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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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春秋- 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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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多。我讲的次数最多,连续讲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后来又回答了一…次问题。河北省录音整理得很好,几乎是一字不漏,大约有7万字。现在再来讲,也讲不了那么仔细、实在和准确了。因为那时刚亲身经历过,参与了起草和讨论。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部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邓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讲过总的指导思想后,又分段介绍了《决议》的内容。最后是由他们在听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我逐一作回答。这些内容整理成两篇文章:《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和回答(六则)》,已编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些讲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说法来讲,来进行回答的。这两篇东西同介绍邓、陈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那个材料比,更能体现我的认识,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个材料是传达性的,作为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篇东西是讲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决议》发表以后,干部中间有些什么疑问。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想法,同耀邦同志谈了。我说:在干部里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影响很大,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河北和石家庄的经验表明,把邓小平的历次讲话、论述、包括答记者问,原原本本地给干部摆出来,这样最解决问题。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总政把我引证的邓小平讲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十多次讲话,都整理出来,经我看过后,印发军队,作为学习《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件。

    第二,由乔木同志负责,着手编辑《邓小平文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河北回来后首先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开始工作。后来,编选工作交给了文献研究室,选文、编目、修订多次,并经过他本人审阅。

    第三,我们书记处研究室主编了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经文献研究室核对以后印了出来。编这几本书,在那一段时期里,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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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二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件大事,是为赵紫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1980年2月,中央全会增选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赵替代华国锋当总理,赵便调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1980、1981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是姚依林做的,赵没有做。到了1981年,赵当总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会亮相了,这次会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报告了。这个报告,由我负责组织人起草。

    1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作了修改

    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法。第一轮,由国务院研究室袁木、计委研究室王忍之组织几个人搞出一个稿子,把上届人大以来,主要是赵紫阳当总理以后讲过的一些意见,陈云讲过的意见(这一年多里面中央主要是陈云讲得多,邓讲得不多,先念也讲得不多),还有国家计委在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中问遇到的问题、酝酿的意见,综合起来写一个稿子。写好一部分就送给我,我就组织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几个人,请他们搞第二遍。我们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给林涧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来,我又同梅行、马洪和王忍之从头到尾改一遍,然后再交给林涧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后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把稿子搞出来了。然后交给那时在杭州的乔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乔木对有关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改,他主要是对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调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设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一部分为思想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

    这个稿子与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比较,大大前进了一步。1979年叶帅讲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讨论。邓小平在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两个基本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这是一个进步。

    到了十二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新论断,形成了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新看法:“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至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得到基本确定和全面阐述。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可是到了1986年,胡耀邦在讲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删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搞成是公共道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十二大的一个大倒退。这个问题,后面再细说。

    乔木的稿子回来后,我们又稍稍做了些调整,其间每个稿子都送给了赵紫阳。可以说,从头至尾,一直到他讲,他没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话。当然,由他讲出来,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见。这个报告可以说是赵的就职演说吧。

    2 重点和中心是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当时已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好像是邓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础——这是陈云提出的,即把各种比例关系调整好,以便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也有一种说法是: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起飞或腾飞。这个报告的重点和中心是讲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共十条。这十条在今天来看,也是站得住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原来不是讲加快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吗?这时加上了科学,后来变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第二条,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以农轻重为序,这就把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指出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第四条,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不要一股劲地搞外延性的增长。

    第五条,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为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人。必须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会制度。这是特别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第六条,讲究聚财、生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增产节资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嘛!

    第七条,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这是胡耀邦在他的对外贸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条,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条,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第十条,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3 胡赵分歧与邓陈合作

    在这个报告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报告期间,胡耀邦陆陆续续地找各个部委谈话。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的谈话精神和赵的报告是两个调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赵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分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胡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人干不了几年了,要用这几年多于点事,多承担点责任,以便为下面接班的人——他点名讲是胡启立,少留点包袱。我们给他们背起来,他们接班时就少点包袱。而不要采取相反的方式,我们能干的也不干,或者能干的也不多干,结果使他们干的时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赵紫阳做政府工作报告前后,特别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报告了,此时争论明朗化。表现在胡耀邦与乔木起草小组的争论上。本来这个报告要与赵的报告衔接起来,胡耀邦就说:你们这个报告是以效益压速度。胡主张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从1977年至1984年这一段工作搞得好,邓小平、陈云的配合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起草《决议》和解决华的问题,以及逐步解除华的权力,要赵接替华的总理职务,要胡耀邦接替华的主席职务,邓接替华的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些问题上,邓、陈合作得很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在解决华的问题上,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还说到:在解决华的问题时,胡耀邦稍微客气些,还想给华在领导集体中保留一个位置(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华保留副主席位置),邓、陈不同意。在调整问题上,1980年直至1981年邓是支持陈的。到了198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80年调整以后,经济增长指标定在3…4%,所谓〃保四争五〃,后来都完成了,而且超额比较多,实际到了7…8%。到了1983年,邓小平就说:老是这样,指标定得很低,超额完成那么大的幅度,这样不好。这样,邓就有点回过头来对〃保四争五〃的指标有所怀疑了。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和房维中对邓1983年的这个讲话做了一点文字上的调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调整衔接起来,不致互相矛盾。从这以后,邓、陈的矛盾就逐步显露出来。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急于求成,一个稳步前进。愈到后来,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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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讲的两件大事,1981年处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参与解决民族矛盾问题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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