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任何合法性。由于认为法律具有极权主义根源，这使法律变成了非法的和没有
约束力的，法律被破坏了。而法律的强制机关显然是没有效率的。可靠的社会控
制的缺失产生了焦虑、迷失方向和不确定性，为不信任综合症的膨胀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
第四，新的政治精英常常不能经受住他们刚刚获得的职责的考验。权力腐败
了，而这也适用于通过超人的手段获得的民主权力。反对派政治家一旦掌握权力，
常常开始模仿老派的权力守卫者，表现出某些相同的权力专横性。党派之争、对
职位的贪欲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就变得明显了。在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问及
议员主要代表谁的利益，40％ 的人的回答是“他们党或宗派的”，27％ 的人的回
答是“他们自己的私利”，而认为他们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人只有6％（CBOS
Bulletin No。 9/1996 ： 45 ）。显然，政治家被逐出了“我们”的范畴而重新
被看作类属于“他们”。公众清醒地看到在政治最高层的持续的个人争斗、丑陋
的中伤和公开的敌对的图像。政治家的薪水和额外收益被认为增长得过快而且缺
少正当的理由。人们带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特惠主义和裙带关系。同样明显地
存在着无知、不称职和无能：最高的政府官员的以错误的信息没有根据地轻率做
出决策。在政治声明和竞选诺言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一些法律通
过了但是没有强制力。中央政府的决策有时为地方首脑所忽视，或相反，中央政
府的决策被强加在地方政府的意志之上。在获悉公众意见和公开应对大众媒体上
存在困难。保密的要求——并且居然不断地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认可通过限制大
众媒体接近政府运作的渠道来保密——增加了政治家和广大的公众的疏远程度。
也存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内容、控制电视、强加某种审查制度的持续的努力。
最后，存在决策的任意性，有时曲解法律，有时违反法律，甚至在有些情形
下背叛法律自身的最基本原则（例如，罗马法不追溯既往的规则，或所有的公民
——包括最高官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则）。政治家
所有这些对权力的滥用、道德败坏和有时甚至违法的行动都是非常明显的，甚至
比以前更明显，其原因在于由独立的媒体提供的民主的透明度。
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更长远的视角，去问为什么在发生革命事件和深入开展建
设一个西方类型的开放的、民主的、市场社会好多年之后，不信任的综合症仍然
这么持久地存在。过去的遗赠加上“后革命的不适”只能提供部分答案。另外那
部分答案必然在出现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环境中寻找，这个环境制造或增强了
不信任。
依据我们的理论模型，最重要的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人民的“生活世界”中
的不确定、不安全、不清晰和不透明的环境状况。我们知道，信任是建立在对未
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这种预期反过来意味着关于未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易变
性的范围和机制，以及关于社会转型过程得失的某种确定的观念”。但是“未来
系统的形状仍然是模糊的”（KolarskaBobinska 1994 ： 8）。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爱好和兴趣受到刻板印象、偏见、希望和焦虑的强烈影响”（Kolarska
Bobinska 1994 ： 8）。不确定性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存在一种非
常扩张的“风险环境，这种环境从总体上影响大量的个体”（Giddens 1990： 35
）。最严重的是失业风险，在90 年代早期，对于15。7％ 的波兰劳动力来说，这就
是生活的实际情况（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77 ），这是一个严重地关涉到全国69％ —70％ 的人的问题，这些人把失业放
在国家将要面对的问题序列的最顶端12（CBOS Bulletin No。 2/1995： 71
）。在另一次调查中，多达58％的应答者表达了对可能失去工作的担心（由于雇佣
他们的企业倒闭或停业整顿）（CBOS Bulletin No。4/1995： 77 ）。失业
及其威胁显然导致了焦虑、不安全感、挫败感和对系统及其未来的普遍不信任的
产生。差不多同样有威胁性的是通货膨胀与金融不稳定的危险。通货膨胀率虽然
从它的最高点降下来了，但是在那个期间仍然是很高的，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在35％
—40％ 之间浮动（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22）。它明显地破坏了对货币、储蓄的意义和商业条款的稳定性的信任。64％ 的
