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担忧的是害怕波兰退出华沙条约。
当时确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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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做。但哥穆尔卡的愿望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他向苏方表示，同苏联相比，华沙条约更符合波兰的利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更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哥穆尔卡还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这之后赫鲁晓夫等人的一切疑虑才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在波党政治局的组成问题上让步。
翌日凌晨苏共代表团离华沙回国，双方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继续会谈。
10月20日，八中全会复会。
首先由萨瓦茨基介绍同苏共代表团谈判经过。接着由哥穆尔卡发表纲领性的讲话。他的这次历史性讲话是通过电台直接向全国转播的。波兰人民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讲话。
哥穆尔卡以惊人的自我克制和不带任何个人恩怨发言，冷静地分析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弊端。他赞扬六年计划在国家工业化方面的成就。但他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靠的是粗放的办法，即扩大就业，加班加点，而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他指出，花了巨额资金建设起来的新工厂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机器设备迄今根本未被利用。出现了流通的货币过多而商品供应不足的危险现象。这种错误政策，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农业问题，他特别反对忽视农业，尤其是私人经营的农业。
他反对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他指出：“从1949年开始，也就是在过去六年中，党发动了争取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个时期里成立了大约1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大约占6％。
……在我国的情况下，正如每一个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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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土地可供利用的国家的情况一样，农村政策的特点应该是不断努力加紧农业生产。要使波兰能够靠本国的资源来养活本国的人民，只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每一公顷土地的农业产量。“
①他指出，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有国家补助，但他们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个体农业。
哥穆尔卡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其他弊病（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等）及其恶果，提出了调整工业结构、改善企业管理、下放管理权限和企业自治、成立工人委员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超产奖励等建议。
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苏）关系时，哥穆尔卡说，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相互信任、权利平等和互相援助的原则之上。
围绕着哥穆尔卡的讲话，全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会对主管公安工作的贝尔曼和主管经济工作的明兹再次进行了批评。
10月21日，八中全会根据哥穆尔卡的讲话，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
八中全会采取差额和秘密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新的政治局由9人组成。罗科索夫斯基在选举中落选。他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他的落选和哥穆尔卡当选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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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书记，意味着纳托林派和苏联干涉的失败。
八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被称为“十月的春天”。
八中全会后，波兰党和政府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法纪，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共释放了700名政治犯。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其中有国家军、农民营、人民军和在西方参战的波兰官兵，还有各方面的政治家以及因“右倾民族主义”而受牵连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干部，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主管公安工作的原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被开除出党，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第10厅厅长罗姆科夫斯基等十几名高级官员被判刑。
波兰党和政府调整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
在贝鲁特时期，由于执行左倾政策，国家和教会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在1943年9月被捕。
1946年10月，维辛斯基恢复自由，回到华沙，重新履行红衣主教职务。
12月，国家同教会签订了关于国家同教会关系的补充议定书，使国家同教会的关系重新正常化。
波苏关系在波兰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波苏关系的不平等状况，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调整波苏关系刻不容缓。八中全会后，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和一批苏联军官返回苏联，由斯彼哈尔斯基接替国防部长职务。
1946年11月14日至18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称，波苏两国的联盟“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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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
①双方清理了若干财政帐目，波方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取消波兰欠苏联4亿美元的债务；波兰停止向苏联廉价供应煤；1947年波兰将得到苏联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和140万吨谷物。双方还就驻波苏军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1947年4月14日至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九中全会。
哥穆尔卡作了《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重新阐述了“波兰道路”
，把它归结为三个内容：第一是工人委员会。它是一种工人民主形式，主要在生产和企业管理方面实行工人民主和工人自治；第二是人民会议和议会。波兰具有400多年的议会民主传统，人民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自从推行苏联模式以后，权力中心从议会转到党和政府，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议会成为“橡皮图章”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哥穆尔卡把扩大地方各级人民会议和议会的权力，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环节，使议会成为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第三是农民自治。哥穆尔卡反对突击方式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八中全会后，原有的997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只剩下1934个，到1947年减少到1400个。在波兰农村中，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根据哥穆尔卡的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最重要的任务的决议》。
从二届八中全会到1949年，波兰党和政府开始了经济体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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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中央权力，实行非集权化，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提高议会和地方人民会议的作用。
