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旨意刚下，第二天礼部尚书于慎行（字可远，山东东阿人）便上奏疏说，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东宫的大事，是臣礼部的职掌，如果臣等不言，那便是有罪，请速决大计。这下把万历帝惹毛了，心想昨天我刚刚许诺按长幼伦序，你立刻上疏催促我，这不存心和老子过不去么？于是降旨说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发薪水三个月。
堂堂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礼部尚书被罚，内阁大臣不能坐视不管。当时内阁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南直隶的同乡全在家休病假，只剩下资历最浅的王家屏（字忠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在守摊，他替于尚书求情，皇帝得给他一个面子呀，派太监告诉他：如果廷臣不再上奏烦扰，准备明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若再有人提这事，那就等到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此年皇长子虚岁九岁。
这就等于万历帝拿自己朱家皇位传承的大事，和廷臣们赌气。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怎么办。皇帝，发起了小孩子脾气。
王家屏这位老西可不像申时行那样圆滑，他知道皇帝是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出尔反尔，便说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示来年册立，而且当仁不让地为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不相信皇上，让皇帝写保证书，皇上能高兴么，自然不答应这个要求。王家屏于是干脆把皇帝的口头保证告诉外廷群臣，心想这下皇上你不写保证书，我让大伙儿都来作证，到时休想抵赖。
皇帝本来是想把私下里把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再说。这下痛恨王家屏把自己架到炉火上烧烤，责问他为什么把给你一人说的话泄漏。王家屏回答得非常堂皇：如此事关祖宗社稷大事，哪能臣一人能定下来的？皇上又重罚了许多上疏请求册立的臣子，臣如果不能将皇帝许诺明年册立的德音传达给众臣，来冰释大伙的疑惑，就会被众人误解诋毁。——意思是说我这样也是为了大明江山，不得已为之。
碰到这样的大臣，皇帝还真没办法。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当首辅，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在清算张居正时，万历帝和多数廷臣的态度一致，因此申时行还能玩得转。可到了争国本时，皇帝和多数廷臣对立，势若水火，以“调和鼎镬”为己任的宰相如何能调和得了？首辅变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众臣们都还惦记着前一年皇帝说过二十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的话，到了万历十九年八月，看到还没啥动静，知道皇帝又在糊弄兄弟们了，于是大伙儿想提醒皇帝信守诺言，但害怕话说得太直惹怒皇帝。一位工部主事——六品小官张有德，想出一招巧妙地提起册立这个皇帝最烦的话题。他上疏请示如何准备册立的仪注，这理由很充分，因为重大典礼的仪注都归工部准备，当然得事先造预算、置办设备，怎能临渴掘井。万历帝便说臣工又故意用册立的话题烦扰他，于是就以上年的旨意为由：若有人再提此事，册立就往后推迟。命令册立再延期一年，并将张主事罚俸。
此时王锡爵已经以老母在堂需要奉养为由，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窝。还剩下三位内阁大臣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联名上疏请皇帝来年春天册立太子。当时申时行生病告假，但次辅许国将他的名字列在首位。神宗看完奏疏很不高兴，问申时行，你怎么也和那些激扰的小臣一样？申时行便给皇帝写了一道密奏解释说：“臣当时告假，事先不知道这事，圣上主意已定，张有德不明大计，望皇上亲自裁定，不要因小臣误了大典。”皇帝一看，觉得首辅体谅自己，很高兴，将密奏和其他奏本一起交给礼部。——皇帝批示臣下的奏疏，一定要交给分管部门归档保管，但密奏不在此列。万历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他此举也许故意让外面的廷臣看看首辅是何等地体谅皇帝，你们得以他为榜样。
这下可给申时行带来莫大的麻烦。以找茬为职业的礼科给事中罗大纮如获至宝，他上疏弹劾申时行，“申时行表面上附和众臣请求册立之议，暗中却与宫内交通合谋。”这就等于说堂堂首辅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那时候小臣特别是言官选择弹劾对象，官越大越过瘾，如果大官被自己弹劾辞职了，那么就在官场上扬名立万了；如果因此受到处罚，也就成为不畏权势的英雄人物。一个用钱买了个中书舍人——秘书局秘书的安徽人黄正宾，正想找件大事博出位，来争取被官场主流接纳，因为在重科举的明代，捐官者根本被人瞧不起。于是他也跟着上疏诋毁申时行。万历帝便将黄正宾廷杖，与罗大纮一起贬斥为民，这一赌他赌输了，买官的银子算是白花了，人家科举出身的被斥为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受够了夹板气的申时行心灰意冷。他处在这个位置，不能像小臣一样直接和皇帝对立，小臣这样做可以邀名买直，而首辅处理不好和皇帝关系，那朝政就会乱套；可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又不能为了取悦皇帝，而背叛这个集团，否则将身败名裂，连子孙也跟着挨骂。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挂冠而去，数次上疏请求退休，终于被批准。而擅作主张将申时行列在联名奏疏首位的内阁二把手许国，也没法呆下去了，请求退休回家。现在，内阁中的老人只剩下王家屏做了首辅，另外补充了张位、赵志皋两位新人入阁。因争国本使内阁大换血，其引发的政治地震不亚于现代国家内阁集体辞职。
