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距离。
许多人也知道，邵荃麟是1948年在香港主编《大众文艺丛刊》，主持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人之一；而在50年代初期舒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后，又是周恩来指定的在小范围内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成员之一。然而邵公和他的副手严文井站在执行党的政策的立场，不抱任何门户之见，没有丝毫褊狭情绪，接纳从四面八方走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来的中国作家们的新作佳作。有的还通过版面给以强调。这样做的结果，改版后的《人民文学》立即听到了不同的议论。有位作家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对来自‘国统区’的那位名家的作品用大号字排，我的用小号字排呢？”刊物出了几期，嘁嘁喳喳的议论就吓人了：“邵荃麟原是在‘国统区’工作的，他重视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但是邵荃麟等人不为所动，因为这不是事实，也不合乎逻辑嘛。难道邵荃麟的副手严文井、葛洛不是来自解放区吗？难道《人民文学》对来自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不是该突出的也突出了，该强调的也强调了吗？发这种议论的人，是不是“派”感，“派”情太强了点？
当乔木指示了向胡风、路翎约稿，处在第一线的严文井、葛洛亲自出马组稿。胡风写了采访志愿军伤员的特写《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诗歌《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路翎甫从朝鲜归来，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新作。这些作品都循着编辑部三级审稿程序走。路翎的小说稿，从小说编辑唐祈（他原是“九叶”派诗人之一）到葛洛、严文井顺利通过了，最后拍板的是邵荃麟。在1953年下半年陆续发出路翎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两个短篇《记李家福同志》和《战士的心》。
编辑部同志的印象是路翎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写得好，而年前交来、1954年1月号发出的《初雪》，那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初雪》通过志愿军汽车兵刘强和他的助手王德贵闯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往安全地带运送一车朝鲜妇女、儿童的故事，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两位志愿军战士不同的性格个性和美好、动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和朝鲜人民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从思想内容讲，作品可以说是一曲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的深情颂歌。从作品的艺术构思艺术描写看，它是对真实生活的重新锻铸、提炼，达到了诗化和美的境界，完全符合毛泽东主席讲的艺术的美应有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境界。作家并没有着意编排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在真实境界的创造、人物心灵的深入、环境气氛的渲染、细节的精心选择等等方面下功夫，“红妆素裹”，织成一幅清新纯美的图画。论作品思想艺术的完美统一，论其艺术水平，应该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也是当时和后来描写抗美援朝战争最好的小说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未将其收入是很可惜的。
《初雪》发表后，老作家、文学评论家巴人立刻在《文艺报》1954年第2号（1月30日出版）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它。说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而这“就是诗”，是“真正的艺术”。巴人还有针对性地讲到当时某些创作现状：“艺术成为‘习以为常’的事物的素朴的记录，其中没有‘提炼’，也没有‘发现’。这就是我所说的‘表面价值’。在今天，批评家应该肯定这‘表面价值’……然而读者也有权利要求：创造具有生活的更高真实的作品吧，创造那种使我们能更深切地了解生活意义的作品吧。”