人把通货膨胀作为他们每天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并不令人惊奇的（CBOS Bulletin，
January 1994）。1993年，66％ 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害怕贫穷（CBOSBulletin No。
12/1993 ： 83 ），而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的只有3％（CBOS Bulletin No。 6/1993
： 77 ）。不断增加税收负担的不稳定的税收政策产生了非常有害的结果。它妨
碍了关于未来收入的任何确定性，并为欺骗、逃避法律、甚至犯罪提供了便捷的
理由：“当人们感到他们被利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欺骗系统呢”（Elster
1989： 180）。在金融系统中造成不信任的另外因素是好几个新成立的私人银行
的倒闭和股票交易上不时出现的空前繁荣时期之后的崩盘。
/* 80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一种尝试性的解释（2 ）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出现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感受
到了这一点。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产生了野蛮的、攻击性的和未驯服的商业行
为。哄抬价格、降低质量、采用假的信用、伪造证明和虚假广告变成了共同的惯
例。据报纸报道：在由消费者保护组织仔细审查的案例中，多达75％ 的都有欺骗
的证据。造成风险的第四个因素是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大量增加，其结果造成不稳
定、持续的威胁和危险的状态。1989年有记录的犯罪案件是547589件，而在一年
之后的1990年猛增到883346件（Frieske 1996： 118）。56％ 的人天黑之后不敢
外出是不足为奇的（Polityka， May 14 ， 1994 ）。但是普通的犯罪并不
是焦虑的惟一原因。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犯罪和外国黑手党的介入是另一个原因。
然而，对普遍信任最具有破坏性的也许是在政治的和行政的精英中不断被揭露的
渎职行为、权力滥用和“白领犯罪”。当议会不断地免去犯罪的议员的豁免权时，
当部长、市长或银行行长不得不被解职和起诉时，它就会对公共信任产生破坏性
的结果。“越轨行为的正常化”（Stivers 1994： 2）是非常容易使道德败坏的。
〖JP＋1〗“［不断增长的犯罪的］一个结果是它对人际信任和对那些违法机构和
那些负责法律强制的机构的信任造成了破坏”（Short 1984： 714）。〖JP〗
普遍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也可归因于规范的解体或失范。法律体系是由不完整
的，老的和新的，经常不一致的，不断改变的，而且任意解释的规章所拼成的破
碎图案。规则、规章、行政条例的承载过多，以及法律解释的相互冲突使它们变
得难以理解。新的宪法仍然是缺失的，因为有27个方案在有分歧的议会被激烈地
争论，而旧的宪法是特别修正的拼凑物。法律规则的权威性受到最高政府机构—
—包括总统办公室——的特别法律决定和不时由议会通过的有追溯力的规定的损
害，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秩序性的信任实际上被破坏了。失范的状况扩
展到政治领域。广阔的人群在过分多元化的和民主的政治运作中完全迷失了方向。
在公共舞台上活动极端频繁的政党、俱乐部和小集团，加上重要的政治人物之间
不断的你争我斗，以及决策制定过程的秘密性，加重了“很多人都有的被卷入我
们不能完全理解并且由似乎很大一部分超出了我们控制的事件所组成的世界的感
觉”（Giddens 1990： 2…3）。英国的理论家在其它的背景下做出的这个描述完
全适合波兰社会那时的状态。
移民入境（immigration ）这种新现象（在1991—1995年间有32504 名正式
移民，参见Rocznik Statystyczny 1997 ： 111）引发了与来自其它国家的人、
外国企业家，但是也包括乞丐、难民、那些受雇于“黑色经济”的人和黑手党的
接触。“陌生人”的出现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也出现了一种普遍
深入的外部不安全感（尤其是来自复苏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根植于历
史的对比邻而居的后苏维埃共和国的怨恨）。
与信任的消亡相关的第二个一般性因素是，所谓的保卫社会生活秩序、稳定
性和连续性的控制机构的可以觉察的无效（inefficiency）或松弛（laxity）。
法律强制机构，从警察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常常被认为是无能的，或更糟，是有
偏向的或腐败的。警察在控制街头犯罪、入室盗窃、偷车贼和黑手党活动的浪潮
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是明显的。在某些区，所有的警察力量完全腐败的情形被揭
露出来，这导致高级警官，包括警察局长的被解职（在波兹南市）。对于“白领
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妥协的政治激进分子的相互矛盾的指控被广泛地报道。一
些法庭的判决似乎违背了关于正义的常识，给予他们与他们所犯的罪行不相称的
较低的惩罚或者甚至宣判无罪（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恰斯托恩（Ciaston ）和普
