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了牛顿学说中的超距作用。在这个理论中，不存在吸引力，只有推动其他物体的物体。①＇人们可以说，爱因斯坦引力理论表明，一个其中既没有推动力又没有吸引力的解释系统怎样能模拟牛顿系统。现在重要的是，被模拟的解释即牛顿理论，可以描述为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逼近以及对真理的逼近。自然选择理论以类似的方法向前推进。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它从一个简化了的典型境况——在某些环境条件下由某些物种组成的境况——开始，并试图说明在这个境况下，为什么某些突变具有生存价值。因此，即使拉马克的进化论是假的，它似乎是假的，达尔文主义者应把它尊为对达尔文主义的第一级近似。②
① ＇G。L。勒萨热（由艾博特翻译为“牛顿的卢克丽霞”），美国国立博物馆机关的年度报告，1898年，第139…160页。＇（卢克丽霞是女子名，古罗马一个宁死不受辱的女人。——译者）
② ＇在原来的报告中，这一节里的两个部分放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一页的后面）。＇
达尔文主义的真正困难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即用大量十分小的步子来解释进化，进化显然是指向目标的，好比我们眼睛看目标那样，因为根据达尔文主义，每一个这样的小步子都是纯粹偶然突变的结果．解释所有这些独立的偶然突变具有生存价值是困难的。＇洛伦茨遗传行为更其如此。＇“鲍德温效应”——即模拟拉马克进化论的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朝着解释这样的进化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相信，清楚地看到这个困难的第一个人是塞缪尔。伯特勒，他把它概括为这样的问题：“是运气还是技巧？”这里的意思是“偶然的还是安排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系统同样可以看作对这个困难的说明：他的生命冲动恰好是他给可以引起或控制那些明显指向目标的变化的东西的名称。这个型式的任何唯灵论的或活力论的解释当然是特设性的、非常令人不满的。可是把它归结为一些较好的解释还是可能的——如达尔文说可以模拟目的论解释时所做的那样——由此说明它们是对真理的近似——或至少是对比较站得住脚的理论的近似。（我试图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中提出这样的理论。）
在这里可以简单谈一下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形式。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题目，我本来愿意详细地说明它。但是，这里我仅能简要地提到一、两点。
自然选择理论是一个历史理论：它构成一种境况并表明，当给定那个境况时，我们想要解释其存在的这些事情确实很可能发生。
更清楚地说，达尔文理论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解释。这意味着，设想的境况必是典型的，而不是唯一的。因此，常常有可能构成这种境况的简化模型。
我在这里或许可以十分简要地说，我认为作为达尔文的中心思想的东西——他企图解释遗传变化，这种变化在对单个动物或植物的生存提供较好机会的意义上导致较好的适应——近来已被弄得黯然失色，这很大部分是由于追求数学精确性的时髦，以及用实际生存的术语（基因或群体中的一些其他遗传单位）确定生存的统计价值的企图。
但生存，或数量增加意义上的成就，可以归因于两种不同情况中的任何一种。一物种可以延续或繁衍，因为它设法改变了比方说它的速度，或它的嗜好，或它的技能，或它的智慧；或者，它可以延续或繁衍，只因为它设法增强了它的生殖力。显然，根本上依赖于遗传因素或缩短未成熟周期而使生殖力得到充分增强，可能有同样的生存价值，甚至比增强技能或智慧有更大的生存价值。
从这个观点看，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本该产生生殖率超过一般增长速度的东西并消灭所有物种而只保存下最多产的物种。①＇确定生殖率和死亡率的过程可能包含许多不同因素，例如物种的生态学条件，它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以及两个或更多的群体的平衡。＇尽管这样，我想，妨碍对物种的单个机体的成功适应进行量度的巨大困难，或许可以通过从该物种的群体增加总数（它的生存率）减去它的生殖数值（它的出生率）来克服。换句话说，我认为，所谓种A比种B较好地适应（在拉马克和达尔文的意义上），指的是，例如，虽然A比B的出生率低，它们的群体量相等地增加。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说，种A的单个成员平均比种B的单个成员更适合于生存，或者说，它们比种B的单个成员更好地适应其环境。