缺了太极拳高手申时行的内阁，更没办法处理越来越剧烈的君臣矛盾。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因争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我以为到了后来，对万历帝而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让大儿子或是三儿子当皇帝了，他明白长子继承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结局。但他不能轻易向文臣们地头，你想呀，堂堂的皇上在文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就范，对于万历帝这样一个敏感而固执的人来说，多么痛苦。所以到了后来，事态越来越演变为赌气而较劲，一根筋的皇帝遇上一根筋的群臣们，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
僵局总得需要人打破，万历十九年工部主事张有德的迂回战术已经碰壁了，但有人再想出新招。二十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礼部监察局局长）李献可偕同六科言官向皇帝上疏建议“豫教元子。”也就是说让皇长子正式出阁读书。皇子读书可不像普通子弟上学，随便找个私塾就行，太子和一般皇子地位不一样，其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太子，那么请的师傅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教导他的不仅仅是识字明理，而重点是教导怎样做一个皇帝，也就是说，对太子的教育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二为一，就如当年万历帝自己被立为储君后，他老爸找了十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教师团。
李献可的奏疏说得委婉而有理，他认为皇长子十一岁了，豫教的典礼应当在早春举行。内廷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也有近侍辅导，但内廷的幽闭比不上外朝的清肃；内臣的忠臣比不上少师、少保的尊严。
万历帝是何等精明的人，一下子就看出李献可暗藏的玄机，如果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就必定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就是等于宣布他是储君了。
哼哼，小小的花招哪瞒得过朕？万历帝不能直接斥责李献可的奏疏荒谬，因为人家说得太堂皇了。皇帝便挑出一个笔误，李的奏疏中将“弘治”年号写成“弘洪”，照理说，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将先帝的年号写错，确实不应该。于是批示，以“侮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一级，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疏的言官每人扣发半年工资。
这处罚需要内阁去办理，可首辅王家屏可不像申时行，他认为李献可做得没错，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把皇帝这道批示驳回。这实在太不给万岁爷的面子了。在唐宋时，明确设立了宰相，并规定皇帝的诏书必须有宰相副署才能生效，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宰相）不能为敕。宋太宗时想任命一个官员，宰相不副署，他都不能堂堂正正用朱笔批示，只能“墨敕斜封”违法任命。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内阁名义上只是皇帝顾问，自然没有副署的法定权力，但嘉靖以后，内阁权力日大，顾问变成了真宰相，但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很罕见。而且王家屏随后托病请假，不理政务。
紧接着，大学士赵志皋、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右给事中舒弘绪、陈尚象、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以及十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上疏为李献可鸣不平，尤其是孟养浩更是指责皇帝不守信用，说话不算话，是罪一人而失去天下人之心。这就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叫骂了，万历帝面对这样的文臣，只剩下一个办法应对：廷杖。孟养浩被廷杖后罢职为民，其他官员各有处罚。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1）
言官们激烈地反对自己，万历帝并不惊奇，他伤心的是作为首辅的王家屏也动辄撂挑子，给自己难堪，于是派太监上王家训斥他不顾大局，让他尽快回朝办公。可驴脾气的王家屏就是不理皇帝的要求，一再上疏请求退休。万历帝没办法，总不能按着牛头强迫其河水，只得照准。在细节上万历帝做得比较漂亮，虽然恼火王家屏的行为，但还是派官员用公费护送他回山西老家。
