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占领的。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苏联把三国外长请到莫斯科，警告他们如果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办，就休想回去。这三国的政治体制同苏联的体制完全不同，要想把苏联的体制强加给它们，谈何容易。苏斯洛夫要办的就是这件难办的事。
立陶宛并入苏联后很快又被德国占领，没经过“苏维埃化”。再加上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很难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许多知识分子1940年后纷纷迁居国外，留在国内的看到德国法西斯对祖国的蹂躏，以及苏联红军把他们赶出立陶宛，对苏联的看法逐渐转变，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政权上，并想为重建祖国出把力。然而苏斯洛夫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把他们当成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把他们从各种岗位上撤下来，不让他们担任任何工作，有的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1944年底到1946年春天，根据苏斯洛夫的请求，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抽调六千多名干部，接替立陶宛人的工作。这种做法更加剧了立陶宛人民同苏维埃政权的矛盾。苏斯洛夫解决一切矛盾所使用的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暴力。立陶宛作家博卢塔经过普列奈市时，看见被处死的“林中兄弟”暴尸广场，受到极大刺激。博卢塔在作家会议上用拳头击桌子，抗议苏斯洛夫所推行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政策，并公开嘲笑那些歌颂“领袖和导师”的肉麻的诗。博卢塔被人告发了，立即被逮捕。许多作家上书苏斯洛夫，要求赦免博卢塔，但苏斯洛夫置之不理。苏斯洛夫迫害立陶宛教师、作家、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等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但这些人中国读者多不熟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苏斯洛夫在立陶宛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遭到立陶宛人的激烈反抗。出现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组织“林中兄弟”。这个组织成分复杂，有同德国人合作过的人，有富裕农民，有战争时期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当然还有勤劳耕作的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也被剥夺了。他们组成小分队，四处出击，打完便躲进森林，故称为“林中兄弟”。立陶宛联共（布）中央书记斯涅奇库斯提出同“林中兄弟”对话，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便保证他们生命安全，以便分化瓦解这个组织，但遭到苏斯洛夫的拒绝。苏斯洛夫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这时，苏斯洛夫大权在握，当地驻军和内务部的部队都归他统辖。他不仅要消灭“林中兄弟”，连同他们接触过的人也不放过。一位医生因替受伤的“林中兄弟”治疗便被判处徒刑。苏斯洛夫终于消灭了“林中兄弟”，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被打死，大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斯洛夫的这种做法正合斯大林的心意，所以1946年他返回莫斯科后，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六大书记之一。其余五位是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波波夫和库兹涅佐夫。
（五）
苏斯洛夫同日丹诺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实际上，他只是日丹诺夫的助手。日丹诺夫看不起苏斯洛夫，认为他根本不是理论家，缺乏文化修养。1947年的一天，担任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的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来找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李森科又赶走某位院士，并侮辱了另一位院士，不能再让他横行霸道了。谢皮洛夫让小日丹诺夫在全国宣传员进修班上揭穿李森科的伪学者面目。没想到，李森科得知后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偷听。一两天后，斯大林突然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斯大林一脸怒气，质问在场的人，谁批准小日丹诺夫作报告的。大家都不说话。苏斯洛夫是宣传鼓动部部长，说不是他批准的。谢皮洛夫说是他批准的。斯大林开始骂谢皮洛夫，问他知道不知道，苏联农业全靠李森科一个人支撑着。“这样不行。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批评李森科。”斯大林说，“要严厉惩罚老日丹诺夫和谢皮洛夫。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斯大林说完就忘了，老小日丹诺夫都没受到惩罚，这时，小日丹诺夫还是斯大林的女婿呢。自此，日丹诺夫便不再理睬苏斯洛夫了（丘耶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访谈录》）。苏斯洛夫还得罪了另一位书记马林科夫。大概因为苏斯洛夫在立陶宛主持工作时，没搞掉马林科夫的对头、立陶宛书记斯涅奇库斯。苏斯洛夫离开立陶宛后，马林科夫又派了一个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代表团到立陶宛调查斯涅奇库斯，代表团仍未调查出斯涅奇库斯什么问题来，气得马林科夫直跺脚。