① 这只是达尔文理论的无数难题中的一个，一些新达尔文主义者好象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从这个观点看，特别难以理解的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机体的转变，多细胞机体在生殖上，特别在生殖后的生存上，有新的和特殊的困难，它把一些新的东西即死亡引入生命：因为所有多细胞个体都要死亡。
如果没有象这样的一些区别（我们能够给这个区别以精细的统计学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原始问题，特别是忽视达尔文理论的解释能力，即用模拟拉马克式进化的自然选择来解释适应性和似乎有目的的发展的能力。
为了结束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我可以提醒你们一下，象早已指出的那样，我不相信归纳法。我想，休谟已经结论性地指明，归纳法是无效的；但他仍然认为，虽然它是无效的、不能合理证明的，动物和人还是普遍地使用它。我认为这并不真实。我认为，事实是，我们通过选择预想、期望或理论的方法取得进展，通过尝试和排错法取得进展，这方法常被当作归纳法，因为它模拟归纳法。我相信，归纳法的古老神话已经在生物学思想中导致许多教条，它还导致对经常被叫做“扶手椅科学家”的人即理论家的指责。但坐在扶手椅里思考本身一点也没有错。它们对开普勒、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玻尔、泡里、德布洛意、海森堡、狄拉克、薛定谔（在他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思索中）都提供了忠实的支持。
我感慨地说这些话，因为我甚至不是一个扶手椅生物学家，而是更糟——只是一个扶手椅哲学家。
不过，毕竟斯宾塞也是这样的人，我直率地承认，我在此并不害羞地利用他的名字掩盖我在生物学研究领域中的罪行。
3．一种推测：“遗传二元论”
现在我来谈谈报告的第三部分，也是我报告的主要部分——对一种推测或假说的陈述，如果它经得起批评，或许可以加强自然选择理论，虽然它严格保持在正统的新达尔文主义（或者，如果你欢喜，就叫“新综合论”）框架的逻辑界限内。
当然，我的推测是一个一般化的历史假说，它在于构造一种典型境况，在这个境况中， 自然选择可以产生我们希望借助于它进行解释的结果。
由它解决的问题是关于直向演化与偶然的独立的突变相对这一个老问题，亦即塞缪尔。伯特勒的运气还是技巧的问题。它产生于理解下述问题的困难之中：一种复杂器官（比如说眼睛）怎么会由独立突变的纯粹偶然的协同作用而产生。
简要地说，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这样的假说；在其进化引起我们的问题的那许多有机体中（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它们或许包括一些十分低级的有机体——我们或多或少能尖锐地区别（至少）两个明显的部分，粗略地说，象高等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行为控制部分和象感觉器官与四肢（连同它们的支持结构）的执行部分。
简要地说，这是我的推测所假定的情况。它与正统新达尔文主义的这样一个假定是分不开的，即：在这两个部分中，一个部分的突变通常（虽然并不总是）与另一部分的突变无关。
这个情况假设以一种非常类似于心身二元论的二元论为前提。可是它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形式并不矛盾，也与活力论的最基本形式相符合。由我的二元论假设（我或许可以把它描述为“遗传二元论”）要求的所有一切能够系统叙述如下：
在我们希望解释的情况下，某些遗传素质或倾向，象自我保护，寻找食物，避免危险，靠模拟获得技巧等等，可认为是易受突变的，这些突变通常不引起任何身体器官（包括感觉器官）的重大变化，除那些（若有的话）属于素质或倾向的遗传载体的器官外。
在说明这个假设的推论之前，让我立刻指出，遗传二元论假设可能是错误的。譬如，如果控制人类眼睛的胚胎发展的基因（或可以取代这些遗传控制单位的任何东西），始终就是控制我们先天的视觉好奇心（在有足够的光线能看清任何东西的各种情况下尽可能利用我们的眼睛的素质或倾向）的那些基因，那么上述假设就是错误的。或者用稍微不同的说法，如果我们运用眼、耳、手，腿等等的先天趋向，始终是以跟我们具有眼、耳、手、腿等等所经由的遗传方式同样的方式继承下来的话，我的二元论假设将是错误的。如果在具有器官与运用器官之间尖锐地加以区别完全是个错误的话，比如说，如果具有和运用只是对生物学上或遗传学上同一个实在所作的两个不同抽象的话，它也将是错误的。我将把这个假定归结为遗传一元论或一元论假设。
