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的悲壮美。
F足球也是上种暴力话语。
观看足球赛更像一场集会，手持小喇叭，高举小彩旗，拉拉队在“托儿”的召领之下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墨西哥人浪”，锣鼓喧天，鼓手赤着上身，头扎标语，活像古典祭祀的场景。
我有一种不太恰切的联想，现在甲A、甲B各俱乐部大旗一竖，招兵买马，拉出个山头，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战斗队和司令部，而球迷则像各派的忠实拥趸，球迷们“远征”客场为己队加油助威，则有点像当年的红卫兵“长征”、“串连”，那些球迷的大小头目和代表人物在“文革”期间也肯定是大腕级的“五星”红卫兵。现在足球俱乐部取代各个派别山头，联赛取代混乱不堪的文攻武卫，是时代的一大进步。足球比赛终究是一场虚拟的“战争”，而且在足球比赛中意识形态的因素被降解到最低点，特别是在欧洲，足球比赛已成为另一种“新经济”。人们的暴力崇拜被巧妙地纳入到市场化的操作之中。球迷支持心中的球队，崇拜心中的明星，前提是必须掏钱买票，看电视球赛也要忍受连篇累牍的广告。至于俱乐部所生产的产品，更是肆无忌惮地赚取球迷的钞票。
暴力本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人们的暴力崇拜欲是由于意识形态给予施暴者一个正义的前提。而今，暴力却被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利用了。球星是城市英雄，是青春偶像，但球星更是亿万富翁，更是金钱巨子。球星与古典英雄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古典英雄是除暴安良、一身正气、现金钱为粪土的楷模。武侠小说里的古典英雄无不轻商，无不贱利，所谓的侠义心肠除了助人为乐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重义轻利无一点铜臭。而现今人们崇拜的这些英雄明星无不是宝马香车、一宵千金，正好是古典英雄所歧视的那种武林败类。贝克汉姆、罗纳尔多、马拉多纳等足球巨星所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一般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他们靠自己的双腿开掘了一座金库。保险公司为罗纳尔多双腿承诺的保险金额足以赈济一个非洲小国灾民一年的生活。贝克汉姆一家险遭劫持，便是当代英雄与古代英雄的错位。《水浒》里的英雄为了正义去劫持生辰纲，而当代的足球英雄却成了现代绿林劫持的对象，委实是一种深刻的反讽。
与足球同样享有广大受众面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是一种暴力话语，武是一种暴力，而侠是暴力斗争中的英雄。武侠小说通过展示武林的种种血腥和阴谋来满足读者的施暴欲和窥暴欲。武侠小说是纸上的足球联赛，而足球联赛则是武侠小说在现实中的演绎。武侠在小说中杀人如麻，而足球则是以球“杀人”，争夺联赛的冠军便是要成为江湖霸主，便是《笑傲江湖》中任我行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影视中的武打片、暴力片经久不衰，也是因为暴力这个永恒的主题拥有持久的收视率。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风行海内外，其魅力所在不言自明。金庸的版税收入恐怕十倍于王朔，百倍于王蒙余秋雨，千倍于余华、苏童，即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稿费也难与之匹敌，这就像足球明星、拳王的收入要比跳水王子、皇后的收入高得多一样，暴力的“收视率”远远高于优美和抒情。在意大利，足球产业已成为该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暴力在脱离意识形态之后，必定被商业市场所利用，它永远是一个卖点。而意识形态在缺乏暴力的激情之后，必定是软弱的。
2001年10月18日于碧树园ll月18日改定于颐和路
第四部分 说“第三者”第29节 世界杯与后意识形态空间（1）
一、比联合国更权威的FIFA
世界的概念对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就是覆盖我们所有空间和时间的一个巨大指称；比世界更巨大的概念是宇宙，宇宙的无边无际也只是存在于地球人的理念之中。世界自然便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涵括，世界性的组织机构自然也是人类社会的权威机构。然而，现实并不像逻辑推理那样简单明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性组织也就不见得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利。它有时候更像联谊会一样松散，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种甚至饮食的差异，往往会导致这种国际性组织决策时顾此失彼，如果再加上各自的意识形态在作祟的话，这种国际性组织很难顾及到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因而它的权威性受到限制也就是很正常的。
