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的方针、政策、路线，召开了这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十二大的报告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的。这实际上把十二大报告的要点，与全国宣传部长通了气。在会上还请人做了有关问题的发言。如请国家计委房维中同志讲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发展规划（考虑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实现，等等）。还请了其他一些同志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篇讲话，其中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我讲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但我们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广大的职工中，已经有不少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自觉自愿地进行不计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这就叫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提倡。这个同现行政策——按劳分配，既有区别，又有一致之处。
我讲得比较好的是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还有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爱国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以至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列举了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的经历。一共讲了十条，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这篇讲话被团中央放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几天才登完。这表明了一种态度。那时团中央的书记是王兆国，祝词是胡启立做的。他们专门约我去讲话，我讲了差不多半天，当时会场上的反映还挺好。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他们的态度，还是胡耀邦的态度，搞不清楚。与后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很可能这是胡耀邦采取的淡化处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在上述几次会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重点是改进学风。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气。在宣传部里反复讲，在很多次会上也反复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绍了陈云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决策之前，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有10％的时问做决策就行了。我也介绍了张闻天的经历：在遵义会议上，他从政治上转过来了；但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到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他出去晋西北、陕北调查回来以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标志着他的学风才真正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在这个期间，我针对社科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次话：《增强党性，改进学风》。语言、提法都比较尖锐。这个讲话我看到现在也还站得住。增强党性主要是讲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到这个时候，我们社科院有的人在发言和写文章时，还相当放肆；中央的决定反复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里。在学习问题上，我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有很多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作，面目一新，创造了很多新经验。我们组织了社科院的同志到农村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去作调查的党政人员多。研究人员很少。我认为，这些人还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不重视从生活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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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九 在中央党校作学习十二大精神的报告
十二大开完会以后，我在党校讲了一次，题目是：《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现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没讲出什么新的道理。第三部分：《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也可以说是照本宣科。比较有点意思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这部分中的道理也还是那些，有什么新意也很难说，但解释得比较好，把我们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结合进去了。
比方说，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关于从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认识革命规律的论述，用斯大林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回答别人提问时关于〃规律〃的解释，来说叫〃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用通过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们才逐步认识应该学习陈云观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说明〃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才有绝大多数人〃。我还说明，〃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像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才讲出一篇道理，指出，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我通过历史经验的分析、比较、总结，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所以，说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来，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还令人欣慰，有些却让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悦。
注释：
①勤务组是“文革”初期机关、单位党组织瘫痪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
②邓力群：《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问题》。《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页至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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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一是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二是两件突发的事情。中间插一个文物工作。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第一个会，是1月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在出版工作会上，1月8日，我有一篇讲话《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这个题目就是我讲话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从这个要求，各种出版物要体现热爱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做，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例如，李约瑟就写了七大卷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的书，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
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我在几个会上都反复讲了这个意思。其中在广电部和记协联合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提出了：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提出了九条建议：第一，反映祖国新貌、建设成就、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第二，广播电视中仅有《祖国各地》还不够，应该与旅游部门介绍中国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旅游词典〃项目联合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内，把三千多个旅游点，一个点拍一部电视片。第三，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教科书不同，我们的电视及电影、戏剧、小说等，应该着重从人物出发，围绕人物展开与他联系的历史事件。第四，从古代到现代，大诗人、大作家、大画家、大音乐家、大戏剧家、大表演艺术家、大书法家等，他们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他们的爱国主义事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第五，从古到今杰出的科学家、学者、思想家，为了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第六，历代文物的介绍。我们的文物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选择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响的文物，拍成电视进行宣传。第七，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以及歌舞戏曲、著名演员、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的介绍。第八，建议对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解放前后比较，对每个民族美好的文化、特产，优良的传统、道德品质等，把它们搜集起来，拍成片，每个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国外爱国者的事迹、著作。鲁迅、茅盾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应该继续搞，并且加以丰富、扩大。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名著与名画》，这样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国历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长周谷城），让我去讲话。4月11日，我在讲话中发出呼吁：〃请求大家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向我们的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不但有责任而且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国史学界本身就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通过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等方式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界的同志能够发挥独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书记处研究室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文件，一直写不成熟。在我这三次讲话之后，特别是我对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让他们以此为基础修改那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的文件，经过修改后的文件应该说比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发出这个文件，在报纸上也公开发表了。《意见》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目前社会条件下，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这三大任务。《意见》提出做好十个方面的宣传。就是我上面提的9条建议的内容。这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在不同的会上多次发表这个意见。在高校、北京电视台、高教思想工作先进人物会议上都各讲了一次。由此接触和结识了李燕杰这样一批人。应该说，这些人有一定的演讲水平，也有内容，方向一直也不错。开始时，他们人还较少，现在他们的全国教育艺术研究会约有六、七百人了。在这13年中间（19831996年），我和他们这个团体联系比较密切，大家关系都不错，在倒霉时，他们也和我患难与共、命运相通，成为海内外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李燕杰的书在台湾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们几次去澳门演讲，效果都挺好。这些人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表现不太好。
在全国出版工作会上，通过了一个由书记处研究室、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最后报请国务院和中央通过，后来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从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当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接任时，宋木文讲这个文件直到他下来时，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也还管用。
2 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第二个会，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重要会议是中宣传、中组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等7个单位联合召开的。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8日，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因为鉴于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工人起来造反把当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给推翻了。当时，陈云同志讲了句很有名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了，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当时宣传部的文件体现了这个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觉得波兰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共产党执政以后搞不好的话，工人阶级会造反，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搞掉。我们现在还没出现这个情况，但搞不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凑在一起，认为应把这个问题抓一下，即帮助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员中，除了任现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干部（如党委、学校、工青妇的领导）之外，还广泛吸收退下来的、热心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研究会，共同负责这样一个工作。当时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党委、工会、企业领导处于第一线，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多数同志处于第二线。第一线要应付经常性工作；第二线的人就要超脱一些，时间也充裕一些，从现实出发研究一点比较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向那些任现职的同志提出建议或从研究会的角度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