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措。在台湾当局分裂主义的言行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加强文化交流是凝聚人心、团结爱国统一力量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钟理和作品的研读和对钟理和创作之路的了解，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把台湾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观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直只重视对大陆文学的研究，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始终没有很好地开展。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不是认识上的偏差，而是由于两岸分隔时间太久，缺少第一手研究资料，对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态势难以确切地进行把握。改革开放以后，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真正能进入其核心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就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来说，提到台湾文学，常常是单列出一个章节，很难让人们看到它与大陆文学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可以说，缺少对台湾文学系统而深入研究的中国文学史，不能算是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整个大陆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只是由于在历史际遇、政治境遇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使得台湾文学呈现出较作为中国文学主体的大陆文学不同的内涵和形态，但这并不应对整体观照构成影响。举个例子说，在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进行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格局，这里有直接反映抗战的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的抗争文学以及汉奸文学（在台湾还包括“皇民文学”）等。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钟理和在沈阳、北平时的创作不应像有的文学史那样简单地归于独立的“台湾文学”章节，似应归入沦陷区的抗争文学，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露日本殖民者的黑暗统治，表现出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也算是融入了全民族抗战的主旋律中。因此，我们观照中国文学的时候，理应将其视作一个开放的整体，应该树立一个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即中国文学并不能单纯地反映大陆文学（虽然大陆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有人也指出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其实可以作为我们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基础，大陆如此，台湾亦不例外。但如何在观照和研究中将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谐地融为一体，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确实需要众多学者多做些努力。
作者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