1948年8月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全国意识形态工作。此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同苏斯洛夫有关。1949年全国展开反对世界主义运动，从戏剧评论开刀，后扩展到整个学术界和科学界，都是苏斯洛夫领导的。法捷耶夫等人不过是木偶，苏斯洛夫是幕后的牵线人。作家格罗斯曼因小说《生存与命运》受到残酷的迫害。1961年手稿被没收，格罗斯曼万般无奈，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归还手稿。苏斯洛夫接见了他，谈了将近三个小时。苏斯洛夫夸奖格罗斯曼给中央第一书记写信的勇气，说党和国家对他写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斯杰潘·科利丘金》和其他军事题材的小说和特写给予很高的评价。“至于《生存与命运》”，苏斯洛夫说，“我本人没读过，但我的两位顾问读了，他们都是文学的行家里手，我信任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结论出版这部小说会给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带来危害。”接着，苏斯洛夫问格罗斯曼靠什么生活，格罗斯曼回答靠翻译亚美尼亚作品为生。苏斯洛夫表示同情，并指示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格罗斯曼五卷集，当然不收入《生存与命运》。格罗斯曼要求退还《生存与命运》的手稿，苏斯洛夫回答道：“不行，不能退还，我们给您出五卷集，可这部小说您连想都不用想。两三百年之后也许能出版。”格罗斯曼编好五卷集，但没人给他出版。苏斯洛夫为了宽慰他，开了空头支票。（利普金：《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这是苏斯洛夫惯用的手法。他接见格罗斯曼是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而对大批来信从不答复。
萨哈罗夫院士在《回忆》（《旗》）中谈到他同苏斯洛夫的一次会面。“1957年末，年轻的理论力学家巴伦博拉特找我求援，他父亲，著名的内分泌医生，被捕了。罪行是医生向病人讲过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的绯闻，有人告发了。但告发的并不是病人，而是他的要好同事。我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委派苏斯洛夫处理这件事。几天后，苏斯洛夫接见了我。我们对坐在一张小桌前。苏斯洛夫说认识我很高兴，‘您是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巴伦博拉特医生，我坚信不应给予他刑事处分。他是个诚实的人，优秀的医生。’‘我看了他的材料’，苏斯洛夫说，‘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他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他家里搜查出三十万卢布（旧币），可他却在学生食堂吃通心粉。’我听出苏斯洛夫话里的弦外之音，但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堂堂大国首脑岂怕几句流言？巴伦博拉特医生在战争中表现得很好。他的几句话同他的战功相比算不了什么。苏斯洛夫总重复一句话：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巴伦博拉特医生被判了两年徒刑，但一年后就释放了。”议论领导人的私生活就判处徒刑，看来可怕，但比起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进步了。苏斯洛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竭力维护赫鲁晓夫的威望，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赫鲁晓夫越走越远，苏斯洛夫已经跟不上了。1962年，赫鲁晓夫突然任命伊利切夫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大大削弱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苏斯洛夫为了阻止赫鲁晓夫的步伐，恢复自己的权势，导演了一出“练马场闹剧”。
莫斯科革新派画家在练马场举行画展。参展的六十位画家都出自别柳京画室。别柳金在《赫鲁晓夫与练马场》中回忆道：“‘头头在哪儿，别柳京先生在哪儿？，赫鲁晓夫问道。柯西金、波利扬斯基、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谢列平、伊利切夫和阿朱别伊的头都转向我。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地下’状态。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做的一切成为公开的事实，为了确认这个事实，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过去沙皇的马厩前。一群身着黑色西装的人沿楼梯走上来，我们站在楼梯口。我们约三十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很多人蓄浓须，留长发，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上来时，我们向他们鼓掌。‘谢谢’，赫鲁晓夫说‘，他们说’，他用手在背后挥了一下，‘你们这里的画很差劲。’我耸了耸肩膀，打开我们各各地（耶稣蒙难处）的大门，赫鲁晓夫停住了。耀眼的灯光照耀着挂在墙上的风景画、肖像画和其他油画。在强烈的灯光下，油画的色彩和构图极具表现力。我为了挑选画，两天两夜没睡觉，想把画展办得好懂一些。抽象派作品挂在另一展厅的角落里。有的画赫鲁晓夫也许喜欢，他便多停留一会。他因为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很恼火，脸色马上变得阴森可怕。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本来可以消除赫鲁晓夫的怒火，但他没想到这一点，而苏斯洛夫却想到如何激怒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大谈画家们故意画这些丑八怪、谁也不需要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并解释人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赫鲁晓夫走到梅奇尼科夫的油画《各各地》前，提高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玩意？你们是男子汉还是该诅咒的鸡奸犯？你们怎么能这样画？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是谁画的？’梅奇尼科夫走过来，他是退役的海军上尉，沉着冷静。赫鲁晓夫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这是他向每个人都提的问题），他尊敬不尊敬父亲。