取工资，乘机说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攻击玉梅的话，想把水搅浑，把事情闹大，捞取外快。玉梅深知其人，便毫不示弱。当众对这位处长毫不留情地说：“你不是经常上我家吗？正美长、正美短的，叫得亲切动人，让人听得起鸡皮疙瘩，你什么事情不是车前马后跑的欢，现在又是你耍英雄。告诉你，少来这一套！”
如前曾述，这位处长自知失言，悔不当初，此后就谨慎起来了。
玉梅平时对人客客气气，未语先笑，但遇到不公、遭歧视时，有一股湖南辣妹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决不受人欺侮和摆布。这就是她的个性和风格，是我逆境中的一份重要的力量之源，给我以智慧的启迪和力量的支撑。我不用担心后院起火。
我们把未来让给孩子。我的一双儿女——志武和志勇，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是他们的父亲，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我从牛棚回家，对孩子感到特别愧疚。我在他们跨入启蒙教育大门的关键时刻，未能助他们一臂，在他们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而我未能满足他们。因此，我把愧疚化成爱、化成关切、化成教育，决心弥补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同玉梅商量对他们加强营养之道。我天天早上领着他们跑步、做早操，想尽办法给他们补课、灌输新知识，同他们玩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这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在课程方面。他们的学习虽然名列前茅，但还不够踏实，成绩不够十分稳定，特别是算术，考试成绩忽高忽低。语文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作文还没有上去。二是参加学校演出，没有节目犯愁。
我常常利用星期天，给他们讲算术课。我找原来的邻居、在省委机关房产处做木工的李师傅，帮忙做了一块小黑板。因为怕损坏室内洁白的墙壁，便把这快小黑板挂在厨房门的背面，供我讲题、板书用。他们最喜欢四则运算，对于水池灌水、行程追及、相遇、鸡兔同笼等问题经常出错。我对着水池讲灌水问题，画图和实地表演，讲行程问题。用火柴盒讲鸡兔同笼问题，使他们融汇贯通，掌握自如。他们俩的算术成绩以后很稳定。后来，他们回忆数学补课对开发脑子、学习思维起了很好的作用。作文，也是我抓的重点。我经常通过修改他们的文章，用修改前后作对比，讲解作文的立意、结构设计、启承转合、遣词造句、反复修改的方法。他们俩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甚至作为范文宣讲。他们在小学，被同班同学誉为“作文大王”。
演出是孩子们争体面、表现自己聪明才智和参与班级活动的时候。我帮他们策划、编排、导演文艺节目，使他们在演出中崭露头角，获得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