我相信，正是由于大家默认了这个遗传一元论，我的二元论假设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至少我没有看到）充分展开和讨论。接受一元论假设或许被下述事实所促进，即进化论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物种的起源，也就是说，是解释有关动物和植物的器官变异的起源，而不是行为的特殊类型或行为倾向的起源。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借助于一个力学模型来讨论我的二元论假设的作用，更精确些，我将以一种伺服机构——机器——来替换发展着的有机体。但在这样做之前，我希望说清楚，我的假设与这个模型不是同一的东西，接受我的假设的人无论如何不需要承认有机体是机器。而且，我的模型没有包含所有相关的理论因素的机械类比。例如，它不包含引起突变或其他遗传变化的机制，原因就在于这不是我讨论的问题。
我拿飞机（例如由自动导航装置操纵的战斗机）作为我的模型。我们假定，这种战斗机是为某些明确目的而建造的，自动导航装置配有一些反应装置，这些反应装置下达攻击较弱的敌方，支援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友方、避开较强的敌方等等的“指令’。这些“指令”所依赖的自动导航装置的机械部分，构成我所说的模型的目的结构的物理基础。
此外，自动导航装置内还配有我的模型的技能结构的物理基础。这装置是由这样的东西组成的：如稳定机构，辨认和区别敌友的探测器，操纵控制机构，瞄准控制机构等等。在目的结构与技能结构间并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一起构成我建议叫作自动导航装置的中心倾向结构的东西，或者你们喜欢的话，就叫它的“心脏”。物理系统（开关，导线，真空管，电池等等，包括那些体现自动导航装置的“指令”的东西）可以描述为它的中心倾向结构的物理基础，或它的“心脏”的物理基础。下面，我就把这个物理系统称为“自动导航装置”。
大家知道，把通过试错法来“学习”（例如，改进它的一些技艺）的某些倾向建成这样的伺服机构也是可能的。但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忽视这点，我们一开始假定目的结构和技能结构是固定的，完全适应于飞机的执行器官，比如它的发动机功率。
现在让我们假定，我们的战斗机是可以复制的（自己复制还是由模制它的各种物理部件的工厂复制，这都无关紧要），尽管受到偶然突变。现在让我们把可能的突变归结为四种。
（1）影响自动导航装置的突变。
（2）影响由自动导航装置控制的机件（比如说，舵或发动机）的突变。
（3）影响不在自动导航装置控制下的自调机件（比如说调节发动机温度的独立恒温器）的突变。
（4）同时影响两个或更多机件的突变。
现在看来很清楚，在这样的复杂构造中，几乎所有偶然突变都是不利的，大多数甚至是致命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它们将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对于影响一个以上机件（比方说自动导航装置和其他机件）的偶然突变来说，就更是这样。这样的突变必然是不利的，突变两者都有利，甚至两者互补的概率一定几乎是零。
这就是我的二元论假设与一元论假设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根据一元论假设，一个机件的有利突变，比方说一个发动机的功率增加，总是有利地得到运用，全部情况就是这样。任何有利突变都是不可几的，但它的几率未必相当少。而根据二元论假设，在许多情况下，机件的有利变化只是潜在有利的。它的作用在于，这样的改进总是会被采用，而这个新用途依赖于在中心倾向结构中的互补的偶然变化，但两个这样的独立的同时又互补的偶然变化的几率实际上必定为零。
因此，乍看起来似乎二元论假设仅能增加纯选择理论的困难，这可能是大多数达尔文主义者默认一元论假设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举个例子，让我们假定，一个突变给整个发动机以较大的功率，以致飞机可以飞得更快。对于攻击敌人和逃避敌人来说，这都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并且我们可以假定，它的目的结构将引起自动导航装置充分利用增加了的功率和速度。但它的技能结构将是适应于旧的发动机功率和最高速度的，或换句话说，技能执行机构的反应将适应于旧的发动机和旧的速度，并且，因为我们已假定，该装置不能进行在改进它的技能意义上的“学习”，对它来说速度太快了，根据我的二元论假设，飞机将坠毁，另一方面，遗传一元论假定，随着发动机功率的增加，技能本身也在增加，因为它是同一东西的另一个方面（根据假定，对遗传来说，我们不必在机件和它的应用之间作出区别）。
你们回忆一下我们的四种可能突变：（1）自动导航装置结构的变化。（2）由该装置直接控制的机件的变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