莱蒂克（Platek）将军的审判）。鉴于大量的走私和估计数额在10万亿兹罗提的
逃税（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 130），税
务和进口关税强制机关也被认为是玩忽职守。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对于正当的法律
程序、标准、公正和正义的执行的信任。
第三个因素是个人资本的某种形式的耗尽触及到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最重要
的是实际的贫困化。1991年，波兰处于贫困线以下（收入低于能够满足基本需要
的“社会最低线”）的人数估计在35％ ，而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不超过8％（Miszalska
1996： 68 ）。世界银行的估计显示：在1993年，大约550 万人遭受到严重的贫
困（Gucwa Lesny 1996： 109）。健康水平的某种程度的恶化和预期寿命的降
低也可以被观察到。199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只有71岁，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
家的预期寿命大约在80岁（Okolski 1996： 24 ）。
最后一个因素——它增强了所有前面提到的因素的影响效果——是由“光荣
的1989年”（glorious year 1989）所产生的相当高水平的期望和渴求。信任和
不信任的经验经常是相对于我们评估社会客体的标准来讲的（Barber 1983 ： 83
）。显然，如果可信任的标准降低了，信任被实现的可能性就比标准高的时候提高
了。一般来讲，期望越现实，成功的信任的机会就越大，因而信任文化出现的机
会就越大。同样，期望越缺乏现实性，信任被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信任文化
就越可能出现。
在取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兴高采烈的情绪（euphoria）（“五E 综合症”）
中，期望值被设置得非常高：转型将顺利而迅速，生活标准将很快提高，民主选
举的权力精英将由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无可挑剔的人组成，国家将只在公共利益
的名义下行动，完全为了公民的福利。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遗赠怎样仍在增强这
些期望是有趣的。所有的社会主义所许诺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的事物现在都将在自
由、民主的秩序下被实现。照顾公民并为他们提供基本利益的父权主义模型被40％
的人所认可（Mikolejko 1991： 62 ）。在更具体的条款上，55％ 的人相信政府
将照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只有13％ （CBOS Buletin，
January 1994）。而在另一个调查中，高达90％ 的人宣称政府应该提供工作、住
房、教育、医疗服务，甚至还有休闲设施（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100 ）。转型的现实同那些梦想相差太远。在渴望的水平和现实的水平之间的落
差总是令人沮丧和痛苦的（Gurr 1970 ）。结果是，已经由现实社会主义环境慢
慢灌输形成的深厚的和普遍的不信任没有丝毫的减退。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中，
保持不信任是更符合理性的。那些表现信任的人不仅将在游戏中受到损失，而且
将因愚蠢、天真、轻信和头脑简单而被责难。犬儒主义、欺骗、利己主义、逃避
法律、在智慧上胜过系统变成了美德。这只能导致信任受到更深的侵蚀。
/* 81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1 ）
上面所描述的信任危机在当时似乎激活了不断增长的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和
疏离的一个不道德、自我增强的循环。评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状况，我得出
了一个悲观主义预言，相信信任的恢复将是一个相当长期而充满艰辛的过程（Piotr
Sztompka 1995 ， 1996 a ， 1996 b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些
事情转变了这种倾向的方向并开始信任的复兴：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已经遇到了
那些广为人知的惊奇中的又一次惊奇（Lepenies 1992 ），但是这一次是乐观的
和充满希望的。看一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信任指标，我们将看到一幅完全变
化了的图像。
（一）转变的证据
当我们查看言辞指标所显示的水平时，这种转变就尤其清楚了。我自己在1997
年所做的研究表明，55。6％ 的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比1989年以前更好，而宣称他们
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的只有26。5％。在1991—1993年进行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