巴人对《初雪》的评论，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然而不久即在《文艺报》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文艺报》1954年第7号（4月15日出版）发表一篇“读者中来”，从助理司机执行“极其紧张极其危险的任务”，不宜在驾驶室里怀抱一个小孩这一细节以及司机和司助在执行紧张任务时不宜有“纠缠不清的想法”这两点来根本否定《初雪》。这位“读者”还说：“在朝鲜，这样的汽车，在司机座上，本来就可以坐三个人。常常也是让女同志或体弱的人和司机坐在一起的。自然如果真是这样，让母亲抱着孩子坐在司机座上，那么这篇小说的全部细节，也就落了空。”这样对作品挑剔式的“意见”，在当时也有一位到过朝鲜的作家发表过。他说“《初雪》不真实！”问他为什么不真实，他说：“一个司机斗里怎么能挤进去三个人？那个人还抱着个小孩！”这类“意见”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自然是十分可笑的。“鸡蛋里头挑骨头”仍然可以挑出几“块”来，并且无穷无尽。你说司机斗里可以坐三个人，他说司机斗里怎么容得下三个人？真要写司机斗里两个司机还带一个抱小孩的妇人，那么挑剔的意见会更方便地来了，“这样紧张的战斗，难道能容忍抱小孩的妇人坐在司机旁吗？难道生活真实是这样的吗？……”至于说在紧张战斗里不能容忍人们有“纠缠不清的想法”，那就根本否定了人们有心理活动存在，根本否定了有必要描写人们“纠缠不清”的心理活动，那还有文学艺术存在吗！但在当时，这样的“读者中来”可有“分量”呢！几句挑剔的话，不到1000字的“意见”，便轻而易举地得出路翎的创作倾向“不健康”，巴人的评论“完全是不恰当的”的结论。听这口气，哪里像个普通读者的！
记路翎（2）
尽管推出了像《初雪》这样的佳作，而在“来者不善”的“批评”出现的情况下，编辑部的同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安。虽则，对这样的“批评”，他们并不感觉完全意外，因为自从刊物发表路翎的小说后，嘁嘁喳喳的甚至很尖锐的流言已经甚嚣尘上了。
记得编辑部内曾就路翎的小说开过一些会。大家各抒己见。有人觉得路翎的这些小说内容或有艺术上的某些缺点，但没有人认为路翎的小说有什么不健康倾向，《初雪》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佳构。而大家担心的是那种简单粗暴、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对创作的健康发展多么不利。
我因事见到主编邵荃麟时说起编辑部谈论路翎作品的情况。荃麟说：胡风文艺思想有错误，可以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但胡风派的作家像路翎还是有才华的，他去朝鲜前线深入生活，我们应该鼓励。写了好作品更应该欢迎。粗暴批评只会妨碍创作的发展。往后他写了好作品，《人民文学》还是要继续发表。
当路翎的最新佳作《洼地上的“战役”》三审到了荃麟那儿，他仍是拍板发在《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的头条。
这里值得提出一说的是审稿、定稿，除了副主编严文井（严文井的编辑作风一向严谨、认真、细致），编辑部副主任葛洛那儿也是重要的一关。葛洛对小说艺术颇有修养、见地，且自己也实践过，他对作家们的稿件，一向要求严格，审读认真、细致，颇善“挑毛病”。解放战争期间他曾随军参战，调任前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说他是个“战争通”并不过分。路翎写朝鲜战争的小说，假如作者想“偷运”什么“私货”（后来的批评者语），在葛洛那儿是很难通过的。可是葛洛赞扬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写得好，写得动人。“洼地”一篇写我军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写我军和朝鲜人民的关系是真实的，既富人情味又有战地气氛，一般作者写不出来。路翎的才华是显而易见的。“洼地”一篇除了有的心理描写过细，没有什么大毛病。葛洛对作品的看法是比较稳实、客观、可靠的，这更坚定了编辑部当时一般不谙战争生活的人们的信心。
《洼地上的“战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些人没读过，它经历岁月沧桑的考验，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不怀成见地看，它仍是一篇富有艺术魅力的值得一读的佳作。这篇小说的大胆、新鲜，也是它的麻烦之处在于涉及了战争中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的爱情。我们知道人类古往今来爱情这奇妙的感情有时是逾越了国籍、种族、肤色以及年龄差异等等这样一些界限的，这不难理解。重要的是作者怎样处理。路翎的处理是正确的。朝鲜姑娘金圣姬一家人因为中国志愿军的军风（国际主义精神、助民为乐等等）而对他们十分好感；年轻、单纯的姑娘又由好感而萌生了对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爱慕遐想之情。对这种特殊际遇中产生的爱情之芽，你总不能说它是邪恶，你很难去苛责它，特别对作为老百姓身份、一个涉世不深天真未泯的少女来说。作者不过是借此生活中有时难免发生的特殊事例为“由头”来表现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军队。新战士王应洪一个心眼儿渴望参加正义战争，在驻地训练时助民为乐，根本没有爱恋民女这种“匪夷所思”。