有权无威、有令不行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常有的事，最明显的要数联合国这个最宏大叙事的机构。联合国作为世界各国的联合组织机构，理应拥有足够的权力和不可藐视的权威，事实上，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当中，也曾经发挥过这种权威作用，为了实施这种行政权力，联合国甚至组织过联合国军队来强制执行过它的号令。但在不少的时候，联合国的权威却受到了嘲弄和挑战，比如在一些敏感地带，不仅联合国的法令不能得到执行，甚至它派出的观察员和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都难以全身而归。因此，早在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就宣布联合国是一个过时的机构，言惊四座，倒也道出了几分真情。
或许联合国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或许联合国容易被一两个超级大国操纵，因而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国际足联的权威性却远在联合国之上。国际足联对所属各协会的领导像一个威严的皇上对子民一样至高无上，国际足联的每项决议都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都不例外，没有人用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差异来进行篡改。虽然联合国拥有动用军队的权力，但联合国令却不如国际足联的命令落实得好、落实得快，没有任何武力的国际足联对治下发号施令像军队的司令部一样，军令如山倒。比如伊拉克，对联合国的各种决议从来是软顶硬顶，明抗暗抗，甚至在经历海湾战争的残酷打击之后，对联合国的“命令”也是软泡硬拖，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让步。但伊拉克对国际足联甚至亚足联的决议，却一点脾气也没有，可以说言听计从，要它禁赛就禁赛，要它参加什么样的分组赛就参加什么样的分组赛，没有丝毫的抗拒，与它对联合国的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态度也是如此，虽然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种种制裁，但还有一些国家变换着花样偷偷着与伊拉克进行某种经济活动和交易，而在足球问题上，从来没有人敢和遭国际足联禁赛的伊拉克队、南斯拉夫队、朝鲜队比过赛。
这并不是说国际足联这个国际组织如何纯洁、公正，事实上它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一样均有偏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最近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欧洲足联主席约翰松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就颇为阴暗、肮脏。国际足联还是联合国的帮凶，1996年欧洲杯赛中本已获取决赛资格的南斯拉夫队，因为有联合国的制裁令，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活生生地剥夺了南斯拉夫参加决赛的资格，后来顶替南斯拉夫队比赛的丹麦队获取这一届欧洲杯的冠军，兵强马壮的南斯拉夫队只能作壁上观。国际足联的绝对权威让人羡慕又让人不可思议。
二、游戏的超越性
是什么原因让国际足联拥有如此说一不二的权威？它没有武力，不能动用军队；它没有经济权利，不能给予参与国很具体的经济实惠。国际足联最有力的杀手锏不过是禁赛，禁止球员参加某种级别或所有的比赛，禁止球队参加某种级别或所有的比赛。禁赛就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伊拉克因为入侵科威特，受到联合国制裁以后民不聊生，但伊拉克并没有向联合国低头，并没有执行联合国的游戏规则。相反，伊拉克人非常在乎自己球队在世界杯赛上的位置，特别遵守国际足联的游戏规则。1993年海湾战争刚刚结束，伊拉克人甚至被剥夺了主场作战的权利，所有的比赛都被安排在美国人的盟友日本举行，而伊拉克人居然也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企图冲进决赛圈。奇怪的是伊拉克人在其他方面一直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为敌，就在足球上、在国际足联面前像一个乖孩子、好学生一样，一点也不调皮。国际足联最大的处罚也就是禁赛，被禁赛对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没有半点妨碍，对伊拉克的政治也没有任何损失，比之联合国的制裁，实在是九牛一毛。不仅伊拉克，其他联合国的“逆臣”们也看重这一毛，虽然马拉多纳屡次向国际足联挑战，但真正响应者寥寥，各国首脑避之如瘟疫，而受国际足联青睐的贝利、贝肯鲍尔、普拉蒂尼等每每出访都能受到各国人的欢迎。唯一给予马拉多纳上宾礼遇的是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而古巴的足球各不见经传。
足球比政治更重要吗？
足球比脸面更重要吗？
