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Kerensky），土匪霍尔瓦特（Horvath），谢米诺夫（Semenoff）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
这个表示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不过，说返还中东铁路，同说放弃庚子赔款一样，放弃的都是并不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分子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卡拉汉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路的问题。顾维钧回忆说：
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洲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国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洲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是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个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31页）
顾维钧还说：
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同上书，第348页）
瞿秋白在《晨报》发表的报道《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也反映了苏俄政府的这种态度：
还有许多旧帝国、谢米诺夫、霍尔瓦特及哥尔萨克政府所派在中东路上的职员，他们所代表的旧政府，旧势力已经完全消灭，他们当然失却自己的资格。这般人亦应当及早撤换，另换真代表中东路侨民利益的人物。（1920年12月10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宣言放弃庚款，是为了断绝旧外交官的经济来源。宣言交还中东铁路，是为了同张作霖拉关系，以撤换路局的白俄分子。其实哪有归还铁路的意思。为了争这条路，1929年苏联还出动重兵到中国境内来打了一仗。
还有一个有趣的证据可以证明宣言中关于归还中东铁路那一段话是虚伪的表态。本文所引宣言的译文，是据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六号所附录的文本。我还在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中看到过另一种译文，篇末注明“（载《五四运动文选》第359～362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题注说：“1920年4月间中国报刊公开发表的译文不够准确，本文是根据俄文重译的。”现已查明，这篇新译所据的俄文原本是1958年莫斯科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二卷。我把新旧两种译文对照看了一遍，发现新译本比旧泽本少了一段，少的正好是本节开头引录关于退还中东路的这一段。显然，这是苏联在编印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删掉的。如果我不是在《新青年》上看到这篇据最初发表的原文译出的文本，而仅仅看了这篇重新译出的文件，我就不会知道这篇宣言曾经提出归还中东铁路的问题。这也就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的编纂者所要达到的目的罢。
（六）
本文前面说到越飞1922年来同中国政府作外交谈判这事：“越飞来了，又走了，至于条约呢，依然如故。”这当然是人人都看见了的历史上的事实。还有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无法看见的事实，就是越飞本人的意见同任命他为外交代表的苏俄政府的意见并不相同。从解密的档案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时间是1922年8月31日。会议决定发给越飞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引者注：即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原注：显然是指放弃所谓庚子赔款中的俄国份额），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关于同日本谈判的问题，中央同意您的建议，即从法律角度据理力争，但不搞最后通牒。
中央书记斯大林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原来对华宣言中所作的种种许诺，例如放弃中东铁路的特权，放弃庚子赔款等等，实际上都一笔勾销了。越飞这位谈判代表所得到的授权是，不能以这两篇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很觉得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卡拉汉、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11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被托洛茨基称为“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越飞无法赞同这样的政策。他是在1927年自杀身亡的。他在这信中的一些话竟成了很准确的预言，苏俄在对外政策方面同一般的帝国主义不再有什么区别了。后来毛泽东称他们为新沙皇，是很恰当的。他们在1922年不再承认对华宣言的时候，就已经是新沙皇了。可悲的是，那时，甚至那时以后很长时间，中国人还在宣传这宣言，赞美这宣言。毛泽东揭露新沙皇，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一大贡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朱正：《饿乡纪程》中一掌故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记下了他作为《晨报》记者于1920年冬至1921年初前往苏俄采访时旅途中的情形。他是12月18日到达赤塔的。在这里，他访问了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书中记下了访谈的内容：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6页）
这里说的“红胡子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在1921年1月1日写的通讯报道《旅俄华侨问题》（载1月14日《晨报》，署名秋白）要说得清楚具体一点。这篇报道说：
原来中国商人、商会、领事馆都备有手枪及军械，本为自卫起见，而且都有旧俄政府发给的执照。远东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人所有手枪执照，都呈缴内务部。谁知道正在这时有二个中国人，一叫连柯，一叫赵永禄，从莫斯科来，他们已入共产党，来到赤塔要和此地华侨联合会联络。华侨联合会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匪类，从中国逃出来的，所以不答应他们。他们于是另招一班在此的小偷、胡匪等人组织一个中国工人联合会，来和华侨联合会为难。远东内务部却偏信他们，从此对待华侨联合会的态度大不如前。（《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162页）
赵永禄这人，却是在苏共中央档案中留下了姓名的。B。乌斯基诺夫的《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1918…1920年）》一文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写成的，其中说到：
1920年6月，在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华工共产党党团提出建立中央机关的决议案。6月25日即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成立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次日，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华工共产党党团致函列宁，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中国工农得解放的一天终将到来，那时，五万万中国劳苦大众将同俄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成为苏俄境内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唯一中央机关。该局设在莫斯科，并和俄共（布）中央密切合作。
为领导党组织，还建立了地方局，地方局跟俄共（布）委员会协同工作。例如，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下面设立了这样的组织局。领导该局的是共产党员赵永禄。（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0…411页）
从瞿秋白写的通讯报道中，人们可以知道赵永禄这人的点滴情况，像这样的人，也要用来做华人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也可以看出苏共急于建立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迫不及待的心情。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可以叫他发表致敬的函电，捧场的文章，使自己产生一种在世界上并未陷于孤立境地的感觉，可是他们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更不能发挥什么影响和作用，大约不久就被抛弃了。前些年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中发现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件：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Б。З。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M。B。利别茨基的信中说：
中国的工作。中国工作的进程是：工作重心已经移到中国国内的一些地方，不得不指出，我们这里存在的那个中国共产党主义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威信，起不了任何作用，其成员也没有工作能力。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掌握着四种周刊，其中的《共产党》是起领导作用的，还有两家报纸。（引自俄国K。B。石克强整理、李玉贞译《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见《百年潮》2001年12月号，第57…58页）
就在就近起用赵永禄的前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魏金斯基却有了重大收获。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文中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他来到北京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他与我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在北大，魏金斯基还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张申府《所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李大钊，陈独秀，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者，文化思想界耀眼的明星，远不是赵永禄之流可比的。有了他们愿意出面来建党，当然工作重心就到了中国国内。就在舒米亚茨基写这信后半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赵永禄也就成了中共史前史上的一个人名。
舒米亚茨基说《共产党》是周刊，却说错了。李达主编的这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是月刊，有时还不能按期出版。
（原载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朱正：柏烈伟这人
柏烈伟（C。A。ПoЛeВoй），也有译做柏烈威或者鲍立维的。俄国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师。
我是最初从鲁迅致李霁野、致台静农的信中看到这人的名字的。他托李霁野向在广州的鲁迅提出翻译《阿Q正传》的要求。鲁迅1927年2月21日复李霁野的信中说：
柏烈威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0页）
柏烈伟还为他计划中的译本索取了的相片。鲁迅4月9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或用陶君（引者注：陶元庆）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同上，第29页）
《阿Q正传》之外，柏烈伟还要翻译鲁迅的其他小说。他通过李霁征求鲁迅对选目的意见。1929年3月22日鲁迅复李霁影的信中说：
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同上，第154页）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