画家回答记得父亲，当然尊敬他。‘他怎么看待你画的画？’‘他很喜欢。’另一位画家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画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们在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别柳京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在画布上，我们非常感谢他。’‘好吧，现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他讲解绘画艺术，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一场风暴可能过去了。但这时，苏斯洛夫低下头，对着赫鲁晓夫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看了看我平静的脸，突然爆炸了：‘你说什么？这怎么会是克里姆林宫呢？这是对它的嘲笑。墙上的雉堞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太笼统和无法理解了。别柳京，你听着，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对你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苏联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苏斯洛夫转过身来，指着米罗诺夫画的沃利斯克风景画问道：‘这表现的是什么？’‘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产水泥的城市，那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灰色粉末，可人们仍然出色地工作，仿佛没注意到粉末。’‘你怎么说有粉末呢！你到过沃利斯克没有？’苏斯洛夫喊起来。‘这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我回答道，‘您可以调查嘛。’‘那里干活的人都穿白大褂！干净极了。’苏斯洛夫继续喊道。白大褂…我记得那座灰色城市，树都蔫了。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尘。‘这是什么工厂？画的是《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是吧？怎么那么多烟筒？这个工厂只有四根烟筒。’苏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装作愤怒，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这些画不仅差劲，还丑化苏联工业。‘这跟烟筒有什么关系？画家画这个城市时，为了加强印象，有权多画几根烟筒。’我顶撞道。‘你们这样看，可我们认为他无权这样画。’苏斯洛夫继续说。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同我的辩论感到厌倦，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涅伊兹韦斯内（赫鲁晓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兹韦斯内回忆道：‘赫鲁晓夫对我吼叫起来，说我白白浪费人民的钱，塑造出来一堆大粪，我则指责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辩论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处境，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员，不是评论家，缺乏应有的美学知识…我对他说，这种挑唆不仅针对知识分子和自由化，还针对他本人…”（《各民族友谊》）画家没提到站在他们旁边的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却记住了他。1976年涅伊兹韦斯内申请出国，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了，但他仍无法出国，因为苏斯洛夫反对，苏斯洛夫要把他在国内折磨死。
苏斯洛夫一贯仇视《新世界》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反对个人迷信，呼唤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思想活跃，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的方针，发表大量揭发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同那些粉饰生活的作品做坚决的斗争。《新世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激进、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进步知识分子的营垒。而这正是苏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同极权体制熔铸在一起。他迷醉于陈腐的教条，不接受任何鲜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脚踢开，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非等闲之辈，是苏联有影响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法轻易免除他主编的职务。苏斯洛夫对《新世界》采取全面围剿的策略。《星火》杂志发表《十一人的来信》，猛烈批评《新世界》给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真理报》等大报发表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们致编辑部的信，谴责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转述西蒙诺夫的话，不久前杰米切夫（党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讲过一次话。他回答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同他斗争，抵消他的影响。’另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对待《新世界》？’‘这件事比较棘手’，杰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协第一书记费定是编委；其次，这个杂志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