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 第70部分

　　　　回头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农村工作的文件。这个文件，对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算是开了一个头，确定在全国三种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这是赵紫阳和另外几位同志提议的。文件由胡乔木主持起草。三种地区，即贫困地区、边区、人口分散的地区。

　　　　1980年底的经济调整算是真正落实了，按房维中的意见，那年的调整，争得了三年的发展，计划叫做保四增五，实际达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赢得了1981…83年三年经济的正常发展。到了1984年底，经济上就又开始冒了。中间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批评耀邦的经济观点。

　　　　这场争论从十二大准备工作开始到十二大开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结束。姚依林、宋平、房维中写信，反映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分别找赵紫阳、胡耀邦、胡乔木谈话，又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点名批评耀邦。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当时赵紫阳还算头脑清醒，说我们的经济，历史上都是这样，发展两年，好的时候，头脑就发热，要猛上，结果又来一次调整，经过整顿，日子好一点，头脑又发热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经济的决策权从耀邦转到赵的手里。这对耀邦是一个抑制，对赵是一个支持。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84年。许多同志说，农村也好，城镇也好，十年中间，1984年为黄金年。1984年以后开始走下坡路，问题就多起来了。

　　　　1984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农村。农村即过去讲的休养生息的三条：减免农民一点负担，增加一点粮食进口，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些政策的实行，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从长远的外部生产条件来讲，全国农村经过过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坚持的水利建设，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上述的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和农田水利建设，即使实行包产到户，也发挥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条意见，包产到户要实行，但是一定要坚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后来杜润生他们吸收了这个意见。他们的提法，叫统分结合。实际上，有的原来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坚持了统分结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没有统，拖拉机分了，社办企业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也分光了。这几年我到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他们都这样讲，凡是实行联产承包制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后来普遍好，没有坚持集体经济的，现在发展慢。

　　　　当时还提出扶助重点户、专业户。重点户、专业户敢于带头冒尖，在这点上起了某些好作用。农村贷款都来抢，重点是贷给这些人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农村雇工。这是必然的。因为一方面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生产资金集中，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贫富不均。当时如果不允许雇工，是不对的，实际上也禁不住。问题是怎么引导，怎么管理，用时髦的话，叫政策导向。赵紫阳说，不超过七个人的界限，两个帮工，五个学徒，七个人以内的不叫雇工。。他这个意见倒是比耀邦的意见还接近现实一点，而耀邦、万里二位都不主张对雇工人数加以限制。有一次赵紫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国农村地少人多，从生产上来讲，不可能形成美国、欧洲那种大规模农业经营资本家，我们的生产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如果在农村出现了数量很多的雇工，一个是不利，一个是不可能。

　　　　城市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加上我们财政、信贷方而的扶持和帮助，这几年城市里的个体户大发展，雇工的人也就跟着多起来了。在当时，这也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个体户的雇工人数，没有受这七个人的数量限制，到1981年底、1982年春超过七人以上的雇工户，到处出现了。这时他们提出允许超过八个人。我当时表示同意，但提出不公开宣传报道。我转张云声同志那封信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下党内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小平同志说：看了几年了，到了该处理的时候了。赵紫阳只是提倡经过税收等办法，把他们的利润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限制他们把这些钱用于生活消费。这怎么能限制得住呢？实际上办不到。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不承认，超过七个人是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赵紫阳更不承认。

　　　　到了十三大的报告，才把这部分人从个体经济里区分出来，叫私营经济。私营经济里头有雇佣关系，但不承认是剥削关系，也不承认有剥削收入，把剥削收入叫做非劳动收入。加上这几年价格的双轨制，流通领域里的混乱，个体户、私营者大发横财，流氓无产者变成流氓资产者，新的资产者出现了。但是这些人，看他们的出身、经历、现状，他们的积累过程、发财过程和前途，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许多人是违法致富，靠挖社会主义墙脚致富。万润南就是一个典型。他所以那样支持学潮、拿出几十万元资金，原因就在于此。

　　　　在我们的合资企业中间，有的人接受人家的回扣，接受人家的贿赂，从中得到很多好处的，替外国人出了大力。有同志说，他们是新条件下的买办。

　　　　这几年提倡形成企业家集团、企业家阶层，提倡他们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不是通过付出艰辛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真正发展生产，而是通过租赁、变卖、兼并，个人风险承包什么的，一年下来拿几十万元。大中型企业好一点。特别是小企业，出了一批收入大大高于职工的新企业家，关系紧张得很，他们培植亲信，拉帮结派，发展到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程度。有的厂长、经理自备手枪、警棍，雇佣私人保镖。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经营权、所有权分离。这是赵紫阳从保加利亚抄来的。在此基础上有了企业法。但是还认为所有权不明确，产权不明确，出来一个股份化。关于这个问题，王梦奎那篇文章作了一点分析。确实不能一概反对，因为股份化有各种各样，如农民集资办一个企业，联合企业掺股，既有国家的，也有个人集资的。他们的着眼点，是要把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开始是说，工人有钱的买股票，没有钱的就不买。梦奎的文章说，这就把工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有股票，大多数人没有。弗里德曼的办法，就是把企业分给全国的人、每人都有股份。这样，就算产权明确了，还得成立一个管理机构，即董事会。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有股票的人都有参加董事会的权力，还是股份多的人垄断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这同西方的〃人民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美国，这种办法也行不通。〃去年耀邦在长沙还同我说，一有股票，就要同股票交易所连起来，股票一上市，我买了：这张股票，我就成了这个厂的股东之一，卖出去就不是了。持有较多股票就成了食利阶级了。这样走下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赵紫阳开始想在企业实行这一套，没有走通。

