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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他辞而不往；学生向他献上“浙大保姆”的锦旗，他坚辞不受。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建“可桢图书馆”作为纪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为了避免师生来祝寿，他带着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吃面条、馄饨，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3月8日，因为学生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贺电、贺信不断，他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焘在日记中说：“学生贴出祝竺校长六十寿文字，记校长小节数事，可见其人格，颇为感奋。”＇52＇
学生对他的爱戴确乎是诚挚的，否则光凭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热烈。那一刻，竺可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浙大校长生涯即将告终，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样大规模地庆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师生们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在推动。竺可桢选择留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主动地做工作，表示对他的团结尊重。84岁的许良英先生（他是当时中共浙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工委委员）告诉我：“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就在国民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时，竺可桢收到了这封盖有“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印记的特殊新年贺信，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他在去留之间的选择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诚然是很难判断，但有三件事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态。
一是在竺可桢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学生普选成立了护校（实际上是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几天后，他专门抽时间约见“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53＇1月19日，他接受学生“应变会”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学校围墙的建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填土等工作”。＇54＇自从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迁往广州的消息以来，人心惶惶，许多大学都在考虑迁校，而浙大却忙于筑墙，其中深意尽在不言之中。
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组织了“安全委员会”。4月24日，更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竺可桢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为浙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副主席是数学教授苏步青。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加了着重号、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55＇
写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
这封信严仁赓一直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复印了一份给许良英先生，我曾见过这一复印件。
二是竺可桢多方了解共产党进城后的情况。1月8日，他在浙大的泼斯顿夫人那里看到陈达夫人北平来信。“知共军入清华时在十二月二十九。当时颇为惊慌，但仅数小时此惊涛即成过去云云。”＇56＇ 2月13日，他听说“诸暨乡下几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与人民尚相安云”。＇57＇4月6日，他请北平新来的朝阳大学教务长王镇远、北大政治学教授崔书琴吃晚饭，饭后请王镇远讲北平近况，王是3月8日离开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军纪律佳；共党干部作集团生活，无贪污之事，是其佳点；惟缺乏干部，经济生活更不如前。”＇58＇
三是在等待时代巨变的日子里，竺可桢并没有焦躁不安，六神无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静地读书、思考，似乎超越于当时急风暴雨的风浪之外。
3月17日，他读Clarence Mill的《气候与人生》；3月21、23日读《世界之罗盘》关于地缘政治学等文；3月24日读《洪北江诗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岁在贵州为学使时著，时为1794年，中有《治平》《生计》二篇述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氏所说相类，但其书＇较＇马氏第一版《人口论》出版年月早四年（1798），此亦可谓巧矣。马尔萨斯谓人口增加速率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生产增加是数学级数，其言简而包含甚广；氏则比较笼统。‘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两者比较，竺可桢发出了“中国科学之不能兴亦以此”的慨叹。＇59＇
3月28日，他读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3月30日，读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4月9日，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文不过十页、四千余字而已；较之洪亮平《治平》、《生计》两篇一千二百字长约三倍余。但马文头三页约一千五百字全系空论，实际有关人口者不过三千字，而其中重复者有之。至于立论，马尔萨斯似较精辟，对于数字更为精密。马尔萨斯提及循环，其原因殊不近理也。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Lilley教授约余写文，为科学之社会关系史委员会之用，文字以三四千字为限，余拟作《十八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一位中国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60＇
4月11、12日，他接连读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张荫麟留下的遗著《中国史纲》，感到“极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图书馆读《耶鲁评论》及《元史…元太祖本纪》；4月19日，到浙大国文系图书馆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天文与地理部分；4月20日，着手翻译洪亮吉《意言》中关于“治平”一章（至22日译完）。
