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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纸上谈兵是一把好手，声称如果交给他一支部队的话，他就能生擒伪齐政权的刘豫父子，然后光复所有失去的国土。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统兵大将都是些笨蛋。
现在，手里有了一支大军，他却只会沿用以文制武的旧习，对诸将傲慢无礼，试图以势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这支军队。殊不知这帮子武夫也根本就没把一个书生放在眼里。郦琼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先和王德死掐，两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赶快派几位大员前去安抚、弹压；吕祉也密奏朝廷，请求光是派大员还不够，必须派大军进驻才行。结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机要秘书泄露给了郦琼。八月八日，郦琼生擒吕祉，随即杀之。然后率领除王德八千人之外的全军四万多人投降了伪齐（26）。
相当于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
岳飞很快收到了来自赵构的手诏，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动。
张浚则受到连珠炮似的弹劾，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皇帝赵构也切齿痛恨，预备把他贬到岭南去。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密约，宋朝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远窜岭表”炎荒之地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将他放到永州闲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从此，这位显赫一时的宰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人试图为他说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时，赵构发狠说：“我宁愿亡国，也绝不再用此人。”（27）
二十五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28）
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或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里，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力的那一根杠杆。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淮西兵变之前几年，在一次讨论中兴大计时，赵构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大臣说：“大家都认为不适宜再给诸大将增兵，我看不尽然。汉高祖打天下时，诸将带兵多达十几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29）
赵构非常清楚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道理。这应该是他准备合兵几路归岳飞指挥的原始动机。
在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韩信对刘邦的评价是：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是高祖成功的关键。遂成为千古定论。在赵构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善将将”来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刘邦。“淮西兵变”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善将兵还是个未知数，大约永远不会有机会证实了；而自己并不善将将，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了。这是他彻底改弦易辙的唯一解释。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30）。
不久，当年五月，赵构与监察御史张戒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张戒对赵构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
赵构说：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可是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张戒说：去年为了一个刘光世，发生了淮西之变。现在就是有好主意，陛下您肯定也不信了。要做这件事，关键是要有策略。
赵构说：我有办法，就是要安抚重用大将们手下的那些将领。
张戒说：您说到根儿上了。收服这些人，大将们就没那么大的势力了。
赵构告诉张戒：也就是一、两年的事儿（31）。
随着赵构心思的转变，一张大网冷冷地张开，罩在了这些领兵将领的头上，什么时候撒下来，他们都在劫难逃。
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很戏剧化，扑朔迷离，经常让人一头雾水。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可能动不动就要一惊一乍地体验那种大喜大悲的感觉。
先是金国发生内讧，掌握大权的几位重臣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早期南侵中最著名的金兵统帅粘罕恚闷而死；《金史》对这位粘罕的评价相当高，称他：“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就连当时南宋的士大夫们也认为此人乃一代雄杰。当年带兵打到山东时，有些士兵要挖孔子墓，他问：“孔子是什么人？”答曰：“古代的大圣人。”他说：“大圣人的墓怎么可以挖？”于是，孔子墓得以保留下来。粘罕是伪齐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据说伪齐的傀儡皇帝刘豫，天生一副小人肚肠，是个很势利眼的人，本来并不是粘罕扶持他坐上儿皇帝宝座的，但是，他看粘罕的权势最大，于是就只买他的账。把支持过没支持过他的其他人都晾在了一边。这些金国文武自然恨得牙根痒痒的。如今，粘罕死了，在金国决策层里分裂成了对宋主和与主战两派。谁知，这两派的人们对伪齐政权的态度却很一致，都认为这个政权太烂，应该废掉。恰在此时，岳飞又玩了一个小花样，结果导致金国三下五除二地废掉了伪齐政权。
岳飞军中俘获了一名金国统帅兀术的间谍，岳飞假装醉酒把他错当成了刘豫的人，大声训斥说：“你家主子说要诱杀金邦四太子，为什么现在还不动手？我今天饶了你，给我带封信回去，告诉刘豫，不能再拖了。”那间谍将错就错地答应了。于是，岳飞写好蜡书，再三嘱咐他小心，千万不可泄露，坏了大事。
四太子兀术拿到这封蜡书，其恼怒可想而知。随后，以起兵南下的名义来到开封，将刘豫父子一一擒获，轻轻地就把一个傀儡国家变成了行省。据说，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到达开封时，刘豫对他说：“我父子尽心竭力，没做对不起上国的事情，请元帅可怜可怜我们。”挞懒回答说：“刘豫呀刘豫，你还不知罪。当年赵家少主子出京，开封百姓夹道痛哭十几里。现在废了你，你看看，京城里没有一个人为你烦恼。做人作到你这个份上，咳！朝廷给你奴婢，还你骨肉，给你和你儿子一人一库钱物，太不错了。知足吧。”
消息传到南宋，人们欢欣鼓舞。赵构相当兴奋，也挺遗憾，觉得在这种时候，国家刚好像是得了重病偏偏又吃错药，弄得衰弱不堪，否则真的可以有所作为。他甚至表示今后要好好经营中原。
然而，随着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的得势，赵构再也不提经营中原的话题了。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六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八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进道贺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他听到这项任命后，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脍炙人口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位同僚问他：“秦相公复相，是天下之福。唯独您老先生闷闷不乐，为什么？”他长叹一声：“奸人相矣，恢复无望啦。”同僚们很不理解，认为他言过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十八年岁月里的情形比仅仅恢复无望可要糟得太多了（32）。
绍兴八年春天，烟雨空蒙。赵构的心境犹如这江南三月的天气，草长莺飞，充满期待，却也不无阴郁。
赵构登上皇位，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弹指间，登上皇位十一年多，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像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十一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四十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十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八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在在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为什么不呢？
平心静气地观察公元1138年春天前后的变幻风云，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一个变化：十一年来，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十个。如今的左右宰相赵鼎与秦桧却都是众所周知的对金主和一派。赵构用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代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忠奸好坏。原因在于宋朝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