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胡萨克，1913年出生于斯洛伐克，是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领导人之一。
1946～1940年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1949～1941年为捷共中央委员，1941年，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3年平反，恢复党籍。
1963～1968年在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工作。
1968年任捷政府副总理，1968～1969年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最先支持杜布切克改革的领导人之一。
1968年1月12日，他在斯洛伐克《文化生活》杂志上撰文，称赞杜布切克上台时的讲话“具有纲领性”
，表示“热烈支持和欢迎”。胡萨克还写道，“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份”
，“1968年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的民主改革”给人们“以新的希望”。胡萨克是位有学识、有声望的人。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被推到了领导最高层。
1969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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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社会危机为由，解除了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推选胡萨克担任此职。从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较长时期的所谓“正常化”阶段，杜布切克的政治经济改革被彻底否定，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经济管理模式重新确立，捷又返回到40年代的发展道路。
胡萨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执行的“正常化”政策，实际上是复旧政策。他的政策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实行大清洗。
杜布切克于1969年4月被撤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改任无实权的联邦议会主席，同年10月，被派往土耳其任大使。
1970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被停止党籍，不久被开除出党。到一国营农场工作，从此无声无息。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等，亦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比拉克、英德拉等坚决拥护苏联出兵的人，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党中央书记处亦被改组，姆利纳日、齐萨日、斯拉维克等为苏联所反对的人下台。什特劳加尔接替切尔尼克任政府总理，英德拉出任议长。副总理希克、外长哈耶克等均被撤换。
民族阵线所属各党派、团体进行改组，负责人被撤换。可以说，凡拥护改革、反对苏联入侵的领导人，都被赶下台。根据这一政治标准，以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一主要危险为理由，在全国进行了大清洗。
1969年9月，捷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1970年2月，捷共中央决定在全党更换党证，进行大清洗。
约有近40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或除名。
捷共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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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和书记处40％以上的人员被开除，全国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全国17的人（约2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A20多万人流亡西方，其中23为中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教授A当看门人，技术员当清洁工，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次清洗不同于40年代，未采用关监狱、判死刑的办法，但其后果仍十分严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播下了以后动荡不安的种子。
二、全盘否定1968年的改革运动，恢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胡萨克等人上台伊始，即着手批判和否定1968年的改革。捷共中央全会，特别是1970年12月11日全会通过的《从捷共13大以来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局势的发展中吸取的教训》和1971年4月召开的捷共14大，对1968年的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教训》等文件认为，1968年出现了“反革命事件”
，杜布切克等人在捷共中央形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是他们的思想基础。他们的目的是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在政治上反对捷共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在外交上奉行反苏主义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兄弟党分裂的方针。胡萨克等领导人认为，杜布切克的《行动纲领》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右派势力在党内的颠覆活动；认为在苏军入侵时召开的捷共14大是非法的，它通过的是一个完整的反苏纲领。他们还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会导致内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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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因此，苏联“应捷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的请求”
，出兵对捷进行了“国际主义援助”
，使捷“避免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
胡萨克等人在否定1968年改革的同时，全面恢复苏联式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加强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以党代政，包办一切。
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企业的自主权荡然无存。
三、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71年4月，捷共召开第14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超越阶段、不符合捷国情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
1976年4月举行的捷共14大和1981年举行的捷共16大，对这一条总路线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通过科技的发展和经互会国家的一体化，更快地向集约化过渡。
1986年召开的捷共17大，在苏共27大的影响下，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这条总路线在70年代，给捷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使斯洛伐克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同捷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1970年到1983年，捷社会总产值增长66％，国民收入增长64％，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44％，工业增长84％，农业增长23％以上，80年代初，粮食产量达1100万吨左右，提高了粮食的自给程度。
斯洛伐克经济发展更快，它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五五”计划时占319％，“六五”计划占333％，“七五”计划几乎达40％。
B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五五”计划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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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六五”计划占284％，“七五”计划达294％。在B对外经济关系上，捷注意不过多增加外债，1987年，捷外债为40多亿美元，大大低于波匈等国。
布拉格现代化地铁建成，连接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长达3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几座核电站建设成功，是捷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下面就三个五年计划作一简要的叙述。