　　　　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用了陈云同志那句话：〃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3年准备政府工作报告的几次会议上，赵紫阳叫查宪法对于陈云同志那个提法是怎么样表述的。查的结果，原文不同，但还是那个意思。他说，要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提法搞掉。

　　　　他1983年到法国访问前后说，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办法即指导性计划的地住要越来越高，指令性计划的地位要越来越低。所谓指导性计划，即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价格、税收、信贷、财政，包括必要的国家行政干预。这个说法改变了十二大报告中的有关提法。

　　　　赵紫阳如此强调市场的作用，是违背十二大决定的。市场，有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也要有劳动力市场，即所谓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市场的提法，我反对过一次。据说宋平同志又反对了一次。后来还是写上了。曾经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叫劳动力市场，一种叫劳务市场。赵紫阳这样突出市场的作用，到后来就形成十三犬提法，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他提出的调控市场，同“包字进城”以及财政上的分灶吃饭，是互相抵触的。实行财政的分灶吃饭，企业的承包制，势必造成各自封锁、行业封锁、地区封锁，我竞争不过你，就不让你的好东西到我这个地区来，我要保护我的东西，在我这个市场里头实行各种优待。这一套同多年以来宣传的“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造成票子越发越多。据马洪同志说，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可能是1982年，张劲夫同志介绍上海一货币专家给他，谈了一次话。那个人讲：罗斯福新政，增加支出，搞各种各样的工程，增加票子，增加社会购买力，票子发行很多，通货膨胀很厉害，国民经济在大混乱以后，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就稳定了。赵也想搞一年涨价，增加票子发行，认为一年以后就可以稳定。他要大家研究罗斯福新政。当时我们几个根据简单的分析，指出那时的罗斯福新政同我们情况完全两样，他那里是消费过度萎缩，供大于求，我们是供不应求。他以后不再提了。

　　　　1984年，发现社会购买力大，供应跟不上，赵就提出积压外汇不尉用浪费，不要有钱不会花，结果花掉了国库积累的近1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高档消费品，包括高级小汽车，最后，外汇只剩下25亿，据统计局材料上说，实际上国库只有5亿美元，其他20亿是帐面上有，而国库里没有。海南省汽车大案就是赵紫阳批准的。在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只提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同意，只说是任仲夷的秘书办的。据说，这一案就七万多辆小汽车。

　　　　有人算了一笔帐，十年我们内债合起来近3000亿，外债目前420多亿美金，按3。7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也有1500多亿元人民币。内外债合起来约有4500多亿元。今年内债进入还债高峰，外债到1992年进入还债高峰。房维中同志说，我们靠4000…5000亿的内外债，维持了虚假的繁荣。

　　　　何均同志告诉我一个例子。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形成，主要是抗战结束以后的通货膨胀。我们国内有些暴发户，包括搞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也是这样富起来的。。发生通货膨胀老百姓吃亏，他们发横财。

　　　　同弗里德曼谈话以后，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到底是要干什么，应该是明朗化了。至于他终于没有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也考虑到能不能通得过，在什么情况下说到什么程度。过去有什么意见还送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看。他公开发表的东西，同在小范围里说的往往不一样。正式场合是一个说法，私下谈又是一个说法。1984年用掉120亿美元，就没有通过老同志，是他在北戴河决定办的。

　　　　去年初，本来的提法叫稳定经济，又加了一个发展经济，然后出来“改革总揽全局”。三、四月份，两头在外、大循环，年中又提出闯关，九月以后治理、整顿、深化。到处出现抢购，不得不治理整顿。他在三中全会上，对几年来经济上的问题，只承认“见事迟，抓得晚”。实际上，去年下半年，他又提出反对走历史老路，他下面那些人也纷纷鼓噪，反对治理整顿，说治理整顿就是走历史老路。本来，李鹏同志今年春天在政府报告中准备讲多年来的失误，赵坚决反对，只讲了本届政府即一年多一点时间里的失误，但赵紫阳也不赞成。今年的人代会，代表们对李鹏同志报告印象比较好，认为态度比较诚恳，还作了自我批评。小组会上，代表们纷纷对赵紫阳提出批评，认为主要责任在赵紫阳，而赵紫阳却不吭声。他对李鹏同志不高兴，到耀邦同志去世，他就把污水泼到李鹏同志身上。学潮开头，什么人都骂，可以说是乱箭齐发。4月18日晚，一冲新华门，从此矛头集中指向李鹏。提出让李鹏同志出来对话，不出来就打倒。4月22日上午，有人造谣说李鹏答应在中午出来接见学生。这也是为了挑动学生反李鹏。

　　　　小平同志这次讲得好，说有些人的所谓改革是搞资本主义化。有同志说，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他们确实要按照他们那一套来改，我们是完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相排斥的，还是相容的？核心的问题是实行计划经济能否自觉地遵守价值规律。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只能够盲目地、自发地起作用，不能自觉地调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就拿日本来讲，他们有四大钢铁公司，年产量4000一5000万吨，公司下面各有几个大钢厂，完全是搞商品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也在国际上销售。这类公司的商品生产，计划非常严密，你既不能少生产，也不能多生产，总公司对下面的各个分公司莫不如此。这个妨碍不妨碍遵守价值规律？根本没有妨碍，相反，他们根据计划，自觉地按照价值规律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他们的跨国公司比我们的计划性还强。不能认为他们的计划可以运用价值规律，而我们就不可以，这没有道理。他们的信息，国内国外都比较快，这比我们进步。我们不仅信息不快，还相互封锁，在这方面确实不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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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六　在烟台谈赵紫阳的改革（4）

　　　　4　八月十一日的谈话

　　　　经济私有化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评“一切向钱看”。他们自己的讲话、文章里头一直避而不谈，别人的讲话，经过他们的手，也往往把这个话勾去，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1985年3月