只要进了内阁，就得代表文官集团说话，否则就可能有张居正那样的下场，因此被皇帝特恩批准不经廷推——即吏部主持公开讨论候选人进内阁的次辅张位，想到的不是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而是和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三番五次上疏要求万历帝早日册封，行豫教礼。
万历帝真是伤心，提拔的人没一个为自己排忧解难，太令人失望了，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锡爵，坐上了他同年兼同乡申时行坐过的首辅位子。王锡爵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低估了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
因为皇帝曾答应在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东宫大典，深知万历帝在这一问题容易反复的王锡爵，写了封密奏给皇帝，敦促此事。谁知皇帝回复他的手谕，耍了一个花样，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解决办法。
所谓“待嫡”，就是说根据祖制，有皇后所生的嫡子则立嫡，皇后没有生育儿子就立长子。如果现在将长子立为太子，日后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不如先将皇长子和三子、五子（次子、四子已夭折）一起封为藩王。如果以后皇后生不出儿子，自然由长子承继大位。
因为当时皇后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皇帝这次“迂回战术”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王锡爵一看皇帝的手谕，大为惊恐。他太了解皇帝这样说无非是找托辞，压根儿就是他不愿意痛痛快快让老大做太子。万历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这也很正常，和皇后的结合，多是“包办婚姻”，所选择的皇后一般是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要母仪天下么，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比女性魅力，恐怕皇后是最没有竞争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和这样的大老婆睡觉。明朝朱元璋以后，皇后生育儿子的只有孝宗的张后，所生的是那个荒唐透顶的正德皇帝。孝宗是个遵循“一夫一妻”的好丈夫，不近其他女色。这说起来是个好品德，但同样不免被后来的文臣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祖宗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孝宗多临幸其他嫔妃，就可能多生几个儿子。如此的话即使后来正德死后，没有儿子，也有亲弟弟即位，不至于将远在湖北的藩王儿子——后来的嘉靖接到北京坐龙椅，也就不会有“大礼议”那档子搅得朝局乱成一团的事情了。反正，皇帝怎样做，文臣都有说辞。
于是，“三王并封”的圣谕颁发到礼部，而整个朝廷立刻像炸了窝一样！
王锡爵为官以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当年因张居正夺情事件，翰林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正执掌翰林院的王锡爵找到权势赫赫的张居正，为自己的学生求情。此番皇帝出了个“待嫡”的馊主意，他竟然没能尽力反对，不用说和刚离职的首辅王家屏相比，就是他那位同年老乡申时行，看起来柔顺，而在立太子这件大事上毫不含糊，宁愿辞官也不无原则地顺从万历帝。大约王锡爵看到万历帝为册立东宫的大事，连续两任首辅都不为皇帝说话，自己再那样干，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先顺从皇帝，日后再慢慢斡旋。
廷臣们本来对皇帝册立东宫之事一拖再拖很不满，这下竟然等出了这样的结果。以往皇帝只是搪塞，推迟册立，但总给个时间表，现在竟然要将皇长子封为普通的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儿子，这就更没谱了。在大臣们看来，大伙儿被皇帝当猴耍了，于是舆情激荡，反对声不绝入耳。
光禄寺丞（从六品）朱维京上疏说皇帝“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更加直白激烈，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现在竟然要待嫡，质问皇帝：“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并且讽刺皇帝，说古代帝王后宫没有偏爱，因此皇后多嗣，我朝以来，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而且拿万历帝本人举例，因为万历也是庶出，王如坚反问万历帝，当年陛下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万历的同母弟弟）一起册封为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子呢？——那言外之意是：皇帝自己不喜欢皇后，所以才没有嫡子，如果多和皇后过夫妻生活，嫡子也许早生了，还要等到立皇后十五年后再生儿子？这几乎是指责皇帝的私生活了。皇帝没办法，处罚了两位廷臣后，后来还下了道旨意解释自己和皇后的关系好起来了，说去年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何朕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生嫡子不是没可能。连和皇后之间的夫妻私生活也要向大臣说明，恐怕只有明代的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