5月24日炮声可闻之际，竺可桢还在上海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正因为他在去留之间已作出了抉择，所以他才会“泰山崩于前而不乱”，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境，读书不辍。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无论如何，竺可桢在浙大的十三年始终没有摧眉折腰事权贵，也从未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独立的追求，有他的人生理想，他对科学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党特务人员把他列入“和平分子”，浙大壁报上左倾青年指责他“科学救国”、“第三条道路”不仅无损于他的人格，而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1月16日，王淦昌从美国回来，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欢迎会，同时讨论如何应付目前变局的问题。竺可桢发言时指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 ＇61＇2月14日，他去上海时目睹了金山卫及上海附近到处在修工事，听说要筑3500个碉堡，已筑成2000个。面对连天炮火，这位信仰和平的科学家，其心情可想而知。3月21日，严仁赓在浙大工学院礼堂演讲《有效需求，正义、平等与自由》，反对胡适提出的“有政治自由始有经济自由”之说，主张先有经济自由而后始有政治自由。有学生提问何时才会有经济自由，严答怕要等到共产党当政始有经济自由。另一同学即起问：那么必须有一种政治而后才能有经济自由吗？对此，竺可桢的看法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恐不能分得如此清楚，“亦犹鸡蛋生鸡与鸡生鸡蛋之孰先孰后问题乎”。＇62＇4月1日是浙大二十二周年纪念节，竺可桢在演讲中指出真金不怕火烧，他引用古希腊诗人“从困苦艰难中方可得到真学问和经验”及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认为现在就是考验大家的时期。他强调“但问是非，不问利害”的精神，要求浙大学子恪守“求是”校训，并倡导“恕”，认为——“目前要世界和平，第一要做到恕字，要能消弭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吾人检讨自己，学校、整个社会及民族均如此。整天说人家的坏话，从不会产生世界和平。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办法。我们在大学亦应自己检讨，不要开口便骂政府的贪污无能。学校应当改良之处甚多，如公物之不知爱惜，房屋草地马路之不整洁，以及公共图书之失落破坏，即是吾人不顾公德之表示。借书而久假不归，亦非好道德。借书正应如手中得金圆券一样，随借随脱手，方可使要阅者遍受其利。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63＇这一点给夏承焘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早往大学路开二十二年校庆纪念会，竺校长讲恕道，甚好。”＇64＇这些言论大体上代表了竺可桢的真实思想，他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校长。难怪有些浙大的一些左倾学生一解放就表示对“和平分子”的不满。6月8日，他在上海收到夫人陈允敏杭州来信，得知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65＇无论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还是浙大壁报说他走“中间道路”，其实都算得上是准确的。
竺可桢虽然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他心爱的女儿竺梅投奔了解放区，但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毕竟是“一鳞半爪”，对解放区的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对于马列主义更是一窍不通”，他曾在浙大公开说：“世界上有两种势力最大，一个力量以恨为出发点，一个力量以爱为出发点。以恨为出发点，天天要讲斗争、打击、痛骂。”他认为“要拯救中国，要达到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他崇拜服膺的是孙中山、甘地。＇66＇
对新时代开始有感性认识
1945年他读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为“里德系共产党，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了白修德著的《中国之震雷》（现译《中国的惊雷》）后虽然相信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统比国民党政府做的彻底而努力得多”，但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党＇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
竺可桢对共产党真正有了感性认识，而不是通过阅读、听说还是从亲历上海解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最初认识。
5月26日，他一觉醒来，上海已经解放。“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67＇5月27日午后，他出门只见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睹……”＇68＇5月30日下午，谢季华和钱临照一起来看他，谢季华刚从南京到丹阳，与陈毅同来，曾听陈毅说共产党将尽力宽大对待敌党，胡适、傅孟真、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曾看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桢，说应当电告杭州市长谭震林到浙大访竺，可见陈毅此时还不知道他在上海。＇69＇6月1日，“今日起时钟又拨迟一小时，因解放军来沪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时间，京沪与平不能有异，故又将时钟拨回一小时。不知城邑与乡村不同。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时间不必提早。城邑则惯有夜市，如不拨早，晨间日光浪费。或者以为夏令时间为英美办法，苏联并未颁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宁格勒纬度已高，夏季拨早一小时不能节省电费，因夏日昼可自晨三四点到晚九点十点也。倒是北纬三四十度有夏令时间之需也。”＇70＇对此，气象学家竺可桢尤为敏感。
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来。“余告以上海船舶往来甚众，不久台风时期将届，应未雨绸缪，先为之备。次谈及夏季时间改早问题。余以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时间可以省电，不妨由公用局之用电度数算出之。”＇71＇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亚农等谈及8月将开的科学会议请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说：“如此众多，费款必多；将来招待，一切从简。”＇72＇6月19日下午，中国技术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他因为担心“开会时间甚久（目前上海习惯开会，每达五六小时）”，所以不去参加。＇73＇6月29日，《新闻日报》记者采访竺可桢，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特务向来极宽大，但今日起沿户搜查，问他作何感想。二是中共28周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是“均无意见可以发表”。＇74＇6月30日，即中共28周年纪念前夜，华东局与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吃饭，近一千二三百人，来宾中宋庆龄、黄任之、陈叔通等及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75＇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