当然战地恋情又是在异国，本为军纪所不许。各级领导对此都是警惕的。一旦发现民女有此动向，而当事者的战士还浑然不觉，各级领导对这位战士（何况他还是平素表现很好、上进心强的新战士）亦不宜苛责，只能从爱护出发，给以适当的帮助。侦察班长王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言传身教，谆谆善诱，对战士的要求既严格，又能体察、体谅，终于使新战士王应洪本已自觉处理的感情波澜最后升华为为祖国人民、朝鲜人民而义无反顾地献身。其他像连指导员、团参谋长、团政委这样一些带兵的人也都是些既有高度原则性、组织纪律性，又通情达理的人，善于及时处理像发生在异国民女和新战士之间这样颇为微妙、敏感、棘手、又处在萌芽状态的问题，教育部队，教育战士本人。最后连朝鲜姑娘金圣姬在勇敢面对可爱的战士牺牲之时，感情也变得成熟、庄严而崇高了。在这些部队干部身上闪耀的正是我军以至我们民族那种实事求是、宽厚仁爱（对自己人、对朋友）富有人情味儿的优良传统。他们严格执行部队纪律、战地纪律。纪律在他们心中决非冰冷无情之物，而是入情入理地渗透进战士心里，变为他们自觉的行动。这样来表现我们的军队和军队干部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实在纳闷了。作品的结局，新战士王应洪虽说牺牲了，（战争中难道可以避免好人的牺牲吧？）但整篇小说的调子是明朗、积极、深沉，甚至有点儿昂奋的。它虽也催人泪下，但决不是感伤主义的、“阴暗”的，而是光明的、向上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很成功，像王应洪、王顺等写得血肉丰满，且有发展、有深度。作者采用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恰恰是当时一般文学创作所欠缺的。
《洼地上的“战役”》发出后，取得了相当的轰动效应。文艺工作者、一般读者叫好的居多。读者踊跃的来信也证实了这点。
一位参加了陕北会战，正在写作战争长篇的作家说：“读了路翎的‘洼地’，我这一大叠手稿可以烧掉了！”
记路翎（3）
当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有几位参加过战争、富有经验的女同志（她们的任务是读作品，专门研究创作的），读了“洼地”也感动得流下眼泪，对小说赞不绝口。
可是文艺界领导层的某些人，似乎已酝酿一股强大的反对路翎小说之风。
有一次周扬到作协来，创作研究室的女同志们向他称赞“洼地”这篇作品，周扬笑笑对他们说：“怎么你们还没学会区分小资产阶级感情跟无产阶级感情啊！”
不要小看周扬这句随便的话，细细品嚼可以体会，第一、周扬已经将路翎的小说划在“无产阶级”以外，即革命作品之外了，这意味着将要对它发动一场批评；第二、相应地，也要整顿文艺队伍内部。
果然，1954年6月30日部队文艺工作者侯金镜在《文艺报》1954年第12号发表文章《评路翎的三篇小说》，严厉指责路翎的“洼地”等小说，“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已经发生了不好的有害的影响”。“洼地”“展开了纪律和爱情的冲突”，“想通过这样与纪律相抵触的事件来描写中、朝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王应洪牺牲了，而同时‘鼓舞’他们前进的爱情也破灭了，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这样看来作品的“罪名”很大，显然不是一般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歪曲”和“攻击”，只差没有说作者是“别有用心”罢了。但任何平心静气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些“罪名”是评论家不得不曲解作品的原意，勉强加给作品和作者的。甚至也可以说批评文章更主要的是冲着作者来的，而非单纯指向作品。那时许多读者仍记得在“洼地”之前还有《柳堡的故事》。这篇小说并被改编成电影，是一位部队作家写的。它不也涉及了部队战士和民女恋爱这样的问题吗？怎么没有人指斥它是“制造纪律和爱情的矛盾”，意在“腐蚀军心”呢！其源盖在于“洼地”这篇作品虽也无可指责，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而它出自胡风派作家之手，这就大成问题了。
可悲的是，侯金镜这篇文章也是奉命行事。金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不幸早逝。文艺界熟悉金镜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位尊重和爱护作家，每每对作家的作品提供实事求是的中肯批评和善意帮助的批评家。而在60年代中、后期，金镜对“左”的指导思想已有敏锐的认识和反思（这也是导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一个“依据”）。假使金境还在人世，相信他会比谁都早地主动出来澄清在批评路翎作品方面的失误。
1955年5月，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公布，侯金镜批评路翎所定的调子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了，随着路翎升格为暗藏的反革命骨干分子，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