1947年1月20日，波兰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
新选举法规定：议员的候选人可以超过应当选议员的40％。参加选举的选民达94％以上。在168300多个选民中，有164630多个选民（占984％）选举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B民主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组织等组成的民族统一阵线的候选人。这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路线的支持和信任。在448名议员中，波兰统一工人党238名，统一农民党14名，民主党41名，无党派人士64名。
1947年2月20日，第二届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统一农民党副主席切。维策赫为议会议长，选举亚。萨瓦茨基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任命约。西伦凯维兹为部长会议主席。
第二届议会于1947年7月12日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46～1960）的主要指标：国民收入增长46％，职工实际工资增长23％，农业生产增长23％，工业生产增长496％。
鉴B于六年计划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的困难，五年计划把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改善居民物质状况作为主要任务。
五年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年（1946～1948）为第一阶段，后二年（1949～1960）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里，政府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对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投资。
1946～1948年三年的积累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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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312％下降为208％、227％和226％。三年里B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4％。在第二阶段里，国家又在重工业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积累率开始回升，1949年和1960年的积累率分别为231％和242％。
1960年的工资基金比194B年增加63％，达到1320亿兹罗提。
矿工、钢铁工人的工资增加得最多，一部分低工资的职工提高了工资，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有很大提高。在这五年里，日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增加得最快。
电视机从22万台增加到171万台，洗衣机B从28万台增加到43万台，电冰箱从3400台增加到3670B台。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绝大多数项目都完成了任务，是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得比较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增长了496％、即超额完成10％的任务。
1960年煤的产量突破1亿B吨，钢的产量达到668万吨。
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9％。
农业生产增长了20％。由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消灭了所有荒地。
有44万农户参加了农业小组。
农业小组成为拥有农业基金和农业机器的农民自治组织。
1960年左右，当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完成了从多种所有制向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和建成了“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波兰还存在着大量的个体经济（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
，社会主义成份在国民收入中仅占68％，因而被苏联等社会主义邻国视为“修正主义”而显得十分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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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从十月方针后退，放弃“波兰道路”
哥穆尔卡的改革遭到国内外保守力量的攻击。国内的教条主义者批评哥穆尔卡背叛共产主义，具有“铁托主义”倾向。少数修正主义者则要求“绝对民主”
、“充分自由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1947年7月发出警告，他说：“我们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打着所谓‘民族特点’的招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国际联系的企图；我们也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打着所谓扩大民主的招牌，破坏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的企图。”
在内外反对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哥穆尔卡退却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3月10日至19日在华沙召开。哥穆尔卡在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他的报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形势。他谴责“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目前正力图利用西柏林问题来加剧战争的倾向”。
他猛烈抨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修正主义纲领”
，表示波兰统一工人党“毫不动摇地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同苏联的兄弟友谊和牢不可破的同盟。”众所周知，在1948年的苏南冲突中，哥穆尔卡曾企图充当调解人，并因此被斥为“铁托分子”
，而在1948年的苏南意识形态冲突中则完全站在苏联一边。第二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任务。
他提出了1961～1964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把发展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恢复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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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在经济管理方面，他强调“应加强一长领导和一长负责的原则”
，恢复了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名存实亡。
第三部分是国内政治形势。
他要求1948年建立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为提高生产和经济效益、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第四部分是党的思想工作。他指出：“在目前阶段，修正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
①在他的长篇报告里，再也见不到“波兰道路”的字样。人们有理由相信，哥穆尔卡已经从十月方针后退，放弃“波兰道路”。
代表大会还听取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所作的《1949～1964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奥哈布所作的《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萨姆布罗夫斯基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的基本政治任务的决议》、《关于1949～1964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发展指示的决议》、《关于党的农村政策指示的决议》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章》。
《关于党的基本政治任务的决议》，撤销了1948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
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组成了由12人组成的政治局。哥穆尔卡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贯彻二届八中全会路线的时期。
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年版，第101、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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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匈牙利探索发展道路的曲折历程
第一节 拉科西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
解放初期，匈牙利共产党在领导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1949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本国具体情况，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