1971年捷共14大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74年国民收入增长28％，其中94％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
“五五”计划的其他指标是：工业增长34～36％，农业增长14％，社会总产值增长24％，斯洛伐克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速度。
“五五”计划执行情况较好，有的方面超额完成。工业增长了384％，农业增长134％，国民收入增长321％，居民收入B增长42％。
B1976年4月，捷共14大提出了“六五”
计划的控制数字，规定从1976年到1980年，国民收入增长27～29％（其中斯洛伐克增长34％）
，而90％以上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长32～34％，农业增长14～14％。这一计划也是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提出来的。旧体制的弊端和主观主义的指标，使六五计划难以完成。当时，“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国民收入仅增长20％，工业增长247％，农B业增长9％。
1981年4月，捷共16大继续坚持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提出了“七五”计划（1981～1984）的指标，规定国民收入增长14～16％，工业生产增长18～20％，农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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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0％。计划执行不到一年，证明它的指标脱离实际。捷共领导对计划作了调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10～13％，工业增长率降为14～18％，农业增长率降为7～10％。调整后的七五计划执行情况仍然不佳。国民收入仅增长114％，工业B增长13％，农业增长91％，大部分指标未完成计划。
B1986年3月，捷共17大根据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苏共27大提出的加速战略的“启示”之下，提出了“八五”
计划（1986～190）
的指标，国民收入增长18～19％，（年增长率应达到34％）
，工业生产增长14～18％，农业增B长6～7％。这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首次要超过生产总值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在不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前提下，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即所谓少投入，多产出。这对捷国民经济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五年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1986年，国民收入仅增长28％，B工业增长31％，农业增长04％。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B B2％，工业增长23％，农业增长09％。这还是拔高了的官B方的统计数字。
“八五”计划的失败，也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失败，它暴露出捷经济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从“六五”计划开始，执行结果都不好。不少企业（有时竟达13）
完不成计划，企业无支付能力。
建筑业发展缓慢，A住房不足，人民不满。有人讽刺说，捷共忙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却把住房建筑忘记了。生产上不去，提高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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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就是一句空话。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政府只好动用储备。居民收入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扩大。如1984年社会消费比1980年增长232％，190B年比1984年增长314％。
B二、劳动生产率低，科技落后，与西方国家差距拉大据捷官方统计，以1970年的生产效益为10，1974年下降为904％，1980年降至821％，1966年，捷具有世界水B平的产品占全国产品的121％，1978年仅占2％。生产同样B的产品，捷所有消耗的能源和钢材几乎为奥地利的2倍。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不高，缺乏竞争力，使捷在世界外贸中的比重由过去的19％降到80年代的09％。为了增加外汇，引B进技术，一个具有工业传统的国家，只好增加原材料的出口。
这类出口竟占出口总额的23。
企业设备老化，设备和产品更A新缓慢，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使捷经济难以向集约化过渡，拉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以邻国奥地利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经济水平和国民收入均高于奥地利，在世界上属前10名。
可是到1977年，捷人均国民收入为3840美元，奥地利为6360美元。
据世界银行材料，1989年，奥地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820美元，占世界第12位，属于高收入国家，捷不足400美元，占世界第33位，被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三、基建规模过大，产品积压很多，经济比例失调捷公共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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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49％，1943年—167％，1960年—194％，1964年—B134％，1970年—233％，1974年—26％，1976年—247％，B1977～1980年—24％左右，1981年—202％，1982年—B198％，1983年—182％。生产的发展主要靠增加投入。由B于粗放经营，基建投资大，战线长，成本收回慢。
1988年4月捷议长英德拉说，在建的基建项目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
产品往往不对路，但为了完成计划，照样生产，结果造成产品严重积压。
1987年，库存积压达6400亿克朗，为联邦预算的3倍，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还快。由于价格不合理，每年给农业、交通等方面以大量的补贴，80年代高达960亿克朗，占捷一年财政收入的14。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和工业、生A产和消费的严重不平衡，使捷经济进入了死胡同。
第四节 改革与保守之争，反对派的崛起
捷经济出现种种困难和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计划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僵化，则是一个根本原因。有识之士早已提出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建议和试验，但均未能成功。胡萨克掌权后，全面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问题越积越多，人们又开始思考改变旧体制的问题。
苏联东欧掀起的改革浪潮，对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捷共一些领导人对旧体制的弊端作了尖锐的批评。
1988年4月3日，总理什特劳加尔说，“捷一直在实行国民经济的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潜力已消耗殆尽，为什么不早改变？
原因在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习惯势力。“
经济学家把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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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比作“一潭死水”。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皮特拉说，全民所有制实际成了“无人所有制”
，无人负责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人说，目前的经济体制，“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平均主义严重阻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但是鉴于1968年事件的教训，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存在着恐惧心理，担心改革会肯定1968年，危及自己的地位。
社会上不少人对改革也噤若寒蝉，连“改革”二字也不敢提，只提完善经济体制。有的领导人过去紧跟苏联，此时在改革问题上，却反对向苏联学习，说什么改革不是模仿什么人，完善体制决不能赶时髦，走1968年的老路。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往往以妥协告终。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和试验，联邦政府于1980年1月通过了《关于1980年以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整套措施》，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次改革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