游戏有时高于政治——这就是国际足联给予的启示。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说到底是一项游戏，但一项游戏到极点时，像世界杯这种伟大的经典的游戏，就产生了非游戏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性就暗暗滋生。体育是游戏的产物，也会成为政治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屑一顾，却愿意在体育如足球上和西方人按照同一游戏规则同场竞技，也正因为这项游戏本身是空白的意识形态载体，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灌输自己的政治内涵、民族意志，在一些已经被西方意识形态格式化了的国际组织中，你所有的反抗也只能强化它固有的意识形态，而世界杯却是一个可以更新的意识形态载体。1986年的世界杯，正是美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之后，在马岛之战之中阿根廷人虽然击沉了英国人的军舰，但由于军事力量的悬殊，阿根廷最终还是失去了马岛。两国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可谓冤家路窄，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战场上失意的阿根廷人在一代球王马拉多纳的带领下，成功地击败了英格兰，尤其是马拉多纳带球连过英队五人直捣龙门的神奇举动，一扫马岛之战给国人带来的颓气，振奋了阿根廷人的民族自信心。马拉多纳和他的队友因此成为阿根廷心目中的英雄。足球这场游戏带给国民的愉悦和自豪感有时候足以和一些战争相比。
这也正是一些被西方人视为眼中钉的国家，为什么置联合国制裁而不顾却把国际足联的禁令奉为圣旨的原因了。足球的意识形态内容为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各国喜爱它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负面效应能缩小到最小的范围。比如1986年世界杯上的英阿之战，胜利了的阿根廷人趾高气扬，而没能获胜的英格兰人的民族自尊心并没有受到挫伤，英国人知道那只是一场足球赛，并不是一场战争。1998年美国世界杯上，美国人与政治上的宿敌伊朗队在小组赛里相遇了，两个对峙多年的国家用这样的方式交锋，引起了各国媒体的极大关注，最终伊朗人以2：0击败美国队，美国队的队员称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比赛完了以后，两国队员还友好地交换了球衣，甚至有人将此称作美伊关系解冻的契机。
获胜的球队往往获得民族英雄的盛誉，而打败败、被淘汰出局的球队并不会为此而丢国人的脸。今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法国队在小组赛上铩羽而归，阿根廷人流下伤心的泪，法国人也陷于悲痛之中，但没有人因此去怀疑这两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两个国家在政治上也不会失分。同为亚洲球队，韩国队以顽强的意志挺进了四强，无疑在国际上树立了韩国人在世界上的新形象，但沙特队并不因为连吞八蛋就影响它的国家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形象，石油大亨们的富相也不会受大损害。同理，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净输三场、一球未进也丝毫不能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它只是表明中国人的一门体育弱项，中国的体育解说员可以拿乒乓球去和巴西人比，这倒不是阿Q精神，而是就体育而言体育，足球和世界杯是不承担意识形态文化符号功能的。
第四部分 说“第三者”第30节 世界杯与后意识形态空间（2）
这就是足球的奇妙之处，这就是世界杯的超越性。可以说参加世界杯是一项不蚀钱的买卖，赢了，扬国威，振民心，颂民族，输了，只是游戏，只是原本的体育精神，与民族的优劣、国家的兴衰无关。当然，足球承担的意识形态毕竟有某种虚拟，巴西足球称霸全球，并不代表巴西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主流话语，更不是超级大国；相反，最不重视足球运动的美国却是真正的超级大国。
三、“足球党”与红魔强国梦
足球胜利对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的效力有时是无可估量的，作为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的韩国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收获是丰硕的。《足球》报记者郭先春说“本届世界杯带给韩国社会的极大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外交、国民精神等方面带来的巨大变革，则是有目共睹的。和这些成就相比，足球队的成绩反倒显得仅仅像是一个刺激点，其本身的意义只在其次。这届世界杯，让韩国的国家发展计划提前了五年，被认为将让韩国的国家品牌由世界第三十位，一跃而跻身世界前十二位。韩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计划，要让韩国的经济实力借世界杯东风，跻身世界前四强。”郭先春预言：“历史将见证，足球这项游戏，在21世纪初的韩国，促成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世界杯对韩国社会能否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能否促进社会的变革并推进韩国的历史，现在可以预言但不能断言，但此次世界杯委实点燃了韩国人的强国热情，也再次证实世界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以往韩国被不同派的政治家分割，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因而韩国的政治很难拥有统一的号召力，“在我的记忆中，韩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